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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清叔叔走了。我回刘家边去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

　　刘家边是汤姓族人聚居的村子，有着六百年历史的老村。我们祖孙三代都曾经在刘家边生活过。祖父十岁从外乡过继到这里来，作为一个不会干农活的读书郎，他可能一直都没有真正融入家族。祖父二十八岁就病故了，祖母带着三个孩子穷困潦倒，无所依靠。父亲五岁失怙，在四处乞讨中度过童年，然后扛长工。参加新四军后南征北战，一身伤病转业回到小镇。直到1962年，父亲才带着妻儿回到刘家边。虽然算回了村里，新建的房子却是孤零零地矗在村前的岗地上，离村子有一百多米远。“十年浩劫”期间，父亲被打倒、被羁押，族人避之犹恐不及。我直到读小学，才开始与老村的孩子们相互认识，进而与族人有了交往。

　　第一次注意到树清，是参加队里的劳动。那时候我不到十岁。队里其实不欢迎小屁孩们参加集体劳动，干不了什么活，还得搭上一个劳力来照看。安排给我们的活是拍绿萍：用大扫帚在水田里把绿萍拍散，促进繁殖。干一天才给记半分工，大概折合一分钱。年底结算时工值大概两角钱。但我们七八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却很享受在一起嘻嘻哈哈干活的乐趣。负责照看我们的壮劳力，一般都是神色严峻地站在我们中间，大概是便于示范和督工。轮到树清的时候，他站在最靠近河道的一边，把我们护在田里。他很健硕，长相像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腮帮子上都是鼓鼓的疙瘩肉。他话少，眼睛里含着笑意，孩子们便不惧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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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去镇上的学校读书，我只有暑假和忙假的时候，才有时间参加队里的劳动。队里给壮劳力一天记十分工，健壮的女劳力记六分工，我进初中了也才五分工。想要挣到更多的工分，父亲就带着我苦干加巧干。每天割草和嫩树条，喂养了两只羊。夏秋时节，跟着父亲到河塘里捞荇菜、狐尾藻等，晒干铡碎后混合米糠，煮熟了喂养两只猪。肉猪和羊到冬季卖了就能换到钱。平时挖土晒干，垫猪圈、羊圈，队里定期来清理，肥料可以折算成工分。而贡献更多一点的，是饲养的一只老母猪，每年下两窝猪崽，一窝七八只甚至十几只，长到十几斤二十斤，运到苗猪行卖了就是钱。

　　父亲因为战伤，一目失明一腿伤筋，“文革”中又被关押、恶斗，身体状况相当糟糕。我进初中后，父亲经常住院治疗。母亲在家和医院之间奔跑，我开始分担家务，打理自留地上的各种菜蔬。但送小猪去苗猪行的活，却不是我能胜任的了。站出来帮助我们的，就是树清叔叔。

　　汤桥小镇没有苗猪行，要去三十六里外的南渡。那时候树清正是壮年，满身的力气。但一只小猪有十几斤，每次挑五只甚至六只小猪，挑着重担子走三十多里地，也是很吃力的。而且送到苗猪行的小猪不一定能全卖出去，有时甚至守到午后，只能卖出一两只。再挑着担子走几十里地回家，心情沮丧，重物压肩，越发感到吃力。

　　我第一次卖小猪，只挑了一只小猪，担子的另一头栓了块石头。从不挑担的母亲不放心我，跟着我们去南渡，路上时不时地替我一程。家里那条叫“来富”的大黄狗，摇头晃尾巴地跑前跑后。一条小河上的小木桥，中间朽了个大洞。来富先上了桥，却咿咿地叫着，不敢过去。母亲抱起黄狗跨过去，树清叔叔挑着小猪灵活地一步跨过，在对岸歇了担子，转身来接应我跨过桥面上的洞。

　　跟树清叔叔一道去南渡卖小猪，每年都有三四次。每次早早地吃了蛋炒饭，水壶里灌满茶水就出发。下午回到家，不管小猪是否卖出去，父亲每次都会付给树清叔叔五元脚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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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树清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高二寒假前的上河工，我们睡了一个被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道的开挖或者疏浚这类水利工程，几乎都在每年冬季农闲时组织大会战。集中十里八乡的男女劳力，突击十天半个月，靠人工开挖、垒堤。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大队，动员到所有劳力。星期六中午，学校放假，我赶到周家埠的河工现场。河道开挖已近尾声，从河槽挖出土挑上去垒高堤岸，在七十度左右斜度的坡上大概要走四十米左右。挑着俗称“泥络子”的网篮，弓着身子走在烂泥陡坡上，一步一滑。挖土装篮的叔伯，给女劳力的担子每头装三块土，男劳力每头装四块。起先也给我装三块，看我挑得吃力，第二担就只给装两块了。即使减了分量，我挑担爬上坡顶，腿还是有点打战。干了一阵，浑身冒汗，脸憋得通红。树清看出了我的异样，说了一声“帮我换换肩”，就把泥络子交给我，一头只装了一块土。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吹哨歇工，到工棚吃饭。米饭装在大箩筐里，猪肉烧萝卜装在脸盆里，百十号人拿着蓝边大碗，风卷残云般进餐。我盛了满满一大碗饭，一口菜没吃就扒拉了半碗。吃完饭，桌子板凳归拢一下，吃饭的大草棚就成了集体打地铺的宿舍。看大家铺稻草摊铺盖，我就蒙了，没带被子啊！

　　树清笑着朝我招招手，“睡我脚头吧！”树清去打了一盆水，再次洗了洗脚。我打小就睡觉不踏实，睡着了都翻身打滚的。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脱了臃肿的冬衣，钻进被窝，也许是太疲惫了，一倒下就睡着了，早晨起床哨子吹了两遍，我才醒来。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父亲落实政策后，全家搬回了镇上。再后来，全家进城，兄弟们成家，离老村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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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轉眼就是四十多年。今天再回老村，被小河三面环绕的刘家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村东南三水交汇的地方，以前建有简易的码头，方便货物运往小镇。码头边原来有生产队的两片打谷场院，每到夏收、秋收的时候，场院上到处是忙碌的身影，脱粒，晒场，挑担，码草垛。树清家的房子在打谷场院西北角，背靠着生产队的仓库大院。村里人去河对岸种地，后边几个村子的孩子去中学读书，以前都要从树清家屋舍边走过。树清家当年的位置就是如此重要，扼守着出行的“要径”，镇守着仓库、浴室、打谷场院等几处生产队最重要的集体资产。

　　如今，树清家还在村东头的老地方。房子翻修扩建了，但“要径”已经荒芜。挨着村西边的公路，村子向西向北扩展了一大片，建了很多楼房。村后的铜塘头、吐祥等几个村子，去汤桥集镇赶集，或者孩子去中学读书，早已不走村东的小路。生产队的仓库大院、公共浴室、打谷场院，也没了踪影。叔伯辈都已凋谢，树清叔叔是叔伯辈最后一个走的。堂兄弟辈的，不少被儿女接到城里去了。留在村里务农的，树清的小儿子周松是最年轻的，也五十六七了。周松去年承包了村东的水塘，尝试养虾。我问效益如何，周松答道，“没想靠养虾赚钱。守着老家，每天看看水清草绿的好风景，心情特别爽朗。钱多钱少不重要，活得开心就好。”

　　树清叔叔享年八十六岁，算长寿。生于国土沦丧、炮火连天的岁月，童年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农民翻身，改革开放日子小康，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树清叔叔不识字，但他的一生，在老村里，在大地上，书写着让子孙缅怀的无形之书、令后人铭记的无字之碑。勤劳俭朴足与儿孙树表率，敦厚善良实为社会清本源。

　　汤全明：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多部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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