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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停在了五楼。523房间位置非常近，向左拐个弯，第一个房间就是。走廊空旷幽长，87岁的张光义踽踽前行的身影，让这条通道有了点距离。

　　步履艰难处，一片亮光涌了过来——门开了。

　　古都南京。中国雷达工业发源地——十四所，从妙耳山拓展到古平岗、定淮门，继而又搬迁到国睿路8号，在张光义几十年如一日的科研活动中，这扇门被打开过无数次，他也无数次在黑暗中被门内突然涌来的亮光所包围，只要轻轻跨过去，他在工作中的困惑和孤独也一并被吞噬而尽。

　　从外表看，这是一扇极普通的门，门头挂着写有“张光义”名字的牌子，在暗影中举重若轻却又不动声色——门后的张光义，是中国相控阵雷达技术的奠基人，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我国雷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扇门赋予了张光义非凡的人生履历，从1962年到现在，整整60年的时间里，他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总体室主任、副所长、总工程师;获光华基金一等奖、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奖项;著有《相控阵雷达系统》等雷达专著。

　　2000年，65岁的张光义退居二线。他的同事朱爱红告诉我，虽说是退居二线，但无论是在十四所的办公室、技术方案论证研讨会上，还是在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上，人们还是经常可以看到张光义的身影。

　　2022年7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正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开展2022“中国一日·科技强国”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组织作家深入科技创新前沿、科技攻关现场。在赴中国雷达工业发源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采访过程中，我和这位老院士有了长达数小时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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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我对中国电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已略有耳闻。自成立之日起，十四所就与共和国的国防安全和军队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先后在“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三峡工程”“奥运安保”“国庆阅兵”等诸多国家重点工程中承担关键任务。可是，对南京人来说，在雷达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今天，这家单位依然保持着神秘的色彩。

　　1948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命令当时的雷达研究所，即十四所前身南撤，时任所长葛正权受地下党感召，千方百计把雷达研究所这一“中国雷达事业的种子”留在大陆。在浙江大学进步青年谷超豪、张叶明、施雅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雷达研究所于1949年光荣“起义”，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保留了人才和设备，也为新中国雷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在一座位于妙耳山的1076平方米的研究楼里，诞生了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制造的314甲雷达、第一部米波远程警戒雷达、第一部微波雷达、第一部单脉冲试验雷达。

　　十四所展馆脉络清晰地展现了中国雷达工业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的蓬勃发展历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成功培养了一批雷达技术人员;1964年，我国导弹和原子弹相继研制成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640指示”，我国启动了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640工程”，以张直中为代表的十四所设计师，最终成功研制出110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154-II单脉冲测量雷达等诸多中国雷达的第一;我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第一部预警机雷达、载人航天工程中所需大型精密跟踪雷达以及机载有源相控阵火控雷达等海陆空天各领域重点雷达装备，这些赫赫战绩背后都镌刻着张光义、贲德等科学家的名字。如今的十四所被誉为“三军之眼，大国重器”。

　　如果不是朱爱红在旁边的提醒，我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中国雷达史上丰功伟绩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名字，一个个惊心动魄的过程。比如，1953年，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的张直中受命仿制苏式防空警戒雷达。当时研究所里没有一张雷达图纸，只有一台缺少天线的苏式Π-3雷达样机。发射和接收天线装置是雷达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设计难度最大的部分。这意味着，在没有任何借鉴和参数的情况下，只能从零开始，自行设计。经过不断绘制、试制和改进，其研制中最大的难关终于被攻破。其时，苏联在我国东北有一台防空警戒雷达，出于严格保密，他们在雷达四周布满了很大一圈铁丝圈。时任雷达研究所所长申仲义带着几名科研人员在铁丝网外用望远镜观望，最终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基本弄清了天线的物理尺寸。从此，中国走上自制雷达的道路。

　　直到走进张光义523房间的办公室，我一直以为我会从这位87岁的老院士那里听到更多中国雷达发展史上的传奇故事。宏观的历史叙事之下，理应有更多有情感、有温度的故事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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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间和回忆却可以开辟出一条新的河流。

　　这一天，张光义像往常一样，从奥体坐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单位，电梯将他带至五楼，走过深长的走廊，打开门，然后走到他熟悉的光亮当中。

　　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总有那样一条河流，或长埋于地下，或隐匿于尘世之间，等待着某一天被唤醒过来。正是在这一天，张光义在他宽敞而安静的办公室里，不断陷入回忆与叙述当中，记忆从古城南京沿着蜿蜒奔腾的长江不断向上游溯去，一直到达历史名城四川泸州。张光义人生最重要的少年时期正是在那里度过的。多少个午夜梦回，张光义会想起那个给了他一生滋养的地方呢？答案似乎是混沌世界中的一个个小光亮，隐隐约约，不可忽视。

　　1935年9月，张光义出生，两个月后，父亲去世，留下他们兄弟五个，大哥15岁，二哥才9岁。为了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大哥去了酒厂，省去了一个人的吃饭开支，三年满师后一个月就可以挣4块钱，还能接济点家里;二哥小学没毕业，就去了当地的一家工厂工作。张光义自小由二哥带着，他至今仍记得，二哥去的这家单位叫联一公司，其时，二哥离小学毕业还差一个学期。后来，我特意查了一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泸州风云人物肖则可在泸州成立联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建的联一公司大楼位于泸州江阳区大河街70号，后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哥工作，让这个陷入困顿的家庭顿时减轻了不少压力，他本人也由此能够去买书看，这对从小就跟着他的张光义影响至深。

　　贫穷、亲情、责任、友爱，这些词构成了张光义童年生活的底色。在张光义的记忆里，日子虽然过得苦巴巴的，但因为有书看，看了不少书，却熠熠生辉着。那是一个极其陌生却又有迹可循的世界：线装书《隋唐演义》，字看上去很小;每到开学的时候，他总会把教科书翻一遍，不知不觉中总能看懂一些;在他读初中后，二哥还给他订了杂志，他到现在还记得那些响亮的名字，群星闪耀的开明书店不光出版了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更用一本影响力巨大的学生刊物《中学生》，开启了张光义对外界事物和现代科学知识的认知。

　　7月的南京，外面阳光发白，而在室内，张光义的叙述，像正在放映着的一部老旧的无声电影。它指向一个人至关重要的童年时期，那些枝枝蔓蔓的细节，成为丰饶的记忆和财富，伴随他一生，给他以前行的力量。

　　1956年，张光义前往苏联留学。那些在童年时期伸出去的触角，再次被激活了过来，海燕，高尔基，童年，普希金，散文诗，歌剧，蝴蝶夫人，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还在学俄语……张光义就像一块海绵一样从周遭吸引着各种养料，贪婪而不知疲倦。

　　事实上，用今天的眼光来打量，张光义的童年绝对说不上有多优秀。这一点，张光义是知道的。但那样的童年，却给他打开了无数可能性，其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今天的小孩很难比拟的：一个家庭5个小孩，各年龄段循序渐进，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参照;他们搬了新家，房东是一位老中医，他的花园空旷而物种丰富，是孩子们的天堂，那些玩伴都和张光义差不多年龄，他们在里面做游戏，日军进行轰炸时 ，就一起跑到花园去躲警报。

　　小孩子的世界自然而然会形成对外部成人社会的模拟，主张公平，有竞争，讲规则，学习氛围浓。张光义说，那个时候，他在同龄的小孩子中认字能力比较强，也因此总是受到称赞，但他算术却比不过别人;他一度耽于打皮球，虽然只是小孩之间的游戏，但想赢的心态依然很强烈。

　　混沌之间，张光义总结出了一定的学习方法：他四岁多开始认字，依据的是哥哥上学时的课本，上面的方块字，总是被剪得有大有小，不像现在的字，字体大小、颜色都一样，这反而形成了差别性，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老师的“师”和元帅的“帅”，很容易就发现就是多了一横;学英语，他会把它编成歌，大声唱出来;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课是抗日内容，“青蛙青蛙你为什么哭，我恨日本强盗心太毒，抢了东西又烧屋……”因为抗战期间课本纸张质量差，又被编成顺口溜，张光义至今还能连同歌词和韵律哼出来。这种方式后来在张光义编抗日游击节目时被多次用到，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对事物进行多维表现。

　　懵懵懂懂之间，张光义对未来并没有什么压力，妈妈也不问他成绩，人前人后还总是夸他。即便如此，张光义心里是清楚的，他离优秀还是有距离的，尤其不能麻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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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

　　张光义模模糊糊地知道，对他这个家庭来说，要考到县中，才能继续有书读;他读到艾思奇风靡一时的《大众哲学》，深为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所感染;他听了不少讲座，开始知道共产党贡献大。与此同时，从为上公立学校到为国家，张光义有了更明确的学习目标。怀揣着科学报国的理想，1962年2月，他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无线电技术系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四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的前身。

　　事实上，张光义和雷达的渊源并不是那么简单。留苏初期，他选的专业是水利，梦想着建设三峡，后来顺应国家发展形势的需要，才临时改学无线电技术。对张光义来说，这多少有点不得已，却又顺理成章。其时，张光义还不知道雷达是什么，也不知道国内做到什么水平。少年的现实教育，就像一颗种子，一直深埋在张光义心中，直到有一天，遇上风，碰到雨，就顺势疯长了起来，长成了它应有的样子。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泸州街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小朋友们纷纷跑出家门，聚集在一起。当时的新闻里说，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到日本的土地上，这引发了少年张光义的好奇心。在泸州方言里，圆和丸音不分，张光义以为原子弹就是像丸子那样圆溜溜的。至于为什么原子弹能有那么大的威力，为什么斯大林依靠一种叫“雷达”的装备就能在指挥所里对天上的飞机了如指掌，张光义并不是很了解，他只是简单地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并且朦朦胧胧地懂得，科学可以强国，可以救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童年的记忆再次驱使张光义朝着光亮走去。

　　这个经历，后来被张光义在很多场合提及，并经人口口相传中演变为一代院士的传奇故事。传奇自有它生长的土壤。将近77年之后，张光义依然记得那天在街头的场景，他和小伙伴们具体站在什么位置，这些都历历在目。那年，张光义只有10岁，而他人生的方向在那一刻就已被锁定。张光义说，创新要靠人，而人的方向要正，爱国主义教育就尤为重要。当年，他接受修改专业，何尝不是对国家做贡献？既然回国后要从事雷达相关的工作，那就要打好基础。所以，张光义省吃俭用，零用钱主要都用来买专业书籍，这些书一直跟着他回到国内，来到南京，最终落脚十四所。

　　其时，张光义还每个礼拜拿出一天时间，多学了一门军事课，这都为他后来从事相关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970年，我国开始了第一部用于观测外空目标的大型相控阵雷达的研制工作，这就是“7010”工程。张光义被任命为该工程的总体负责人和技术领导小组组长。“7010”无论从技术到工程施工都是前所未有的。最终，这款位于河北黄羊山的雷达在若干次实验中，都追踪到了外空目标轨迹，并准确算出落点。1976年，千里之外的东风4号导弹试射，“7010”雷达很快便发现了信号且进行了识别，并完成了对整个过程的连续跟踪，整整持续了二十多分钟。

　　科研意味着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尽管越到后面越困难，但越困难的时候，也意味着越容易激发人的信心。正如张光义所说，科研就是干别人没干过的，干别人都会的，那不叫科研。每到这个时候，他会再次想起小时候与小伙伴一起演算题目的经历，张光义自小就有一个习惯，即在熟背的基础上不断演算。这个习惯一直被他保持到今天，他到中国科技大学给学生上课，每周两次，每次两个小时，他都能做到不带稿子去上课，顶多会有个别地方记在小纸条上，靠的就是逻辑清楚。即便是与我聊天，他也把时间控制得好好的，临到结束，时钟刚好停在他所预设的时间点上。

　　87岁的张光义没有选择在家颐养天年，而是每天到所里工作，这又是他自认可控的一件事。他说，有关相控阵雷达的书，他想做得更清楚更普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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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张光义的叙述，我们得以走进他人生的又一条河流。它迥异于我们所熟悉的工程院院士张光义被无数光环包围的那条人生河流，二者仿似亦明亦暗的两条线，相互缠绕并肩而行，时而高亢，时而低回。

　　张光义的微信头像放了一张风景图片，画面中云层低垂，天地交界处苍苍茫茫，水草丰盛。一条细长的河流从遥远的岁月拨尘而来，在一个萌初的世界里浮浮沉沉，带着新鲜的水汽。

　　1952年，已在重庆一中读书的张光义趁着暑假进行了一次让他终生难忘的社会调研，他要到广阔的天地历练自己——从重庆火车站坐火车到朱杨溪（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的一个小车站），下车后，步行160里回家。一路碰到的人和事，让年轻的张光义长了不少见识。更难得的是，在那次经历中，张光义没有被160里的艰巨任务吓跑，而是一路以大树、山坡、房屋……为标记，不断设定小目标。他相信，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如此一来，再难走的路都有了盼头，用两天时间走完160里路也不在话下。

　　张光义完成了一大半路程，最難的是第二天的路程，体力、耐心，都极受考验。那天，天刚蒙蒙亮，张光义就出发了，他不断跑，不断设定小目标，每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给自己小小的鼓励，然后再继续下一个小目标。走着走着，天就开始亮了起来。

　　王峰，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散文集《旧时光里的小团圆》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张继青：笛情梦边“张三梦”》获第十届金陵文学奖。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