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维

　　十九世纪末，妇女运动在中国兴起，传统女性开始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并进一步争取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随着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妇女参政权成为男女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重要体现，而妇女参政也是争取“男女平权”的必要手段。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逐步走上政治舞台，一度当选为国民党政治决策的核心成员之一，成为国民党内第一位进入政治权力高层的女性，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日益高涨的妇女运动，鼓舞了一批青年女性参与政治、投身革命的热情，无疑是“中国妇女的最高典范”。

　　推进女子参政权

　　1926 年初，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宋庆龄被正式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与何香凝、邓颖超一起当选“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将国民党第一个《妇女运动决议案》提交大会通过。

　　国民党二大刚刚结束，宋慶龄便在出席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时发表演讲，强调女代表人数在妇女争取参政权过程中的重要性。国民党二大规定“各省市要有女代表”，政府党派还要竭力“促进各种妇女团体的组织和发展”。这样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正是因为有了宋庆龄为代表的杰出女性的努力，她们将个人的参政经历化为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妇女为争取妇女参政权而奋斗。

　　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宋庆龄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组成人员。至此，宋庆龄已经进入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汉口办公期间，宋庆龄出席各界妇女团体活动，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发表有关“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言论，极大地推动了妇女参与政治的热情。当时在汉口，妇女们举行女界同乐大会，召集女党员大会，开办妇女平民夜校等等，女权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创办妇女政治训练班

　　宋庆龄刚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便有妇女团体组织约见。但由于时代因素，部分妇女思想觉悟不高，革命参与度不够，也成为实现妇女权利的阻碍。宋庆龄决心开设妇女政治学校，作为推动妇女参与公共事务，投身革命的后备基地。

　　妇女政治训练班由宋庆龄发起、招募、管理。她亲自担任主任，兼任会计，偶尔也为学生讲课。党务训练班的课程涉及党史、法律、政治、社会等学科相关内容，既有理论培训，也有实践学习。她们在“三八节，总理纪念，三二八纪念曾分发传单，各处演讲，编队游行，更自动地组织学生会，常常开会演讲，以资练习”，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一时“为湖北空前未有之盛况”。

　　从宋庆龄独登政治舞台，凭借特殊身份与地位发挥政治影响力开始，她在女权运动中已经不仅仅是践行者，还是积极的推动者。严格意义上说，宋庆龄并不像何香凝、向警予、邓颖超等女革命家那样领导女权运动，而更多的是以参与政治的方式，在舆论、法律、教育等层面上，推动妇女运动全面而快速地发展。

　　融合女权与妇女解放

　　随着国民革命情绪的日渐高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代背景之下，任何形式的妇女运动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发展，争取女性权利必然就面临着要与国家、民族大义相结合的命运，这就为宋庆龄融合女权与妇女解放提供了有利契机。

　　在宋庆龄看来，她主张争取女权运动不仅仅限于女子参政内容，而强调妇女是国民一分子，争取女权要与国民革命相结合，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宋庆龄所主张的女权运动不限于上层妇女，还扩展到各阶级妇女群体。她关心女工，突破阶级限制，呼吁“吾国之奴隶妇女均须通力合作，以谋解放，工人妇女如有受压迫者，亦须设法取得自由”“妇女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对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 她在《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就提出要“注意农工妇女教育”“赞助劳工妇女的组织”。这些主张与规定兼顾中共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所代表的最广大利益——工农妇女群体，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为一个革命的大同盟。

　　宋庆龄强调女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把中国的妇女运动融入世界的妇女解放。她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新中国妇女之职责，应使其姊妹均有世界眼光”等等。这种主张扩展了妇女运动的外延，使其不再局限于某一社会阶级、妇女团体或者本国内部群体，而是将中国的妇女运动纳入世界范围。

　　在她的努力下，“妇女参政” 和“男女平权”法规逐渐产生效力，将全体妇女不论贫富都纳入妇女运动范围中来。她在国共两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突破了他们各自在当时情况下的局限，使中国的妇女运动伴随着国民革命开展，向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方向发展。

　　（摘自《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年9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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