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历史尺度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主要通过学习和采借西方经验开启现代化的阶段；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这是两个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阶段，亦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两次浪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需要回答“现代化中最一般和最稳定的属性”“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的特有属性”，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根本属性”三个基本问题。这就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揭示其内在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作为突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之外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在矫正“普世价值论”、突破“西方中心论”、超越“历史终结论”、消弭“文明冲突论”等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生成；本质规定；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B0-0?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005-0１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命题，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同时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16。自此之后，“中国式现代化”迅速成为学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本文拟在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纳学术界的最新研究进展，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并在全球化背景和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宏观视野下，通过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世界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直到１７、１８世纪，中国在科技、经济等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现代大工业体系的建立，西方率先进入了现代化行列，同时开启了全球化进程，但中国却在同一历史时期日益陷入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停滞状态，迅速地落后了。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从此西方列强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引发了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民族危机。
回顾这一段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不难看出贯穿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两大基本主题：一是寻求民族独立，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就前者来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状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极大伤害，所以迫切需要“救亡”，彻底摆脱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求得民族独立；就后者而言，既然中国的落后是其沦为被动挨打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就必须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
由此可见，现代化非自今日始，而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不懈追求。从大历史的尺度，可以把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主要通过学习和采借西方经验而开启现代化的阶段，可称之为“现代化在中国的开启”；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所谓“现代化在中国的开启”，主要是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成果的引进和吸收；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在吸收西方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独立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它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也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两次浪潮。［2］
（一）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具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时期等几个阶段，其主要特点就是“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失败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开明之士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认为要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种认识成为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着力引进西方的现代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无论在军事工業还是民用工矿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洋务派的苦心经营并没有实现他们“富国强兵”的梦想，甲午海战的惨败宣告了它的破产。这说明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基本上停留于“器物”层面，但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军事和工业现代化的开始，作为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的最初尝试，功不可没。
戊戌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第二个阶段。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痛切地认识到，单求“坚船利炮”不能真正实现中国富强、挽救民族危机。要使中国由弱变强，必须根本改变落后的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于是有了以推进民主宪政为目标的维新变法运动。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反动和镇压，以和平改良方式推行的维新变法运动持续百日就宣告夭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识到，不推翻旧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中国就不能真正实现富强，随后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虽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最终都未能实现在中国确立现代民主政体的目标，但它们标志着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器物”层面，而达到“制度”层面，是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开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第三个阶段。作为以追求“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标志着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民主和科学是对专制和愚昧的公开宣战。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全民族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思想观念显著增强，以开放性、进取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现代化意识大为提高。作为现代中国标志性符号的“五四”，实际上包括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一是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一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政治运动。前者强调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后者则对这种文明所具有的侵略性和野蛮性表达了强烈抗议。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转折点，预示着中国将要走上一条既有别于传统社会又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第四个阶段。20年代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初步实现了国家统一，为现代化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还出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11—1937）。［3］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即通过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主要特征就是“向西方学习”，既包括器物层面的学习，又包括制度层面的学习，还包括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学习。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改变民族命运，挽救民族危亡。对此，毛泽东有一段长文作了精辟的总结：“自從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1469-1470
然而现实情况是，虽然引进的西方现代化成果逐渐在中国大地扎根，工业、教育、国防等领域都有明显进步，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却始终无法最终实现。无论是洪仁玕提倡的“与番人并雄之法”的施政主张，还是洋务派“自强求富中兴”的美好愿景，抑或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设想，最终都没有实现。“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4］1470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缺乏具体科学的认识。
（二）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
“识变、应变、求变”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正是在“变”的探寻中，开启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可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推进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拓展阶段。
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赢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历史前提。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缔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中华民族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主，但国家富强即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在“破坏一个旧世界”之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晚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化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内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5］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6］350 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分歧，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走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戒，走自己的路”的问题。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把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放在首位。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7］207，即“三个现代化”。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8］116 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9］439至此，“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同此，本次会议还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二步便是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通过简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人关于“现代化”表述的演变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是一个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认识指导下，我国在农业、工业、国防、教育、科技、卫生、外交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所指出的：“在全面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党又带领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10］1062
总的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艰辛探索，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探索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和蓝图擘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推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其理论认识成果的集中体现。在话语表述上，“中国式的现代化”被明确提了出来，并以更加全面立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深化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在战略安排上，确立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在主题上，从解决温饱到建立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贯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主线。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1］164 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被第一次明确提出。同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1］237 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又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2］54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小康社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次纠偏，因而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同时，十二大在沿用“四个现代化”提法的同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文明”“高度民主”被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标志着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随着前两步战略的快速推进，党又适时地把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新的“三步走”设想：第一个10年，全面建设小康；第二个10年，达到富裕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1999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从“小康水平”到“小康社会”，量变中体现着质的升华。2007年，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3］52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由“三位一体”上升至“四位一体”。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14］7。“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由此进一步拓展为“五位一体”。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推进，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拓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要求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要求。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描绘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其中从２０２０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5］２３。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领性文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做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10 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7］64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
从以上梳理的时间脉络中可以看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具体。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更加光明可期；党把“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拓展为“五位一体”，现代化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具有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更富有前景。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寻求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理念、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格局，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局面。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必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现代化与全球化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它们都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源的，要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完全回避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而被动接受带有明显西方资本主义特征的全球化，又可能造成畸形或扭曲的现代化。再者，如果一味照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水土不服，陷入教条主义的迷思。总之，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就在于其主体性构建。
一般来说，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是准确把握事物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本质的理论，应该从类本质、特有属性和根本属性三个维度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因此，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需要回答“现代化中最一般和最稳定的属性”，“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的特有属性”，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根本属性”三个基本问题。这就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揭示其内在特质，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思维逻辑上泛泛而论。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具体样态和实现形式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一种现代化。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和时代潮流，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着积极进步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依据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起始时间和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可以把目前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分为两大类型，即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一般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先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代表，而发展中国家则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中最一般、最普遍和最稳定的共同属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特殊的属性，并通过具体的样态表现出来。
通常认为，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自发性，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既没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也没有完整的现代化纲领，现代化推进者所具有的至多只是一种模糊的价值取向。二是渐进性，先发内生型现代化过程是相对渐进与和缓的。三是自下而上，即现代化过程首先在民间启动，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限于民间，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
与之相比较，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则具有三个非常不同的特点：一是被迫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不是自身内部现代性因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现代性因素刺激或挑战的一种自觉回应。二是激进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启动之初，往往都伴随着深刻的政治变革。三是自上而下，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而关键的作用。政府不仅要介入现代化过程，而且往往成为现代化的实际组织者和最主要的推动者。
很显然，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类型。中国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又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这一点在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即“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这就突出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人的现代化等。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孤立产生的，它必然也必须体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中最一般、最普遍和最稳定的共同属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特殊的属性，并通过具体的样态表现出来。除了普遍性这个维度之外，“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也必定会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即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化发展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底色。它深刻回答了“谁的现代化”和“怎样的现代化”这两个根本问题，并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二战后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除了“亚洲四小龙”之外，几乎还找不到成功的先例。而它们都可以说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唯独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例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突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之外的一种特殊类型。随着全球范围内新兴市场国家（以金砖国家和擴大后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为代表）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后发国家正在积极探索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具有典范意义。当然，“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例如“苏联模式”）相区别的一种崭新类型。总之，从具体意义上看，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类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后发国家传统发展模式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双重超越，体现着人类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又呈现出中国人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鲜明的本土特色。
（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把握其本质规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１］22这段论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启的，而理论定型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步实现的。二十大报告归纳和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规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认为，这五项规定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回答了“谁的现代化”和“怎样的现代化”这两个根本问题。但是，只有深刻把握“五个规定”的内在统一性，才能以更加自觉的历史主动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量”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当然是中国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别人或他人的现代化，中国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而正在从事着现代化实践活动的当代中国人，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承担者。目前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少数，据统计，其总人口数量不超过10亿。而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超过14亿的大国。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超乎寻常的体量，从而也具有改变世界格局的能量。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然具有超乎寻常的复杂性，需要当代中国人在实践探索中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当代中国人，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造福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是绝大多数人共建、共有、共享的现代化。区别于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在日趋激化的资本主义矛盾冲突中被践踏，“中国式现代化”则意味着全体人民各有所成、各得其所、和谐共处，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
２．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承担主体，而共同富裕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现代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尽管“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环节，还存在着收入分配差别过大的现象，但其发展目标指向始终是共同富裕。
我们看到，“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采取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无一例外地受资本逻辑操控，以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虽然西方国家实行的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在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期待中，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切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３．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丰富性和人的全面发展所决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主义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就共同富裕的内容来看，它是一个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诸多要素在内的综合体。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从“社会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到同时抓“两个文明”，从“三位一体”总布局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着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进而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18］122“中国式现代化”贯彻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实现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基础，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反观“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出现了片面追求物质富有、拜金主义、畸形消费等现象，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物化和异化的普遍病症，形成所谓“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
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及其未来走向。人类要依靠自然界才能生活，自然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场所和物质资料。“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9］272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因为在适应自然的同时，“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0］922。尽管“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9］273，但如果人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违背自然规律，并把自然界作为任意处置甚至践踏掠夺的对象，那么自然界就会置于人的对立面。自然概念既是存在着的万物的总体，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要素，即“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对立统一。
“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19］296，因此，破除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的关系需要从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入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内在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往人與自然和解的必由之路。反观西方主导的第一波现代化，以英国的工业化为典型代表，它是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对自然的野蛮征服和开发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模式，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断裂，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是对造成自然资源和生态严重破坏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的去弊。
５．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如前所述，西方主导的第一波现代化（以英国为开路先锋）是建立在对外侵略扩张（殖民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式现代化”则秉承和平发展的理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又一本质区别。首先，从传统之维来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与人为善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世界愿景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6］11
其次，从历史之维来看，中华民族对和平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最为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苦难和滋味。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都是在坚持和平发展原则下取得的。它充分表明和平与发展道路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再次，从实践之维来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15］471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二大经济体，并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6］11总之，和平发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要求。
最后，从时代之维来看，正如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60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清楚地昭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二选择。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即现代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简单套用西方国家崛起的现代化模式来分析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规定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强调的是主体力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突出的是价值目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则是根本保障。其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社会内部的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自然条件的保障，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保障。只有清晰认识五个特征既相互制约又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有更深刻的把握。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翻版。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種特殊类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国家的一种现代化发展类型，特别是作为突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之外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一）矫正“普世价值论”：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丰富具有原创性贡献
工业化是推动世界现代化的基础，而理性化是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没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也就没有现代化运动的兴起。从理论溯源，现代化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人权从神权束缚下逐渐获得解放，自由、民主、博爱等价值观成为时代主流，并引领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容否认的是，现代化理论肇始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也率先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并在人类文明中起到进步作用。对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1］405然而，这也导致了某些西方学者在历史观上的傲慢与偏见。像韦伯等人就认为，现代化只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形成，推崇从传统到现代的二元线性发展模式，主张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其代表人物有帕森斯、刘易斯等。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企图诊断现代性弊病，但最终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其根源在于无法跳出资本主义现代化“二元悖论”的泥潭，这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固有的矛盾。
二战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无法在西方所倡导的“普世价值”的引领下走向现代化。这是因为，一方面，西方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所谓“普世价值”反映的不是“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即“特殊主义普遍化”（罗兰·罗伯森语）；另一方面，西方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脱离后发国家的实际，简单移植导致水土不服，这在拉美和非洲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尤其突出。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道路是在前现代和后现代的交织中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化思想，借鉴吸收人类文明（包括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拒绝简单移植照搬，而主要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寻求理论升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论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发展理论的多重超越，具有原创性重大贡献。
（二）突破“西方中心论”：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人类的近现代历史是围绕现代化和全球化而展开的，但现代化绝不就是西方化。所谓西方化，或者是指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作为普遍模式照抄照搬；或者是指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将其纳入西方构建的全球体系。因此，“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历史真实图景被‘合理地遮蔽了。”［22］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而言，其本身存在诸多弊病。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殖民掠夺和侵略扩张基础之上的，他们往往打着输出“自由、民主”的招牌，通过发动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如前所述，“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民主政治形式化，个人自由极端化，并在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魅惑下造就“单向度的人”。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交融中生成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一条不同于、但又不是孤立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历史证明此路不通。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并创造了举世罕见的“两大奇迹”。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某些地区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更加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行得通、真有效的道路，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三）超越“历史终结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焕发强大的生机活力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相继发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盛行，社会主义似乎真的要“历史性退场”了。国内外看衰社会主义的理论也由此粉墨登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等观点颇有市场。然而事实证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恰恰相反，遭受挫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并显示其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23］37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于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奇迹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
（四）消弭“文明冲突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发展敞开广阔空间
西方的现代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生成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形态。然而，西方的现代文明就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形态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世界文明发展来说，在西方现代文明兴起之前就存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文明”的诸多形态，而中华文明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中断过的文明。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挽救文明危机的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即将焕发新的生机。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被确立，标志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深刻内涵彰显出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时代性跃迁和整体性重塑。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核心在于突出西方文明的合理性、优越性和永恒性。假借“文明冲突”之名，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引发的矛盾作辩护，实则是一种政治需要。“中国式现代化”跳出“西方文明观”和“文明冲突论”的窠臼，以更加有为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现代化，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彰显世界价值。
综观新时代十多年来的发展，我们历史性地消除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人口规模巨大的小康社会，扎实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好例证，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也正因此而更加绚丽多彩。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以多样化的现代化整体样态丰富着人类文明的大观园，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敞开了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杨学功．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J］．中国文化研究，2021：2-12．
［3］［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M］．张富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美］費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１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2］邢云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2022，（1）：2０-2３．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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