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下，生产队的社员们在麦地里劳作，挥汗如雨。女将们弓着腰埋头割麦子，咔嚓咔嚓，金黄的麦秆子一行一行地躺在身后。男将们排成长长的一串，嗨吆嗨吆，打着号子往生产队的晒场挑麦秆子。走在最前、上了岁数的汉子负责领号子，后面的一长排大男将扯着嗓子跟着喊号子。挑麦的号子高亢激昂，此起彼伏，活泼悠扬，传出很远，与树上一阵一阵的蝉鸣声交织混响，荡漾回旋在红星四队的上空。
那时的天特别蓝，天空好像是一面透明的镜子。那时的河水特别清，几乎清澈见底，站在河坎上就能看到水里的鱼儿轻轻摆动着尾巴在慢悠悠地游荡。小时候，一到夏天我们就喜欢往河里钻。放暑假的前夕，我和几个同学在学校脱光衣服偷偷下河游水，很不幸被老师抓了现行。老师让我们在炎炎烈日下罚站，直晒得一个个头发滴汗。班上的女同学远远围观，看着我们几个只穿着一件小裤衩在毒辣的太阳下站得笔直，晒得像黑黝黝的乌鱼似的。我们极其男子汉地挺直腰杆显得满不在乎。放假了，没有老师管，我们开心地成天泡在水里。我带领几个孩子，偷偷划走生产队罱河泥的木船，钻进芦苇荡里捉鱼、踩河蚌、钓虾、摸蚬子、摸螺蛳。一个小伙伴将手里用自行车辐条制作成的鱼叉使劲一甩，再慢慢拖动细细的麻绳往回拉，一条活蹦乱跳的鲢鱼就到手了。在河水里泡得太久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之后，我们便弃船上岸。接下来的节目是爬树、掏鸟窝。爬上楝树，折下嫩树枝，薅下树叶带回家喂羊;爬上刺槐树，掰断细细的树枝，捋下树叶带回去喂猪。刺槐树的叶子，猪子最爱吃。喜鹊总是喜欢把窝搭在高高的刺槐树顶。它们在树顶上不停地盘旋，呱呱叫着，提防我们这帮熊孩子掏鸟窝。刺槐树的刺特多。这一点儿也难不倒我们。乡下孩子皮糙，不怕刺，看准一棵就呼呼往上爬。还没爬到树梢，鸟儿们气急败坏，发出急促的嘎嘎叫声，翅膀扑棱到我脸上，鸟喙差一点就要啄到我的眼睛。我吓得哧溜滑落到地上，手上脚上戳进许多的刺。妹妹比我聪明，她戴上草帽遮住眼睛，三下五除二就小猴子似的蹭到树顶。她褂子的口袋太小，鸟窝里的鸟蛋太多装不下。她灵机一动，把剩下的一颗鸟蛋含在嘴里。从树顶往下滑落时，有个小男孩恶作剧大喊一声：“徐广山来呀啦！”徐广山是我们父亲的名字。我妹妹一听，抱着刺槐树干赶紧四处张望，一紧张就吓得把鸟蛋咬破了。从树上下来之后，她对着吓唬我们的小男孩，恶狠狠地吐了他一脸的蛋黄。
孩子们最快乐的，是县电影公司每隔一个月派放映员来我们生产队放一场电影。看完《地雷战》之后，我便带着一群小伙伴扮演电影里的场景。我们将生产队的草？（方言，又高又大的麦草垛子）假想成险峻的山峰，用锅灰在白色围裙中间涂个黑圆，把围裙带子系在一根长长的葵花秆上，这道具就算是三八大盖。可是，一群小伙伴里没人愿意装扮成鬼子。没有敌人攻击，这游戏还怎么玩儿？只好由我亲自上阵：用一缕玉米胡子插进鼻孔装成一撮山羊胡子，戴上曾祖母的老花眼镜儿，举着葵花秆子做的长枪挑着太阳旗，由地面往草？上端爬行，攻占八路军游击队的山头。装鬼子这个角色，真是惨绝人寰：一次次往上爬，快爬到草？顶了，上面装扮成八路军游击队的众多小伙伴们，有的挥着葵花秆子，有的舞着竹梢，没头没脸朝我身上捅。我顽强地往上爬行，一个家伙干脆一脚踹到我的头，我便顺势滚了下去。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举着葵花秆子反反复复往上爬、朝下滚。如此这般，直到天黑。我的曾祖母站在家门口直着嗓子喊“大华哎——，小琴唉——，你家老子快要家来啰！”我们这才意犹未尽、依依不舍地从假想的电影场景中回过神来，游击队员告别亲人八路军，垂头耷脑扛着葵花秆子，领着满头穰草的妹妹，一路小跑，回家吃夜饭。
《地道战》更让我们几个玩性陡增。在隔壁生产队看完电影的第二天，我带着几个小伙伴到公社新办的砖瓦厂的土围子上挖地道。挖到能够藏人的时候，我妹妹抢先钻了进去。恰在此时，地道噗的一声塌下，把我妹妹砸在地道里。我们几个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简直快要屁滚尿流，赶紧疯狂地用双手扒土。挖出我妹妹时，她的脸色已经铁青。我要妹妹发誓，这次的塌方事故打死也不能告诉妈妈。晚上，我妈妈给妹妹洗澡洗头时，发现细丫头满头的黄泥，便开始责问。妹妹胆小，生怕挨打，还没严刑拷打呢，就把我做的坏事一股脑儿地向妈妈全部招供出来。这下可害苦我了，挨了一顿暴揍。放假在家，上天入地玩腻了，也挨过打了，讨大人嫌了，我就想去西边的三姨娘（海安东路方言里将自己母亲的姐妹统称为姨娘）家。
我的三姨娘名叫赵虎南，家住新生公社团结六队友谊河的南边。在上小学期间，每到假期，我都会领着妹妹像迁徙的候鸟一样，拎着个小布袋子，袋子里面装着我和妹妹的换洗衣裳，去三姨娘家“度假”。每當我三姨娘家的邻居“公驼子”看见我跟在我妹妹身后，闷着头从他家门口一闪而过时，他就会惶恐不安，仿佛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来了。
“公驼子”“母驼子”是我给他们夫妻二人取的绰号。这对夫妻天生驼背，驼背也就罢了，还千年修得共枕眠地结了婚，夫妻二人驼背的形状居然一模一样，无论走路还是干活儿，都不得不面朝黄土驼子朝天。我进学校上小学之前，就经常去三姨娘家，从小就是团结六队的常住人口。当我在团结六队的晒场上第一次看见这对夫妻时，便脱口而出“这是公驼子，这是母驼子”。后来读初中时许维汉老师借给我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书，我才知道鲁迅先生特喜欢在他的书信及小说作品里给人家取绰号：什么“爬翁”“一撮毛”“红眼睛阿义”“豆腐西施”之类。可见我幼时便极有文学天赋。我三姨娘的邻居远远地看见我，便神色慌张地嘟囔了一句：
“没得命咯，赵虎南细妹子家的调皮大王又来啦，我俫家屋团团儿的鬼又要被他涮啊尽（海安方言：赶尽）啰！”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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