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孙楷第；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四大奇书”；经典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4?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3-0176-007
一、引 言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县人，著名目录学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奠基人之一。在通俗小说的现代经典构建中，其通过建立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及撰写书目提要等方式，对通俗小说的版本情况及其谱系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梳理，代表作包括1934年至1938年间所撰的诸多小说书录解题稿（后戴鸿森结集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以及1932年出版的《日本东京及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后又分别于1958年、1982年进行修订增补而改名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著述中。对此，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代表者如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指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成熟与正式建立”［1］。程毅中《近体小说论要》亦言：“前贤多把古代的白话小说称为‘通俗小说，可能是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巨大影响所奠定的。”［2］苗怀明《孙楷第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的创建》一文认为孙楷第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创建了小说目录学，二是对小说本事源流的考索，三是对小说作品的校勘整理，这些贡献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3］这些研究充分肯定孙楷第在现代通俗小说研究史上的开创意义。在此基础上，学界逐渐注意对孙楷第展开小说研究的方法加以总结。如竺洪波《孙楷第关于<西游记>的版本目录学研究》一文，以《西游记》为中心，从诸多新版本的发现、鉴定、考论等方面审察孙楷第小说目录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学术特征。［4］朱姗《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图书学分类”》一文亦言：“《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基于对稀见小说文献的搜辑，首创‘劝诫小说子目，以此为个案，可一窥孙楷第对小说文献的发现、著录、归纳之功。”［5］总之，学界对孙楷第小说研究的方法、特色、开创及影响进行了成果颇丰的探讨。
然而，正如孙楷第自言“第以朝代之先后为次，以故事之演化为纲领。其同演某一代史事者，虽巧拙不同，虚实异趣，体例攸分，苟其上系下属在此系统之内”。［6］分类说明，4又说：“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使我逐渐明确并提出了小说的源流问题。”［7］154这使孙楷第关于通俗小说的书目提要不仅细致反映了各个版本的基本形态，亦对主要版本在该小说“演化”史上的价值做出了较为“科学”的学术定位。此类评价思路大致代表现代学者设置通俗小说专科目录时的新思路，使得对包括“四大奇书”在内的通俗小说的评价［8］，呈现出古今知识交织的复杂特征：一方面，以现代学术思潮来抬高通俗小说的文化地位与知识价值；另一方面，借助传统目录学，但论述框架却又受其知识评價体系所限。二者的杂糅客观上推动了通俗小说现代建构的多维面向。遗憾的是，学界对此研究尚较匮乏，需要进一步细化讨论。
二、《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对“四大奇书”的提要写作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金瓶梅》所合称的“四大奇书”，分别代表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及世情小说等通俗小说演变过程中的四类重要题材，已成为现代小说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论述对象。同时，“四大奇书”的版本情况不断被现代人所查访、披露及刊印，到了不得不予以系统梳理的程度。孙楷第对“四大奇书”的版本著录就是现代研究者展开通俗小说目录学建构的缩影，亦是其梳理通俗小说文献最高水准的代表。故而，兹以孙楷第对“四大奇书”的提要写作为中心，探讨其基于版本目录学建构通俗小说新评价的展开策略、推进细节及其意图。
一是，形成了比较式言说的提要写作策略。早在1934年至1938年间所撰的诸多小说书录解题稿中，孙楷第就曾专门提及“四大奇书”的连称意义。其在《西游记二十卷》提要中言：“斯编述玄奘师徒取经事，演为八十一难。其文逾数十百万言，而前后意不相沿袭，凡释道家言，以及晋唐小说，悉镕冶而陶铸之。至于叙事咏物，效词话之格，亦斐亹可诵。故自明以来，称遍艺林，与《水浒》、《三国》、《金瓶梅》并称奇书，以迄于今，犹巍然为小说冠冕。盖不唯玄思幽渺，极变现之能事，亦其博物洽闻，藻思文采，足以佐其谈写，发其理致，故能于讲史言情之外独具一格，为后人所不及也……是承恩此书，亦整比众说加以藻绘，不尽为自造之书。而经其编摩，更为新书，实后来居上。”［9］117-118据此，孙楷第已充分注意到“四大奇书”连称的历史影响，并认为《西游记》“巍然为小说冠冕”，从而在一种比较意识中看到《西游记》的独特价值。“实后来居上”云云，使得小说书录提要的言说模式逐渐引入了小说演进史的评价视角，也扩大了提要写作的内容范围。所言《西游记》“叙事咏物”“能于讲史言情之外独具一格，为后人所不及”，则是在书目提要的学术评价思路中肯定《西游记》等“四大奇书”的叙事水平及其小说史地位。当然，注意到“四大奇书”或“第一奇书”的版本形态，是对相关小说版刻特征的一种目录学记录。孙楷第在《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提要中说：“通行本皆标‘第一才子书，颇不可解，考前所载顺治甲申金圣叹序，谓所集才子书者六，其目为《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而《三国》不与，下文乃谓‘第一才子书之目宜在《三国》。以《三国》驾诸书之上，不唯义所不安，即文义亦甚突兀，或书贾刊行《三国》，欲重其书，因于文中增此句，亦未可知，而俗人遂径称《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书，亦可谓傎矣。”［9］82此可表明孙楷第关于“四大奇书”的提要写作，严格依照业已形成的关于书籍作者、版刻、内容、特征等方面的书目学术规范及表达模式，继而通过考辨相关史料，以梳理“奇书”或“才子书”何以形成社会影响的可能缘由。
二是，具有一种古今勾连的批评预设策略。此类古今勾连的预设并非有意拔高《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的存在价值，亦非进行鄙薄，而是尝试在目录学知识体系下重新寻求《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的典型性及符合历史特质或现代需求的价值性。如其言：“此编家传户诵，流行至为广远，曲士小儒多有据《三国演义》谈三国事者，其书贻误后人不浅，不可不辨。故今举其著者为例，一一辟之，使世人知小说、史籍判然两途，不可混而为一。读《三国》小说者，若舍事论文，徒以为欣赏之资，则其书在讲史小说中固犹为近雅，以之匹《开河》、《海山》诸记亦无不可；若欲知三国史事，自当远稽史编，求之范陈诸书，无取于猥鄙小说焉。”［9］80-81可见，孙楷第仍主张回归《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历史存在语境，意即在文教传统中寻求《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四大奇书”的提要写作所必备的批评策略。这种批评策略不仅需详细强调“四大奇书”与史书、笔记等其他文献的区别，而且对历代“小说”以“嘲戏为务”的知识特征及其导致“贻误后人不浅”的接受情形，需要予以客观公正地辨正，以便在一种“欣赏之资”的文学接受中有效看待相关小说的现实价值。而所言《三国志通俗演义》于“讲史小说中固犹为近雅”的判断，其实仍不脱《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小说家类”之“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等定位［10］，带有显著的传统目录学知识结构及其评价体系的影响因素。正如1958年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凡例》所言：“诸书除讲史外，皆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其同演一故事或故事同属一系统之书，则不论著者之人，悉附于最初演此故事书之后，庶因类寻求，不至先后参差，亦《四库提要》于笺释旧文则从所注之书之例也。”［6］凡例，1知孙楷第对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籍著录原则及其知识架构多有承继，这就促使其对《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小说家类”的知识设定有所吸纳。
三是，隐含强烈的推崇之意，带有显著的思想、艺术及内容评价的推进细节。这种隐含某种程度的经典特质构建，成为其评价“四大奇书”的重要手段。《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关于“四大奇书”经典特质的构建途径之一，是在题材衍变史中强调“四大奇书”的源流意义，强调作为“白话”小说的“四大奇书”与此前各种同类题材的说唱文学之间的关系，强化“四大奇书”的改编、改写及“新造”的后出转精。例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提要言：“今考其所记事端，有沿至治《三国平话》之旧者……其中有仅属戏曲故事者，有稍本陈寿书及裴松之注而加以敷演者，皆为元本平话所已有，则此本所记大体仍出于平话。其删者，如张飞杏林庄招安黄巾、独战吕布、三出小沛，凡涉张飞者三事；刘玄德醉走鹤楼，涉先主者一事；庞统煽惑沿江四郡，涉庞统者一事，不过数条。唯平话侧重蜀事，诸葛亮殁后即记吴蜀之亡，甚为简略，此本则补所未备，如孙策略定江东，曹操灭袁绍、定辽东，及姜维用兵，司马父子擅权，孙休、诸葛恪等事，皆据载纪补入，颇为详赡，且叙事整比，大改旧观，故其本行而平话本日晦。”［9］78-79据此，在提要中详细分析《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等史籍、《三国平话》等说唱文学的关系，以及《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意的创作突破，此类论述内容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知识特征进行了详细总结，亦充分注意到“此本则补所未备”的学术品格。这表明孙楷第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提要写作不仅仅只是将其当作一部通俗小说，而是一部具有严谨学术价值的叙事作品。故而，孙楷第又言：“讲史小说莫著于《三国演义》，誉之者至推为小说之冠……以今视之，其书叙事虽稍可观，然不过载事而止，殊无摹绘之巧，又事迹杂陈，多无裁断，写诸人性情亦不免与史传乖违，不出市井揣摩积习，誉为绝作，诚未免太过。”［9］79上述所引充分表明孙楷第在通俗小说的知识趣味与流布品評等视角中，强调“四大奇书”叙事的高妙，以及此类叙事切合了世俗之人的趣味，可谓是对“四大奇书”经典品质的有意挖掘。“其书叙事虽稍可观，然不过载事而止，殊无摹绘之巧，又事迹杂陈，多无裁断”云云，则是在现代叙事的知识结构中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做出公允评判的典型细节。
四是，意图构建通俗小说的历史影响与学术品格。孙楷第在《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提要中指出：“今姑以此本为主，略述四端：一、《水浒传》称罗贯中作，明本署题尚多存其名，其人见于《录鬼续簿》，固实有。然今百回本则每称书会，如第四十六回称‘书会们备知此事，作《临江仙》词，第九十四回称‘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则固书会编本。然谓贯中即书会中人，或贯中用书会之本，亦无不可。此其一也。二、征辽事与征田虎、王庆事，诸本或弃或取，颇不一致。如百回本有征辽无征田王，百十五回诸简本则有征辽亦有征田王……三、宋元词话乃说唱之体，《水浒》既成于元，疑其本当为词话，然今行诸本概是说散，唯其歌词仍间存于本文中……核其文实为偈赞之词，则《水浒》古传当为说唱本，殆无可疑也。此其三也。四、据百回本所记梁山泊故事，与宋末《宣和遗事》不尽同，与元杂剧宾白所述亦不尽同……凡此四端，略伸大意，俾世之学者共思之。”［9］107-108此则提要如此详细地考辨《水浒传》的作者、内容情况、成书过程及故事源流，希冀“世之学者共思之”，并不因为“小说”为“小道”等历史定位而有所贬低。这就从学术考辨的角度进一步抬升了“四大奇书”等通俗小说的知识特色，并以之为一种具有学术考辨价值的严肃学问。
要之，孙楷第在书录解题中对“四大奇书”经典性的提要写作，不仅是一种对“四大奇书”的文献、流传及价值进行专门考辨的学术行为，亦是一种在传统目录学知识体系中重新定位“四大奇书”存在价值的解构行为，更是一种在古今融通视阈下重新挖掘“四大奇书”现实启示的重构行为。凡此种种，使得“四大奇书”的知识特征、历史意义及其认识视角呈现出持续扩大化的倾向，有效推动了“四大奇书”多维经典化在书目提要知识体系下的展开路径。
三、“通俗小说书目”列举“四大奇书”版本的知识特征及旨趣
从1932年版到1958年版、1982年版三个版本的“通俗小说书目”的修订变化，可进一步剖析孙楷第建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突出知识特征。1958年版、1982年版相较于1932年版而言，对各类小说的著录数量及各个版本特征，不仅有质的飞越亦有量的扩充。孙楷第对“四大奇书”的版刻进行了其在当时所能见到的全力补充。这使得“四大奇书”在“通俗小说书目”的专科目录中“依性质分类排比”［6］181，具有一种系统性与谱系性的知识特征。从某种意义讲，对“四大奇书”的版本系统进行全面梳理，是对“四大奇书”的经典性予以肯定的表现，亦是其构建“通俗小说书目”的最主要旨趣。
知识特征一：不断增补“四大奇书”的版本数量，以期全面把握相关小说的版本系统。《日本东京及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卷三“明清部二（长篇）·讲史类”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二百四十则》《新刊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二十卷不分回》等《三国演义》版本凡4种，在卷五“明清部四（长篇）·公案类”著录了《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钟伯敬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残存十八卷》等《水浒传》版本凡6种，卷四“明清部三（长篇）·灵怪类”著录了《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等《西游记》版本凡6种。到1958年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卷二“明清讲史部”列举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二百四十则》等《三国演义》版本凡28种，卷六“明清小说部乙·说公案第三”列举《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忠义水浒传一百卷》等《水浒传》版本凡20种，卷五“明清小说部乙·灵怪第二”列举了《旧西游记》《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二十卷一百回》《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等《西游记》版本凡14种，卷四“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列举《金瓶梅词话一百回》《金瓶梅一百回》《张竹坡评金瓶梅一百回》等《金瓶梅》版本凡3种。相较于1958年版而言，1982年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亦略有增加，主要变化集中于《三国演义》版本的增列上，如新著录《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二十卷》（刘龙田刊本）等。
上述三版“通俗小说书目”不断增列的原因，正如孙楷第所言：1932年版的著录来源主要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孔德学校图书馆、马隅卿藏书及“故家之所收藏，厂肆流连”等处，1958年版编纂时增加“二十年来中国陆续发见的善本和稀见本补入本书”，以及“把日本丰田穰先生、工籘篁先生在日本调查所得的善本和稀见本补入本书”［6］重订通俗小说书目序，3，1982年版又参考了“旅大市图书馆”［6］重订通俗小说书目序，5等处的藏书。上述的增列使得孙楷第对“四大奇书”的认识及研究，不断形成专门对待的严谨态势，也使得目录学视阈下的“四大奇书”著录逐渐呈现出系统性、完整性的考辨趋势。这就促使孙楷第关于“四大奇书”任何一部小说的主要版本及其谱系，能够在一目了然的目录编排中被世人深入浅出地接受。
知识特征二：详细分析“四大奇书”各个版本的版本形态与递藏关系。检视上述三版“通俗小说书目”，我们可以看到孙楷第对“四大奇书”版本的著录具有突出的检索功能——相关版本的名称、刊刻情况、现存情况，乃至相关版本的形状、性质及知识特点，无不详加列举；对各版本之间的谱系情况在故事“演化”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版本比勘的知识考古，以便通过各版本之间的变化来获取相关小说的接受情形。同时，相关论断亦有着深度的知识特征概括与知识价值定性。以1932年版为例，该书卷三“明清部二（长篇）·讲史类”著录《三国演义》时，题名介绍言：“《三国演义》板本，国内近年所出，已多秘本。最初之嘉靖本，已登于北平图书馆。其他明本，各家所藏亦复不少；故余此次在日京阅书，于此书板本，未之注意。且就所见者而言，亦无以逾于吾国所存者。今以触类所得，记其色目，略为疏明。”而后列举《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嘉靖本）》，并加以提要言：“此书国立北平图书馆己有全本。日京则文求堂主人田中氏藏一部，第一本系抄配，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借以影印，因该馆又买得前半配补，遂影印全书。张菊生氏又为田中氏影印所缺之一本赠之，与原书大小相当，用酬借书之惠。田中氏此书购自北平来薰阁主人，自言以百五十元华币得之，实为异数。方氏为余言此事时，称心愉快，形于词色。返国后，以诘来薰阁主人陈济川君，乃亦淡然，若不复措意者。斯亦书林之清话，可资谈剧者也。又德富苏峰氏成篑堂亦藏此书残本，只七八两卷，乃郑板桥故物。有二章曰‘七品官耳‘十年磨一剑。亦田中氏购之中国转售之德富苏峰氏者。”［11］47-48上述所列信息，不仅简要概述相关小说的版本及其收藏情况，而且对版本的流传与递藏情况展开了简要考辨，为读者了解相关小说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信息指导。这势必会影响读者对相关小说的文献信息理解，为读者判断相关版本的文献价值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在提要中充分肯定“四大奇书”合拍于现代文艺思想的存在价值，是孙楷第列举“四大奇书”版本知识的旨趣所在。例如，1958年版的《张竹坡评金瓶梅一百回》提要言：“存。原本未见。十行，行二十二字本。板心上题《金瓶梅》。图百叶。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本。图百叶。袖珍小字，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本。图仿明本。湖南刻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本。无图。以上四本皆有谢颐序，板心题‘第一奇书。乾隆丁卯刊本。板心上题‘奇书第四种。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亦有谢颐序。竹坡名未详。刘廷玑《在园杂志》称彭城张竹坡，盖徐州府人。曾见张山来《幽梦影》有张竹坡评，则顺康时人也。《在园杂志》卷二云：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钢，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板抵偿夙逋于汪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6］116-117此条提要不仅考察了《张竹坡评金瓶梅》的版刻及存留情况，亦详细考辨了张竹坡的生平经历，甚至援引刘廷玑《在园杂志》以示考辨的严谨。此举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多方面了解相关小说版本的生产、传播及价值；另一方面，又在书目提要中向读者解释了《金瓶梅》为何罗列于“奇书”的叙事学价值，肯定刘廷玑对《金瓶梅》所作的“文心细如牛毛茧丝”之类的意义判断。
总之，上述三版“通俗小说书目”通过对“四大奇书”各个版本的分类标记，促使“四大奇书”各个版本的文献特征与文献价值得以被清晰地揭示，亦较为清楚地标记了各个版本之间的文献关系。尤其是，孙楷第依照相关小说版本先后的顺序排列，从某种程度上亦是一种对相关小说成书演变与流传过程的梳理，有效揭示了相关小说之源流演变与学术发生发展的动态史迹。诸如此类的编排与著录，是系统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进行专门化（即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编纂）、专业化（即详细考察各个版本的形态、内容及价值）及体系化（即比勘各个版本的异同及其在相关小说“演化”史上的特色）研究的体现。
四、目录学视阈下通俗小说现代建构的启示
孙楷第基于目录学视阈而建构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与书目提要的现代书写，为现代学者在传统目录学体系与现代知识需求双重制约下，去多元认识通俗小说的知识特征、学术价值提供了视角的启迪与方法的促动，有助于深入认识传统通俗小说的现代意义。这也预示着通俗小说在现代各类社会思潮推动下形成的版本目录学等学术化、体系化评价思路，已获得现代学者的充分注意，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新趋势。当以版本梳理为中心的系统化文献整理、以勾勒源流衍变为重点的编目提要，作为认识通俗小说历史存在与现实价值的重要助力时，有关通俗小说的文献特征、版刻体系及文化价值，将逐步成为现代读者处理相关小说文献信息的重要知识实践活动。它最终在传统目录学强调文献价值论与知识论双重诉求的基础上［12］，进一步强化通俗小说版本目录文献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乃至揭示通俗小说在世人乐此不疲的接受过程中隐含着怎样的精神诉求。此类启迪不仅体现为一种新视角的认识触动，亦表现为具体方法与存在意义重构的新变。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通俗小说书目提要的新观照视角。正如郑振铎《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序》所言：“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他从古代的许多文献材料里，细心而正确的找出有关小说的资料来，而加以整理、研究。”［13］孙楷第关于通俗小说的书目提要与专科著录的细致整理，属于对相关小说知识客观性与真理性等认知领域的事，注重的是如何构建目录学视阈中的通俗小说评价体系。孙楷第尝试“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亦是一种强調对知识应用价值的关注，从而在一种“科学”法则的指导下，既关注通俗小说专科目录之知识与学理的真理尺度，又努力确立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典范意义及其对后世治小说史者的指导价值。这就是孙楷第自言“对通俗小说版本作了详细的调查，有系统地写成了书目，为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学奠定了基础”［7］156的底气所在。即通过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编纂来发挥小说知识的效用，形成新的小说批评话语体系，为多角度探讨通俗小说奠定文献基础。而为了实现上述知识效用，孙楷第试图将现代学术思想置入采用科学方法以图书的功能属性与学科划分为主要特征的“图书分类”学中，是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的知识特征与价值意义所进行的一种认识论转变。其对通俗小说的知识特征及由此持有的肯定信念，源于其对通俗小说在目录学视阈下相关知识结构与价值导向所做的规范探索乃至方法示范。其试图在目录学视阈中对通俗小说的知识重新进行典范性构建，从而扩大世人认识通俗小说的思想渠道。换句话讲，目录学著述著录通俗小说的情况，早在明代诸多书目中就已然存在。这些书目虽然对相关小说展开了简单的提要述及，亦著录了版刻、册数等情况，但它们大多是在目录学原有的部类及其知识体系下，在史部与子部之中寻求通俗小说的合理归置。［14］这就成为世人关于目录学著述著录通俗小说的某种基础经验。而孙楷第对通俗小说的专科目录编制，全面且系统地梳理通俗小说的版本情形，并对此做出详细的文献考辨与价值定性，最终提升了世人关于通俗小说相关知识与价值的深度认识。它是一种升级的阅读体验与认识的深度加强。因此，孙楷第全力推进通俗小说专科目录观照视角的新形态，改变了世人对通俗小说学术价值的新知识期待，乃至形成方法论方面的触动。
二是，从古今贯通的视野提出通俗小说版本目录的新写作方法，构建崭新的通俗小说版本目录学评价体系。孙楷第借助“图书分类”法编纂通俗小说专科目录，亦同时吸收了图书分类强调知识溯源的理念与方法。即对通俗小说进行序其先后、审查完缺、确定优劣、谱系归类的版本鉴定，同时进行求真求实的文本比勘，以确定文本内容的可靠性、真实性及有效性；再者展开部类设置，以便对相关小说文献所反映的知识内容及其常见属性，分门别类地展开知识编列与特征揭示。此即孙楷第所言“吾辈读书，贵能知其源流，辨其体例”［15］107的体现。这个过程代表着孙楷第对于通俗小说的认识有其独特的指导思想，亦有独特的实践操作，蕴含着一种全新的知识评价体系。此类评价体系无疑是一种通过提要著录，来对相关小说的内容进行浓缩、提炼及述其梗概等知识特征方面的总结与意义判定，以便向世人推介相应的知识价值属性，进行详细的导读式解题。它充分吸收了传统目录学所惯用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叙录体、介绍作者生平与著述情况的传录体（主要集中于相关小说题名下的介绍）、辑录序跋等有关资料的辑录体（1932年版尤具典型）、以解题为主要诉求的释录体等多种著录手段。基于上述的著录方式，孙楷第意图将现代社会流行的“演化”思想、注重叙事意义与演进规律的文学史批评策略引入通俗小说版本目录学的评价体系中。这使得孙楷第的通俗小说版本目录学具有浓厚的隐含定性评价诉求的现代知识理念。我们姑且称之为具有古今融通特质的开阔知识视野。因为这不仅充分考虑到通俗小说的原有知识结构及其评价体系，亦满足了现代学术变革在文献学领域对相关小说的知识特征及其存在价值的重构诉求。由此推进的重构过程及其勾连古今的新批评方法，有力地向世人详细展现了通俗小说何以形成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文献基础。孙楷第就曾说：“在我国旧小说中，像《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流行之广，恐怕找不出第二部了。”［15］80这也客观上推动世人在梳理数量庞大的小说版本谱系中，得以发掘相关小说所独有的知识价值，借此总结相关小说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知识魅力。从这个角度讲，建立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新举，是一种集中反映现代人对通俗小说产生与流传的高度抽象化肯定。其获得的接受效果往往会给世人一种分类之精、体制之善、逻辑之严、判识之准等感受，最终确立起独特的通俗小说版本目录分类体系。
三是，从“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提出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建构的多重存在意义。胡适曾总结孙楷第编纂“中国小说书目”的贡献：“沧县孙子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他在这几年之中，编纂中国小说书目，著录的小说有八百余种之多。他每记载一种书，总要设法访求借观，依据亲身的观察，详细记载板刻的形式与内容的异同。”最终“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11］胡适序，1可见，吸纳“科学”的思路与现代意义的“方法”革新，使得孙楷第在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提要写作中带有显著的文学史书写特征。这种特征以“小说的源流问题”为具体抓手，且带有“科学”方法的小说史书写策略，不仅有别于时人以小说类型与文本阐释为重点的小说史建构思路；而且，在充分占有小说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对通俗小说的知识特征与文化地位进行了以大量文献为基础的深度勾勒，契合了“白话文学正宗论”的时代呼吁。与胡适等人基于“西方文明中心论”而将西方文明当作现代中国文明一（核心）部分、从而将传统通俗小说靠向西方文明以寻求相应的知识特性及其意义导向相比［16］，孙楷第力求在版本文献查验的阅读之后，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的经典建构，更注重传统文化及其知识结构在通俗小说提要书写（可认为是一种小说批评形式）中的现代延续性。建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学的实践过程，是其以小说研究及批评為媒介，借机寻求传统学术体系在现代社会情境的适用性与创新性。此意所形成的知识效果既包括为通俗小说的历史意义加以系统的文献清理，又提出了多元建构通俗小说衍变的“科学”意义，最终加深通俗小说被世人接受、认可的文化必然性。
参考文献：
［1］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05.
［2］程毅中.近体小说论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1.
［3］苗怀明.孙楷第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的创建［J］.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2018，（2）：98-116.
［4］竺洪波.孙楷第关于《西游记》的版本目录学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1）：43-48.
［5］朱姗.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图书学分类”［J］.中国文化研究，2020，（3）：125-133.
［6］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7］黄克.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孙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J］.文学遗产，2008，（4）：149-158.
［8］温庆新.物我会通：“四大奇书”作为现代报刊广告词的生产性批评［J］.中国文学研究，2023，（2）：135-143.
［9］孙楷第，著.戴鸿森，校.戏曲小说书录解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2.
［11］孙楷第，编.日本东京及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M］.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2.
［12］温庆新，王昕蓓.历代书目著录《红楼梦》的知识特征与历史意义［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89-96.
［13］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卷首［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2.
［14］温庆新.“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J］.北京社会科学，2023，（1）：34-43.
［15］孙楷第.沧州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7.
［16］温庆新.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J］.学术界，2022，（12）：163-171.
（责任编辑 黄胜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