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生命的飘零与伟力
《有生》写了接生婆乔大梅的一个白日和一个夜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讲述了自己的百年人生。另外几个人物均是乔大梅接生的，当然，乔大梅和他们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的关系，而是如伞柄和伞布一样，构成了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数十个人物形象彼此关联、贯穿百年，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演绎着生命的飘零与伟力。
“接生婆”象征生命的生生不息。乔大梅生于1900年，如今将近100岁了。她当了一辈子接生婆，嫁了3任丈夫，生下9个子女，现在只有1个孙子。小说以接生婆作为主人公，以生命与生存为切入点，可以说抓住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底色。小说的叙述视角非常新颖，百岁老人乔大梅瘫痪在床，尽管如此，她却是全能视角，全知视野，并且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小说在刻画人物时，善于为后面的叙述和反思埋下暗线。这些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普遍性。有的着墨较多，有的寥寥几笔，虽有身份设定，但没有固化模式，尽量写出了层次感与丰富性，超越了简单化的善恶标准，主要从人格、人性的角度来加以开掘，从而折射社会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聚焦人物的不幸、苟且与异化。乔大梅唯一的孙子、成功的企业家乔石头，是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小说当下叙事中的贯穿性人物。他回到宋庄，要包下整座垴包山建一座祖奶宫，除了表达对祖奶的敬崇外，更多的是为了寻求自己精神上的解脱。很显然，乔石头是一个扭曲而异化的人物，乔大梅一方面从情感上接纳他，一方面又理性地审视他。小说着重刻画了几个典型的农村女性形象，这组当下人物与历史人物勾连、呼应，既真实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因袭性，又反映了乡村社会的权力固化。对底层民众来说，尽管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与命运，不过，他们有自己的爱恨情仇，有朴素而执着的精神追求。
家族小说人物塑造的价值支点。《有生》聚焦的都是小人物，尤其是最普通的流离失所的农民。农民可能是反映中国近现代百年风云的最佳支点。小说通过农民的视角来反映时代风云，用农民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历史逻辑，作者其实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在农民身上，毕竟没有那么多的故事，更没有那么多的传奇和壮举。也正是因为如此，作者深入生活的曲幽肌理，更细腻地揣摩人情世故，在平凡、琐屑、卑微的生活和人生状态中捕捉时代的悸动，为平凡人立传，为小人物歌哭，体现了深广的人文主义情怀。小说的人物塑造从整体上来说比较成功，不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小说在塑造乔大梅时，缺乏聚焦式、系统化、多元性的深入揭示，不少细节和事件甚至有重复之嫌，显得比较单调，无法进一步生动、立体、丰满地表现乔大梅的精神世界。有些人物着墨比较平均，有些人物关联度不高，显得有点分散，而有些人物甚至有点标签化，比如说，乔大梅9个子女的性格和命运，都分别有所对应，有标签化嫌疑。事实上，泾渭分明的人物设定，可能抵消了人物性格的饱满度和人性的复杂性。
揭示历史的诡谲与惯性
《有生》克服了家族小说总是无法摆脱的史诗情结，着重于个体命运和生活质感，回归了小说创作的本源。与此同时，小说注重挖掘历史的诡谲与惯性，历史与当下总是纠缠在一起，彼此呼应，小说由此强化了现实观照。
个体命运与历史底色。《有生》中的数十个人物形象各有各的不幸：乔大梅自幼随父母做锢炉匠到处流浪，后来为了谋生潜心拜师，做起了接生婆。尽管她时刻谨小慎微、勤勤恳恳、与人为善，但命运总是跟她开玩笑，种种不幸接踵而至;无数人在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中苦苦挣扎，随时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厄运;即使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当下社会，那些身处底层的人们，往往还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小说对环境氛围的烘托可谓情有独钟，有的是勾勒白描，有的是泼墨渲染，往往都和人物塑造和情节营构结合得天衣无缝，赋、比、兴的娴熟运用，人物内心情感的脉动与挣扎，这些在小说中可谓驾轻就熟，体现了作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
生活质感与历史叙事。为了表现毛茸茸的生活质感，《有生》可谓事无巨细，有时甚至不惜精工细刻般地描摹。如何避免生活叙事对历史叙事的简单化图解？小说中，对苦难的展示与解读，总是在浓淡、轻重、内外等层面上进行拿捏，作者在写作上是清醒的，那就是避免自己陷入某种无法摆脱的情境之中，从而束缚了自己的审美触角。底层叙事，如何避免情感上的泛滥，是家族小说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有生》在这方面处理得尤为出色，情感上的克制，往往意味着更为深广的悲悯。例如：写饥饿，既有长期忍饥挨饿偶然得以大吃一顿而撑死的细节，也有日常生活中“舔碗”的细节。对这些，作者的叙述往往很“淡然”，但恰恰显得更有力量。
反思历史与观照现实。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何回望百年历史？《有生》的叙事结构，正是在当下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回望已经过去的“历史”，两个历史绵延交织，作者在各种闪回呼应中完成了对历史的沉思，也完成了对当下现实的观照。《有生》对百年来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展示，而对苦难根源的揭示，除了社会与时代因素外，还着重从个体的性格、品格、选择、命运等角度进行深入挖掘，这样的反思是全面而深刻的。《有生》试图从历史的肌理、历程、文化、文明等角度进行挖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找到了一个准确而有力度的切入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史诗类长篇小说，它最基本的着力点，其实正在于当下，观照现实是最重要的审美和思想品质。
审视文化的凝滞与因袭
《有生》是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作者深扎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对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有着切身的爱，这样，他的笔端才流淌出深广的悲悯。
关于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指每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其中包括生存意识、安全意识和死亡意识等等。《有生》中，乔大梅和她周围形形色色的人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正在于那种随遇而安中所勃发出来的坚韧，这是一种尤为强大的力量。在残酷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他们有怯懦也有挣扎，有忍受也有抗争，更多的只是为了生命意义上的“活着”，而无从追问背后的意义。乔大梅说，从业七十载，接生万余人，意外并不稀奇。我并不怕，接生是我的生命，难道我会惧怕自己的生命？乔大梅有一种非常朴素的生命意识，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值得珍惜。因此，哪怕是给日寇、土匪接生，她也绝对一视同仁。在生命面前，只有敬畏，没有是非。正是这种生命意识，支撑着乔大梅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乔大梅的宿命论色彩，最终转化为一种宽容与豁达，尤其是她躺在床上，只有听力的情况下，更加洞悉人间万物，并且，这种洞悉没有遁入传统意义上的玄学，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回归式的伦理道德与人生哲理。
关于人生哲学。关于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个字，就是“忍”。小说中，乔大梅说，“相信就是真的，不信就是假的。相信日子是一个样，不信日子是另一个样。头顶三尺有神灵，也是这样，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信仰。这种“实用性”信仰体现了朴素的生命意识，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关于文化理想。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來生生不息？追寻民族隐秘的文化基因，当然是民族史诗类鸿篇巨制的使命所在。面对民族的苦难历史，《有生》总是保持着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追问，当然，这样的追问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涓涓细流，在一种从容节制的节奏中进行，而内在的跌宕起伏总是叩击着读者的心灵。《有生》坚持民间视角、底层叙事，完全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体验生活。小说的文化空间中，从来没有刻意表现家族小说中惯用的二元对立模式，所谓的先进与落后、保守与启蒙、传统与现代，在作者笔下，并没有构成非此即彼的冲突，更多的时候，作者善于在一种悖论中建构小说的文化和价值空间。
乔大梅是精神化存在，是人们的精神寄托，村民们将其难以示人的羞耻、情欲、悔恨、罪恶等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正是在乔大梅身上，体现了作家的文化理想。不过，作者把这样一个人物置于准“植物人”状态，她的被膜拜，显得被动而无奈，这种文化守望与审视，“隐藏”着作者自己可能也没有觉察到的矛盾与困惑，无形中揭示了文化的涣散和无力感。作者的这种文化审美显得太成熟了，乃至于看透了生死，看破了红尘，这种文化审美，客观上说具有一定的保守倾向。
（摘自《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有删节。作者为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刘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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