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之后,机关食堂偶尔供应大麦粥。这就让我怀想起儿时常吃的糁儿粥。家乡的糁儿粥有多种:大麦粥、元麦粥、粯子粥、萝卜粥、菜粥、山芋粥……而玉米糁儿粥则是家乡的百姓人家早晚餐桌上常见的主食。我们机关食堂却从来没有供应过玉米糁儿粥。这是令我倍感缺憾的事情。
我出生在苏中地区海安县东部的壮志乡。在南通地域的海安、如皋、如东,泰州的姜堰、泰兴、靖江以及盐城的东台一带,百姓一日三餐以食大米为主,面食为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般的人家都是早晚吃粥,中午吃饭。年景不好的时候,家境差一些的人家中午则吃粯子饭。不过,吃纯白米饭的人家也并不多,饭里总要杂着芋头、山芋、青菜、南瓜、扁豆、萝卜之类,早晚吃糁儿粥。农村人早上起来喝玉米糁儿粥,仿佛是我们那个地方祖传的饮食习惯。《海安镇志》的《地理篇》辟有“生物资源”一章,专门介绍海安县域的主产粮食:籼稻、粳稻、糯稻,大麦、元麦、小麦、荞麦、玉米,蚕豆、赤豆、绿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元麦一度成为我们那一带乡下人的主食。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元麦,主产于我国大西部的西藏、青海等地,学名叫作青稞。而到了江苏中部南通地区的如皋、海安与泰州地区的泰兴、靖江一带则叫元麦。苏中地区的老百姓将玉米、大麦、元麦磨成粉,用筛子筛去麸皮,就叫糁儿;如果先用磨子研磨,除去外壳和麸皮,再磨成扁扁的颗粒或片状,则叫粯子,煮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糁儿粥或粯子粥。元麦颇有坚果的香味,碳水化合物含量也较高,蛋白质、钙、磷含量则处于中等水平,含少量B族维生素。现代农业发展起来之后,食品加工厂就以大麦、元麦为原料进行深度加工,做成了孩子们喜欢吃的麦片,麦片粥也就顺势成为城里人喜欢的食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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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海安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县。世代轮回、一年四季都是稻麦两熟种植。上个世纪从“大跃进”年代起,县里在推广、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的同时,忽发奇想改两熟为三熟,大面积推行“麦-稻-稻”三熟制,企图以此增加粮食产量。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大多数年景,晚稻还在灌浆之时,寒冷的风就从西北呼啸着刮过来了,晚稻的收成不是差强人意,就是严重歉收甚至颗粒无收。脱粒机打出来的稻谷瘪瘪的,扬谷机一扬,轻飘飘地飞出老远才落下,几乎全是瘪壳,机器磨碎打成稻糠喂猪,猪子都不爱吃,气哼哼地边甩着尾巴边用嘴拱出食槽。即便磨出一些碎米,也是糠極多米极少,吃口也极差。到公社粮管所去交公粮,吃国家粮的那几个人看着箩筐里发育不全毫无生气的稻米便一脸嫌弃、挑三拣四,找出一堆理由不给生产队好等次和好价钱。实行包产到户联产承包之前的那些年,我父亲一直是生产队会计。他蹲在墙角抽着闷烟皱着眉头与队长商量:这个什呢怂“三熟制”,也不晓得是哪个龟想出来的鳖主意,产量低,还卖不出好价钱!社员们使出吃奶的力气卖阳寿打出这些粮,卖给公社粮站的话生产队肯定要倒贴,还不如挑回去分给社员当口粮。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多年,直到1977年县里的干部才终于幡然悔悟,羞答答地予以自我否定,下决心做出决策缩早稻、扩玉米种植面积,缩后季稻、扩中稻栽种面积。自打恢复稻麦两熟制,我们那一带的粮食产量立竿见影得到提高。上头不折腾了,老百姓的肚子又渐渐鼓了起来,从此面有菜色的农人也极少看到了。
与乡下人相比,城里人的日子则大不一样。1953年末,海安按照国家指令开始实行粮食、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所谓的吃“计划粮”,就是对国家机关、学校、国营企业、合作社人员实行凭粮食管理部门的“定量粮油供应证”购粮,对城镇居民按户逐月有计划保障供应。当年,按照人口、分年龄等次供应成品粮的标准是:1-3周岁,每月7斤;4-6周岁,每月13斤;7-10周岁,每月20斤;10周岁以上,每月24斤(初中生每月30斤,高中生每月32斤)。有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则按其工作与工种的劳动强度不同,每月供应28-45斤不等。食用油则是按人头,每人每月供应4两。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的1959-1963年,每人每月只供应3两食用油。1964年起恢复供应4两。直到1984年9月,每人每月增加1两,达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历史最高水平:每人每月计划供应食用油5两。当然,这是正常的供应量。到了逢年过节,比如国庆节、春节等节日,每人还可增加2-5两食用油的供应计划。食用油一般以菜籽油为主,有时也供应豆油,麻油则为稀罕物。我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学校不但每月给我们发放饭菜票,还发肥皂票、香烟票、肉票等票证。凭烟票可到商店购买上海产的“牡丹”“凤凰”及红壳子的“上海”牌香烟。在八十年代,普通人要是能买到这几种上海产的香烟,很有面子啦!我们读研的学生大多家境一般,很少有人抽烟,每个月领到票证后便跑到枣阳路菜场用香烟票换鸡蛋。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海安县文化局工作,由于我的身份是国家干部,每月的粮食供应计划反而不如读大学时多,只有28斤,每月计划油半斤、计划煤80斤。我的一位学长分在乡镇中学当老师,学校偏远,还没通电,晚上批改学生作业要点煤油灯。他每天傍晚不厌其烦跑到校长那儿领煤油。身穿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校长便很有仪式感地从油桶里小心翼翼用汤匙舀出一小勺,添加到他的煤油灯里。每次,校长都要顺便提醒一句:“周老师哎,你的计划就这么多啦!”
最近读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江苏地方简史(1921-2021)》,书中写道,“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由于广大干部群众排除干扰,坚持生产,经济仍有所发展。10年间,江苏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9.6%,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看到这里,我的眼前瞬间浮现手捧糁儿粥却目光坚毅的父老乡亲们,我又回到孩提时代,坐在田埂上,望着他们在田间挥汗如雨辛勤劳作的背影。小学放暑假了,早晨五点多钟生产队上工的哨子吹响了,母亲叫醒我,让我跟着她和生产队社员们一起下地,起秧,拉趟子,插秧;抬着粪桶到棉花地喷农药;拾棉花,捡棉花;掰玉米棒子,倒玉米秆儿,倒棉花秆儿;采桑叶,喂蚕,摘蚕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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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经济建设不放松。无论生活在哪个朝代,无论置身于哪个年代,农民勤劳务农,工人辛勤做工,撸起袖子埋头干,这是世世代代江苏人勤劳且坚韧的美好品格。今天,传承了上一辈坚韧品格与勤劳美德的新时代江苏人,在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新征程上,目光依然坚定。
糁儿粥向上升腾着的袅袅热气,如一首怀旧的乐曲,起始的序曲部分低徊着一种淡淡的无迹可寻的忧伤。这忧伤,悲凉却不悲戚,哀而不伤,哀而不怨。乡亲们喝糁儿粥的吸溜声,恰如钢琴和小提琴奏出的主旋律,激扬铿锵、起伏跌宕、绵延悠长。糁儿粥的麦香气息氤氲开来,又好似这冬日午后从窗外投射进来的暖阳,投照在地面,隐隐约约律动着斑驳陆离的岁月沧桑。过往的岁月,有过求索不成的短暂苦涩,更有过炫目的灿烂与辉煌。回味逝水年华的气息,些许的苦涩里却也弥漫着甘甜。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糁儿粥,有一点却无法回避——糁儿粥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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