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是一个极具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被提出：当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

　　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时，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也归于指导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并没有附带使用说明。但这种能力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受。有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这种享受，而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科学还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吗？

　　科学的第三个价值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极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有把握时，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經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时，我们便找到了通途。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上各种问题毫不奇怪。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法，并传给下一代。

　　（摘自《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作者：理查德·费曼，译者： 李沉简/徐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