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北京也有法国梧桐，北京的法国梧桐同南京的梧桐树一样庄严挺拔，也足以象喻一代学人田本相的倔强、伟岸的形象。
梧桐树根深叶茂，树冠蓬勃，气势磅礴，可比田本相先生的功业。田先生一生耕耘戏剧学术，营构戏剧交流平台，堪称中国戏剧乃至汉语戏剧界的一株参天梧桐。他的著述涵盖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的每一个方面，从戏剧文学到戏剧艺术，乃至戏剧舞台、戏剧团体，成为当代戏剧学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还遍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另外还勤勉地进行散文和戏剧剧本的写作，其学术和文学业绩像高大的梧桐树那样盘根错节，葱郁如盖。田本相先生倾20多年的心血缔造并领导了连接台港澳及内地戏剧界的华文戏剧平台——华文戏剧节，这是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重要的文化合作平台，每两年笙箫轮番，精彩纷呈，凡十届硕果累累，弦歌连绵。2018年的华文戏剧节由于种种原因而受阻，先生不顾病魔缠身，始终谋局策划，包括派我在台湾、澳门两地多方接洽，布局人脉以缓困局等等，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虽然，华文戏剧节的存续形势目前尚不明朗，但田先生创下的两岸与港澳戏剧交流的高质量平台恰如秋风中的梧桐，霜雪中的松柏，伟岸刚劲，屹然挺立。
梧桐树枝大叶肥，翠色丰满，浓荫蔽日，可比田本相先生培养人才、扶持后进的成就。他在广袤的戏剧艺术天地开枝散叶，培养的戏剧学人才遍布海内外，其中如胡志毅、宋宝珍、周靖波、夏骏等已经成为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卓然大家，成为中国学界的重要领军人物，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私淑弟子和学界粉丝，围绕着田本相先生的学术之株生成了一派生气勃勃的学术森林。作为戏剧研究界的掌门人，田先生常如在炎热的夏季撑开巨大树荫的梧桐，以温馨的清凉招呼和照拂每一位大汗淋漓的学术后来者。对于这样的荫凉，我自己深有体会。我不是田先生的入室弟子，但他对我常常“视如己出”。他所主持的重大项目即便与我擦肩而过，也会运用各种方式让我有机会参与其中。我的每一本学术著作他都予以深切的关心。我的《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一书出版时，人在澳门，与田老师等前辈联系渐少，就未及时奉上求正，谁知田老师竟然自己买了这本书，还认真读了，且不止一次在研讨会上表示，他一定要写一篇书评。虽然先生后来身体状况不佳，未能写出他的批评，但他关注、爱护后辈的殷殷提携之心，对于我来说，正如同赤日炎炎之下远远招展着的一片绿荫，那里有一份醉人的清凉。这种再也不能抵达的清凉连同内心永恒的遗憾，将长伴痛楚的记忆，使我今后不忍避走于梧桐的浓荫。
梧桐树经风历雨，傲寒斗霜，残叶褪尽，仍以钢铁般的枝干呼唤并拥抱春天的温煦，这可比田本相先生的人格精神。田先生的刚正倔强是出了名的，他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在他的学术人生中，如果遭遇到非良心的压迫，他可能无由反抗，无力反击，但绝不屈服，也拒绝委曲。他曾因主编一本选题敏感的书而受到指责，有人借此兴风作浪，一时之间议论纷纷。田先生拍案而起，正色放言：我田本相就是编了这样的书，你从学术上从文化上挑出毛病来，我服你，敬你，否则，一切的指责我都敬谢不敏！掷地有声的宣示震撼了古色古香的恭王府，还有宫墙外零星的梧桐树。说这话的时候好些人都在场，先生涨红了脸，憋足了气，一股凛然正气洋溢在凌波的秋色中。彼时我被他邀请旅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帮他编修《新时期戏剧述论》。我一直知道田先生非常了解陈瘦竹先生，但我到现在终于理解了他为什么把陈先生的“倔强”性格与梧桐树联系在一起。
每次回到南京，看到傲然挺立的梧桐树，就会想起田本相老师纪念陈瘦竹先生的文章。而今，田本相先生也已遽归道山，在深深地悼念他的这一刻，又很自然地想起他上面的话，想起了南京和北京的梧桐树。田先生一定知道，北京也有法国梧桐树，虽然它不像在南京那么稠密，那么集中，那么鲜亮，也不会像南京的梧桐樹那样，在深秋季节将漫天的梧桐叶洒落地面，铺成一派枯叶的金黄，再等着秋风将它们吹得洋洋洒洒，硬是造成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和韵味。但北京的梧桐树依然挺拔而秀美，威严而倔强，即便是在北方肃杀的冬季，也会紧紧地攥住一颗颗果球，在凛冽的寒风中摇动着，以抗拒命运的凋零。我所见过的北京的法国梧桐，散落在东郊定福庄那一带，或者离城近一点的左家庄，那正是田本相老师长期居住的两个地方。北京的法国梧桐树总是与田本相先生的住所联系在一起，而田先生又将南京的梧桐树比喻为陈瘦竹先生的形象，两方面信息的交叉叠合，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每当见到法国梧桐，就会想起田本相先生，想起他纪念陈先生的文章。
法国梧桐树南京很多，北京也有。很多地方都有。
朱寿桐：人文社科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编辑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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