我的记忆是被一架飞机唤醒的。
我们从淮阴洪泽湖农场迁场搬家的第一站是盐城响水黄海农场的新荡，在这里，我从三岁长到五岁。
农场土地太多，人口太少，机械化程度高，飞机洒农药是常有的事。有线喇叭头一天就反复播放通知，电话从场部的总机室密密麻麻链接到每个营、连、排，全场动员，像迎接一个伟大的客人。各家各户关好门窗，收好衣服被子，特别是吃的东西，酱缸、萝卜干、冬瓜豆子……飞机飞得很低，看得见飞行员的皮帽子，还有蚂蚱眼睛一样的风镜。排山倒海的气浪和声音吓得鸡乱飞，狗哀哀地叫，夹着尾巴乱窜，不知要躲到哪里去。我们兴奋地追赶，向天上扔帽子、鞋子……农场专门播出了制止通知，却丝毫不减我们的热情。我们蹦着大喊大叫追到田野，看它飞过树梢，看它游弋滑翔，看它抖动翅膀喷出水雾，每块条田洒一遍。天空瓦蓝，阳光灿烂，云飘飘，风轻轻，柳漫漫，飞机像只勤劳的大蜜蜂，来来回回地忙，直到最后真的只有蜜蜂大小融进云彩里飞走了。
我有清晰记忆的第一个家，是一栋带着走廊的房子，在新荡独此一排。那时的雨水特别多，有一次雨太大，积水漫过了台阶和走廊，我们退缩到凳子和床上，家里的盆和凉鞋摇摇摆摆地漂。我家的几只鸡在二十米外的树底下缩着脖子，怎么唤也不回家，眼看着洪水打着旋涨上来。母亲卷卷裤脚管，打着伞去施救。刚到树底下，“咔嚓”一个响雷，母亲应声倒下，我们吓得大哭。哥哥姐姐们蹚水去救，我们小的在走廊里哭着喊叫。不一会儿，却看到母亲抱着鸡，笑眯眯地带着哥哥姐姐回来了。原来，雷声炸响，母亲吓一大跳，脚一滑，摔倒了。也许是这次生离死别的惊吓，催生了我家最早最全的一张全家福。外奶和父母一排坐着，堂哥站后，我们姊妹六个前排坐着。大姐抱着小妹，小妹低頭兀自玩着手指。我一刻不停，曝光的一瞬间还在动，头就有点模糊……背景就是新荡那幢带走廊的房子。
父亲比母亲大十八岁。父亲打过鬼子的资历，相当于现代婚恋市场上的宝马和别墅。那个年代，穿着列宁装、扎着红绸腰带、扭着秧歌的少女们，追求就是那么至高至纯至真。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年龄差距让家庭充满了错落和不安。从记事起，父母就常常吵架甚至打架，每次我们都大气不敢出，小心地走动，聚在一起，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干什么。有一回，我傍在母亲枕边睡午觉，他们不知为什么吵打起来，还有人来劝。混战中，半块飞砖砸过来，劝架人烟杆一挡，落在我脑袋上……我左脑门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被人喊了一辈子“五疤瘌”。
我的人生磨砺是从半块砖头开始的。
他们为什么老是“战争”？多年后听大姐告诉我，母亲生在一个大家族，在娘家排行最小，有她的爹爹奶奶父母和五个哥哥姐姐宠着，就很任性和霸道，也不怎么会做家务。有一年母亲怀孕时想吃萝卜，看到连队的大场上有，就叫二哥去拿了几个。父亲回来知道后，狠狠地批评并吵了起来，母亲大哭。二哥拿着母亲纳鞋底的锥针，一下扎在了父亲的大腿上……
“文革”期间，父亲被关在学习班，有一段时间传出他有自杀的念头。母亲知道后，带上我们姊妹六个赶到滨海樊集，大小一溜排地站着，大声向父亲宣告，你要是自杀，我马上改嫁，孩子都是姓吕的，我一个都不要。我们抱着父亲哭成一团，父亲在母亲的激将法下终于活了下来。
父亲走了许多年后，我与母亲闲谈，她不经意讲过，父亲最喜欢母亲一张戴着大檐帽的照片。父亲上河工，怀揣一张中午发的死面饼，到了晚上回来带给她吃……
父母一辈子吵吵打打，恩恩怨怨，同甘苦，共患难。他们的欢喜和幸福、苦痛和矛盾更多地来源于感情生活之外，更多地随着政治波涛和社会风云起伏跌宕。他们能从头到尾圆满地走下来，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家，是我们一生都感到庆幸的事。
新荡的家前面有很大的空地，我们挖地做小坑，玩青楝枣的走羊窝子；举着大扫把，在阳光下追赶梦一样飞翔的红蜻蜓；家后面有树林，开着甜香味的槐树花。再后面有孩子眼里的一片“湖”；春天拔了“湖”边芦苇的芯，抿在嘴里吹，蒙蒙地颤响；卷了苇叶用刺槐的针定住，很粗狂响亮地乱吹；叠了苇叶船，放上一个小蝌蚪做艄公，鼓励它顺风顺水游世界……
农场靠近黄海，风是常客。随便一个普通的日子，只要走到田边，就能感觉到风的殷勤，拽你的衣服，揪你的小辫子。遇上台风，更是不得了的事。乌云黑压压地从黄海上开来，携带着暴雨和隆隆雷声。庄稼和芦苇被一路碾压，叩头作揖，降服在大地上。野草在无遮无拦的旷野中像是惊蛇，一波一波地窜向远方。曾有躲避不及的农工就地卧在大田里，双脚钩地，手攥玉米秸秆，身体随风起伏，像是在打夯。我家房上的瓦片片竟然被揭起，摔到了十米开外……大风所过一片狼藉，损失惨重。每年防台风，年年被打败，屡败屡战。父辈们在黄海大地上战天斗地还斗人，豪情万丈，书写着别样人生。
那时候农场的家，四周草木丛生，庄稼遍野，人是入侵者，草木才是主人。凌空俯视，新荡十几栋房子掩埋在苏北大平原浩荡的草莽中，黄海滩涂上盐蒿子一棵成堆，堆堆成片，无边无际的芦苇丛中，一家一家，一窝一窝，孵育着我们绿色的童年……
有一年，新荡同学家孩子结婚，我们应邀前往。同学相逢，一路欢声笑语，叙旧拉家常，一位女同学幽幽地说，要回新荡带走廊的老家看看。我一听很是惊奇，怎么成了你的老家？细细叙来，我们竟然先后住过同一间房，共有一个老家呵。我们打着伞共同回家。老宅已然不是记忆中的样子，几十年的负重和磨难，台阶已与大地平行，房前又盖了许多屋，感觉插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破败逼仄，暮气沉沉。进了老宅现主人的家，说明来意，立即被浓浓的亲情包围，端茶倒水叙旧事。几十年间，老屋竟然换过十多家主人，也就是说，我与十几户家庭共有一个老屋，几十个孩子共有一段老家的记忆。
农场兵团编制，住房共用，调动频繁，我们随父母转业，屯垦戍边，很早就感受到军号下的令行禁止和开拔出发，国家的意义和戍边的天职。在农场长大的人，谁都能说出几个家来。
在梦里，我们从不同的方向，乘着月色和星光，以不同的身份和姿态翩然而至，再回“母腹”，重寻温暖。我们在同一间房里吃饭、睡觉、做梦和成长，但绝不会打扰别人的欢愉。时间把我们隔成不同的空间段，前后截取着老屋的记忆，接受着老屋给我们的滋育，同“母”却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同一间屋子，却开着不同的梦想之花，愚的愚来贤的贤，一晃就是几十年。
在黄海农场，我曾经有九个家，一梦醒来，却没有一处能安身。
若是能有一天，举办一场“同一个老屋，同一个家”活动，我得要分身多处，我该有多少兄弟姊妹啊。
吕焕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做过教师、工人、编辑。已发表诗歌、散文、新闻等稿件数千篇，多次获全国散文大赛奖。
编辑 闫清 14533370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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