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静

　　摘要：汉魏之际，曹植融汇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在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其一，他在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基础上，突破了颂只能歌颂的文体规范束缚，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创作中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其二，依据儒家诗教“美刺”论，强调辞赋等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拓展了颂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润色鸿业”“宣上德”的颂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的价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论“主文谲谏”的思想下，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追求颂的形式美，讲究颂的语言技巧，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呈现出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谐和的艺术特色。曹植对颂文的创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论思想和美学趋向，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曹植；颂文；儒家文论；主体情感；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7.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3-0168-008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颂体文学的衍变期。以曹植为代表的颂体作家，在创作中力求新变，有意识地追求美、改造文体，对颂体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与创新，使颂脱离了原本“义必纯美”、庄重典雅的颂美之风与创作体式，呈现出内容题材丰富、情感浓郁、文采飞扬，且具备讽谏统治者、讥评时事等功用的特点，故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篇称魏晋的颂为“杂颂”［1］96。长久以来，学者们大都将曹植文学创新的动因归结于魏晋文学的自觉，认为曹植是在审美意识的觉醒下进行美的追求。然而，通过对曹植颂文的文本细读，结合他的文学思想和相关史料，笔者认为除了时代环境的影响外，儒家文论对曹植的颂文创新及理论建构影响较大。

　　近年来，学者们已开始关注曹植文学与儒家思想的关联问题，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代表性论著有李焕有的《儒家“成人之道”在曹植后期辞赋中的彰显》［2］、陈丽妍的《从对儒家诗教之依违看〈洛神赋〉主题》［3］以及张家国、何新文的《曹植的经典意识与辞赋创作》［4］等，分别从儒家诗教、儒家文化和儒家经典等方面，对曹植辞赋进行深入研究。但是，学界对最能体现曹植儒家文论思想的颂文却少有关注。曹植幼读儒书，深受儒家经典浸润，践行儒志，一生追求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4］他谨守儒家思想，亦深受儒家文论的影响，并将其运用于文学创作。从创作主体角度来看，他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里抒发了多种情感志趣；在内容功用上，他创作了具有讽谏政治作用的颂，拓宽了颂的政治功能和价值范围；在语言艺术上，他追求颂的语言形式美，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具有了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和谐的风格特点。

　　一、吟情述志：颂文创作主体情感的注重

　　颂起源于原始宗教仪式，最初只是施于宗庙郊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赞美诗。降及西汉，颂才成了一种专门用于颂扬的实用文体。《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5］271不管是颂王德以告神明，还是后来发展为颂一般的人和事物，颂只限于赞美歌颂。例如，汉代董仲舒《山川颂》歌颂山水之德，扬雄《赵充国颂》歌颂功臣良将，王褒《甘泉宫颂》和《碧鸡颂》分别歌颂了宫殿和祥瑞之物等。在这种文体规范的制约下，作者不可任意抒发个人情感。

　　“诗言志”是儒家文论对诗歌本质提出的最早命题。汉代班固继承并发挥了“诗言志”的传统诗论，认为诗是“哀乐之心感”的产物，即情的产物。［6］1701《诗大序》以情志论诗，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歌本质论。曹植吸取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思想，也认为文学乃吟咏性情的产物。如其《愍志赋序》曰“予心感焉，乃作赋”［7］32；其《离友序》言“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7］54；其《神龟赋序》又曰“余感而赋之”［7］96，均强调创作动机源于个体情感的生发。不仅如此，他还在《学宫颂序》提出“歌以咏言，文以骋志”的观点，突破颂的文体惯例，视颂与其他文学体裁一样，都是作者用于抒发情怀、表达志向的载体。他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并创作出蕴含作者多种创作意图和复杂情感的颂作。

　　（一）尊儒兴学的热情讴歌

　　曹植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8］557。在儒家正统思想的濡染下，他将儒家经典融汇于颂文之中，并依经立义，传承了儒家思想文化。例如，曹植在《学宫颂》序文中将孟子、子贡对孔子的评价与赞美融入颂文里，不仅增强了孔子的人格魅力，而且还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他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孔子，其序文曰：

　　自五帝典绝，三王礼废，应期命世，齐贤等圣者，莫高于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诚所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矣。［7］115

　　序文叙述了汉末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造成了“五帝典绝”“三王礼废”的情境，学术文化遭到空前破坏与冲击。在古代所有圣贤之中，作者首推孔子，认为“齐贤等圣者，莫高于孔子也”，并引孟子所言“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来评价孔子的超卓杰出。在曹植看来，孔子讲授的儒学，尤其是人性与天道，是超越其他学说的高深理论，仅仅依靠耳闻是不能够学到其精髓的。正如南朝梁皇侃在《论语义疏》中所说：“夫子之言即谓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禀以生者也。天道谓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9］可见，颂文抒发了作者对孔子及儒学“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敬仰之情。

　　黄初二年，曹丕下诏修复孔庙，奉孔子之祀，曹植便作《孔子庙颂》，由衷地赞赏曹丕尊儒兴学之举。作者在序文鋪叙了孔庙遭毁、祭祀堕坏的情景：

　　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曹植集校注》卷二）［7］228

　　天下战乱，儒学衰微，孔庙倾废，儒学遭遇衰败废弃的境况，作者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发出“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的呼声，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悲恸、痛惜之情。当朝廷“绍继微绝”“兴修废宫”、尊儒兴学以教化天下时，他道出了作颂的缘由：

　　尔乃感殷人路寝之义，嘉先民泮宫之事，以为高宗、僖公，盖嗣世之王，诸侯之国耳，犹著德于名颂，腾声乎千载。况今圣皇，肇造区夏，创业垂统，受命之日，曾未下舆，而褒崇大圣，隆化如此，能无颂乎？（《曹植集校注》卷二）［7］228

　　路寝，名始见于《诗·鲁颂·閟宫》之“路寝孔硕”，《毛传》曰：“路寝，正寝也。”［5］614《礼记·玉藻》说祭祀曰：“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卷二十九）［10］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意指古代天子﹑诸侯的正厅。泮宫，乃西周诸侯所设大学。《汉书·郊祀志上》记载：“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卷二十五上）［6］1193泮宫后泛指学宫。这里引用殷商路寝、西周泮宫以及商王武丁、鲁僖公之典故，意在以殷商帝王有路寝以清听政之义、西周诸侯有开设学堂之举、商高宗武丁和鲁僖公有修德立颂之功，来衬托赞美魏帝在“创业垂统”之始便“褒崇大圣”，尊孔尚儒，使社会风气隆化淳厚。颂文引入大量的儒家经典，彰显了作者对孔子及其儒学的无比仰慕与推崇。

　　（二）人生境遇的哀怨与欣喜

　　曹植一生遭遇很多波折，尤其在魏文帝黄初年间，其处境窘迫，运命艰危。曹丕亲情凉薄，利用各种手段迫害曹植，甚至欲除之以泄其愤。曹植曾多次被改徙临淄、鄄城、雍丘、浚仪、东阿等封地。这些封地大都贫瘠，因此曹植所处的境遇非常困窘。他在《转封东阿王谢表》中提到在雍丘时的情况：“臣在雍丘，劬劳五年，左右罢怠，居业向定。园果万株，枝条始茂，私情区区，实所重弃。然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财糊口，形有裸露。”［7］390后来改封比较肥沃的东阿，曹植对此封地比较满意。为此，他专门创作了《社颂》，其序文言：

　　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务园圃而已。农桑一无所营，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曹植集校注》卷三）［7］427

　　从序中“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可知，曹植昔日所在封国的贫瘠与清苦，而今被封“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的东阿，作者是怎样的一种既哀怨又欣喜的情绪。于是作者由衷赞颂道：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龙，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实为灵主。克明播植，农正具举。尊以作稷，丰年是与。义与社同，方神北宇。建国承家，莫不修叙。（《曹植集校注》卷三）［7］427

　　在贫瘠之封地，饱受生活艰窘之苦，经历了太多辛酸与困苦之后，能够保全生命，得到朝廷的恩赐，作者感慨之余，更多是祈祷神灵福佑，希冀所在封国农桑繁兴，丰年有余。

　　（三）政治失意的悲怆与落寞

　　儒学要求士人志存天下，积极入世。孔子为了“用世”，曾大声疾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11］144孟子提倡“济天下”，其名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1］351，更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曹植也有着宏大的政治志向和积极的从政心理，期望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三国志·魏书》）［8］565。但是，他空有一腔政治热情，却没有突出的政治表现和军事功绩。曹丕当政期间，曹植于黄初初年两次获罪，处境险恶，一度有性命之虞，更无从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太和时期，曹叡放松了对他的猜忌和限制，曹植重燃起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希望，但始终不被朝廷重用。据《魏书》载：“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8］576虽满怀希望，却不能把握机遇、施展才华；虽屡遭坎坷，却依旧坚持理想、不愿放弃。曹植的人生始终充溢着苦闷和哀愁，因此，他在颂文中更多是抒发这种悲怆与落寞之情。

　　《郦生颂》正文已佚，只留存序文。其序言：“余道经郦生之墓，聊驻马，书此文于其碑侧。”［7］257郦食其为秦汉之际著名谋士，游说齐国归顺，为刘邦“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途经郦食其之墓，特意下马，写下此颂文，显然是有感于郦食其的不朽功业。与郦食其相比，曹植终究是“无锥刀之用”。《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植再次转回雍丘，“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曰：“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其之讥。”曹植热切盼望着“逞千里之任”“验搏噬之用”，而终究是“无伯乐、韩国之举”，徒有“窃自痛者”的伤悲［8］566。

　　二、刺过讥失：颂文社会政治功用的强化

　　儒家文论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从孔子提出以诗“事父”“事君”到《诗大序》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5］271，都认为诗歌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功用。文学创作“发乎情，止乎礼义”，既承认作者抒发宣泄内在情感的需求，同时又强调要用儒家道德礼义为内容规范，目的在于发挥其政治教化作用。

　　汉代作家囿于“汉颂”思想和“润色鸿业”的社会定位，颂文创作基本上沿袭《诗经》“三颂”歌功颂德的题旨内容，如西汉扬雄的《赵充国颂》、刘向的《高祖颂》《列女传颂》等，都是通过歌颂赞美人物的功德，树立封建伦理道德标准，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教化作用。东汉光武中兴、明帝修礼后，班固、傅毅、崔骃等人的征巡颂更是为了“宣上德”而“尽忠孝”，如《后汉书》载汉章帝“每行巡狩”，班固“辄献上赋颂”［12］1373；傅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12］2613；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崔骃“上《四巡》以称汉德，辞甚典美”［12］1718-1719等，这些颂文均以“颂汉”為旨归，歌颂赞美帝王功德，有着彰显汉德、赋颂当世的社会政治意义。汉魏之际，曹植出于积极投身政治、建功立业的理想情怀，并将其投诸颂文创作，有意识地改造颂体，使内容题旨“纯美”的颂文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等政治作用，使颂文的社会政治功能得以强化。

　　（一）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

　　挚虞《文章流别论》指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他认为“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13］1905。颂一开始就与帝王功德相关，依附于国家政治而产生。曹植在《学宫颂序》曰“予今不述，后贤曷识”，强调作颂是为了记叙传述先贤事迹，以便后学者能够明白辨识。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还表明自己志向不成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而一家之言”［7］154，有着深厚的儒家注重史实、经世致用的思想。曹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其观点主要见于他与杨修之间往来的书信及一些作品的序文中。

　　在《與杨德祖书》中，曹植对文学创作评价如下：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7］154

　　曹植在信中论文言志，言辞慷慨，用意曲折。他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这里却称之为“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对于好友的虚怀请益、恳切谦和，杨修在回函《答临淄侯笺》中说：“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子，风雅无别耳。”“若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文选·卷四十》）［14］杨修追本溯源，认为赋颂乃“古诗之流”，其创作与追求功名并不冲突，对曹植及文学创作给予了肯定。

　　对于曹植“辞赋小道”的这番话，看似在贬低文学价值，其实是将文学创作活动同他毕生以求的政治理想相比较，文学便显得不足为道，因而他反问道：“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何新文先生在《中国赋论史稿》中引用鲁迅的观点，并指出曹植“少好词赋”，一直写作不辍，和扬雄悔其少作、辍不复为的创作情况是不相同的。［15］联系上下文来看，曹植称辞赋文学为“小道”，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以及引扬雄“壮夫不为”的事例，说明其在文学的价值评判标准上是比较认同扬雄的观点的。

　　扬雄非常重视辞赋的政治讽谏意义，他在《甘泉》《长杨》等四赋的序文中，反复强调了创作辞赋应以讽谏为目的。他还在《法言·吾子》中强调赋的“讽谏”作用，一旦赋未起到应有的讽谏作用，就加以否定，得出“童子雕虫篆刻”乃至“壮夫不为”的结论。［16］但是，扬雄的赋作也有例外。因汉成帝好酒，扬雄曾作《酒赋》以讽之。曹植《酒赋序》对其评价曰：“余览扬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聊作《酒赋》，粗究其终始。”［7］125扬雄的《酒赋》今残，作者以游戏的笔调叙写。因缺少讽谏作用，即便“辞甚瑰玮”，曹植仍称其“不雅”。显然，曹植强调文学创作应追求雅正，他认为徒有华藻会陷入肤浅，甚至陷入虚词滥说。

　　综上所述，曹植称辞赋为“小道”，并非是贬低文学，除了自谦之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政治功业相比，他更重视在政治上施展抱负，不愿仅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二是与扬雄的儒家文艺观相似，曹植是以作品是否具备相应的政治功用、是否起到一定的社会效益为标准，来评判文学的价值。而这种文学的功利价值观也与曹植积极入世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相合。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实际的颂文创作中得到印证。

　　（二）拓宽颂文的政治功用

　　孔子以“兴观群怨”来论文学的社会作用，其中“怨”是指“怨刺上政”，开启了干预社会现实、批评政治过失的儒家文论传统。《诗大序》指出诗歌的社会政治功用体现在“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5］271两方面。郑玄在《诗谱序》中则明确了“美刺”的含义：“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5］262汉人论赋深受儒家政教文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文学要具有“美刺”功能，表现出一定的讽喻或揄扬内容，实即讽、颂两端，如王充《须颂》篇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17］此论与班固“润色鸿业”的思想一致［18］，体现了“美”和“颂”之端；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汉书·扬雄传》）［6］3557，他提倡辞赋创作应以讽谏教化为目的，则是“刺”和“讽”之端。

　　单从颂的政治功用来讲，其歌功颂德仅体现了“美刺”论之“美”的一面。但是，由于汉代赋颂两体自身的发展衍化，存在交叉、互渗的关系［19］，其内容、功用及理论建构等也存在很多趋同性，因此汉代也出现了含“讽”意味的颂文，如东方朔的《旱颂》、马融的《广成颂》等，但为数并不多，内容上也多为戏说、规劝等，并非典型的讽谏之作。直到三国时期，曹植在颂文创作中，不仅继承了颂“润色鸿业”“宣上德”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还使颂具备了“讽谏”的作用。

　　曹植的《皇太子生颂》乃讽谏之作，明为歌颂皇太子的诞生，其实是奉劝明帝曹叡要安抚百姓、以天下为重。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辑录此篇题名为《皇子生颂》，且所录颂文与严可均辑本在个别字词上稍有出入。其文曰：

　　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纂二皇，三灵昭事。祗肃郊庙，明德敬惠。潜和积吉，钟天之厘。嘉月令辰，笃生圣嗣。天地降祥，储君应祉（严本作“社”）。庆由一人，万国作喜。

　　喁喁万国，岌岌群生。禀命我后，绥之则荣。长为臣职（严本作“妾”），终天之经。仁圣奕代（严本作“世”），永载（严本作“戴”）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祯。藩臣作颂，光流德声。吁嗟卿士，祗承予听。（《曹植集校注》卷三）［7］454

　　皇太子诞生在“嘉月令辰”，举国庆贺呈现出一片喜气祥和的氛围。颂的后半部分由歌颂转而进行劝谏：“庆由一人，万国作喜”有着明显的讽刺意味，与“喁喁万国，岌岌群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中点评曰：“太和时代，曹叡对吴蜀接连用兵，又大修宫殿，赋役繁重，劳民伤财，百姓极为困苦。”［7］454作者指出百姓的生存危机，提出“禀命我后，绥之则荣”，实则借歌颂皇子诞生之机，讽谏曹叡要以天下苍生为重。此颂并不是一味歌颂赞美，还掺杂作者对统治阶层的讽谏以及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同情，因此，刘勰称之为“杂颂”，并认为“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1］96。

　　《宜男花颂》是曹植的另一篇讽谏之佳作，其文颂曰：

　　草号宜男，既晔且贞。厥贞伊何，惟乾之嘉。其晔伊何，绿叶丹花。光采曜晃，配彼朝日。君子耽乐，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济太姒，永世克昌。（《曹植集校注》卷三）［7］395

　　宜男花，萱草别称，旧时祝颂妇人多子之辞。《齐民要术·鹿葱》引晋周处《风土记》曰：“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莲。怀姙人带佩，必生男。”［20］可见，宜男花本来就有多生子的寓意。颂文敷写了宜男花之美，以“君子耽乐，好和琴瑟”引发联想，借太姒多子、螽斯繁殖力强来祝福曹叡多子多福、永世克昌。据《魏志·高柔传》卷二十四载：“（明帝）后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夭，继嗣未育。”［8］686因而此颂也有讽谏统治者的意蕴。

　　《柳颂》的正文已佚，其序文曰：

　　余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聊戏刊其枝叶。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讥当世之士。（《曹植集校注》卷一）［7］197

　　作者在序中称“表之遗翰”，讥评“当世之士”，点明了此颂的写作意图。邢培顺推测此颂应该是“通过述说柳树的状貌品质，观物比德，以批评俗士的随风而动、操守不固之类”［21］290。晋代苏彦在《女贞颂序》曰：“昔东阿王作杨柳颂，辞义慷慨，旨在其中。余今为女贞颂，虽事异于往作，盖亦以厉冶容之风也。”（《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八）［13］2255苏彦认为曹植的《柳颂》“辞义慷慨，旨在其中”，因而效法创作《女贞颂》，目的也是“以厉冶容之风”。据此可知，《柳颂》应该为借物叙志、劝勉讥评世人“浮夸不正”之风的作品。

　　三、主文谲谏：颂文语言形式美的追求

　　《论语·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11］89孔子论文，内容与形式并重。在具体创作中，孔子强调用精巧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内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言：“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5］1985文采能使言辞得以充分表达，且对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诗大序》从统治者接受“刺上”的心理角度，认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5］271，对诗歌形式提出了“主文谲谏”的要求，即通过诗歌的形式，用譬喻的手法进行讽谏。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注重文采、讲究形式、追求含蓄委婉的特点。

　　汉代的颂文基本上是沿袭《诗经》“三颂”的创作体式，以四言句式为主，风格庄重典雅。虽然汉末蔡邕对颂文的写作体例进行了一些创新，比如注重颂的序文写作，融入一些叙事技巧，但其颂的正文依旧很简洁，语言古朴厚重，形式节奏单调。直到汉魏之际，曹植不仅受到“艺术自觉”社会风尚的影响，创作开始注意艺术形式技巧及作家才情品性等问题，而且在颂文创作中，他始终与儒家“主文谲谏”的文论要求相一致，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他在提倡颂文应具有社会教化、政治讽谏内容功用的同时，有意识地追求颂文语言的形式美，以精巧允当的句法、文义相扶的情采以及自然谐畅的声律，使颂文的内容与形式、感情与文辞达到了和谐统一。

　　（一）精巧允当的句法技巧

　　对偶修辞手法古已有之，在《易经》《尚书》等文献中屡见不鲜。汉代作家作颂时也常使用对偶手法。如王褒在《圣主得贤臣颂》中用“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燠”与“袭狐貉之煖者，不忧至寒之凄怆”（《汉书》卷六十四）［6］2823作对举，隔句相对，用词讲究，体现了作者严密的逻辑推理性。蔡邕在《祖德颂》序文中言“兔扰驯以昭其仁，木连理以象其义”绝非自己的功劳，而是因“祖祢之遗灵，盛德之所贶”（《全后汉文》卷七十四）［13］874。其文句对仗工整，意象鲜明，流露出古朴庄重的韵味。

　　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发精密和深刻，对偶修辞手法也就日趋增多。到了魏晋时期，曹植的颂文较多地运用对偶手法，并利用对偶句来增强表达效果，呈现出明显的骈偶化特征。如《孔子庙颂》序文曰：

　　皇上怀仁圣之懿德，兼二仪之化育。广大苞于无方，渊恩沦于不测。故自受命以来，天人咸和，神气烟煴。嘉瑞踵武，休徵屡臻。殊俗解编发而慕义，遐夷越险阻而来宾。（《曹植集校注》卷二）［7］228

　　这些对偶句形式不同，自然成对。在词语意象上，更为精密成熟，如“殊俗解编发而慕义”与“遐夷越险阻而来宾”，“嘉瑞踵武”与“休徵屡臻”，生动恰切，形象鲜明。作者将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浑融一体，纯熟精湛的句法技巧一目了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谓：“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1］384他认为魏晋作家造句讲究精密，联字配合情趣，对仗辨析毫厘，他还将“精巧”“允當”作为衡量对偶修辞手法及技巧高低的标准［1］385。曹植颂文的对偶句法正具备了精巧允当的特征。学者李蹊从骈文的特征和产生时代考察，提出“晚汉和魏代文章是正式骈文的过渡形式”，认为曹植在作品中较多使用偶句，通脱华美，自然流畅，是典型的骈偶化古文句式。［22］

　　（二）文义相扶的情采特征

　　曹植认为，文学作品不仅要充分表达内容、融入个人才情，还要辞采华美。如他在《七启序》中评价枚乘等人的“七体”作品“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7］6；在《王仲宣诔》中赞扬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7］164等，足见其对文章辞采的重视。在创作中，曹植的颂文有着“文义相扶”的情采特征。

　　首先，曹植的颂文有着“辞采华茂”的特点。如在《宜男花颂》里，他细致描摹了宜男花的桢干和花叶，用“绿叶丹花”“光采晃曜”将宜男花鲜艳夺目、明艳光彩的形象展现出来；他在《皇太子生颂》中夸赞皇后曰“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纂二皇，三灵昭事。祗肃郊庙，明德敬惠。潜和积吉，锺天之厘”，刻画出一位尊礼仁德、恭谨慈祥的皇后形象；在《学宫颂》中，他以“玄镜作鉴，神明昭晰”来称赞孔子之功绩，称其光辉“仁塞宇宙，志陵云霓”，等等。邢培顺在《曹植文学研究》中也指出，曹植在颂、赞、诔等文章中，将“原来的说明性和评价性的语言改造为叙述性和描写性语言，增强文章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传统的礼仪性的文体变为具有较强文学审美特征的作品”［21］382。可见作者遣词之讲究，辞采之精美，意境之深远。

　　其次，曹植的颂文讲究情文并茂。例如，曹植在《答明帝诏表》中称赞曹叡所作的诔“文义相扶，章章殊兴；哀动神明，痛贯天地”［7］498；在《与陈琳书》中，他反对徒逞辞藻而不顾内容情感，如他讥评陈琳模仿司马相如辞赋文采而“志绝于心”［7］176。在曹植看来，好的作品应该兼顾辞采和感情。因此，曹植的颂文追求语言技巧和思想情感的和谐统一。如在《孔子庙颂》序文中，作者引用典故，运用排比，对大魏朝廷统一天下、教化四方的历史功绩予以热情讴歌，在华美文辞里洋溢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当叙述孔庙遭遇乱世时，则是“寝庙斯倾，阙里萧条”，朝野上下乃“靡歆靡馨”的颓废之局面；在经过朝廷“修复旧堂，丰其甍宇”后，则又是“莘莘学徒，爰居爰处”，四海升平、焕然一新的情景。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提出文章应以“述志为本”，《诗经》以来“为情造文”的优良传统是为了“吟咏性情，以讽其上”的缘故，因此作者要体现出真实的感情和精炼的文辞［1］347。曹植的颂文抒怀言志，吟咏性情，塑造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其用词精美雅致，又融入作者真切的情感。作者信笔写来，自然畅达，在情采方面达到了文义相扶的艺术效果。

　　（三）自然谐畅的声律节奏

　　曹植的颂文颇为讲究声韵。他精通音律，颂文节奏明快，音调谐美，读来别有一种顺畅流美的愉悦感。如《社颂》曰：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龙，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实为灵主。克明播植，农正具举。尊以作稷，丰年是与。义与社同，方神北宇。建国承家，莫不修叙。（《曹植集校注》卷三）［7］427

　　颂文隔句押韵，前六句押“土、古、主”韵，后八句押“举、与、宇、叙”韵。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颂文并非一韵到底，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和情感变化随时变韵，节奏非常明快，音韵流畅。

　　再如《孔子庙颂》的正文，前十六句隔句押韵，分别押“将、商、光、纲”韵和“灵、荣、倾、馨”韵，接下来又隔三句押韵，分别押“武、宇、沮”韵，最后十句又隔句押韵，押“译、期、兹、之、基”韵。还有《玄俗颂》共八句，也是隔句押韵。这些声韵构成了语言文字的音乐美，使颂文语言流畅，节奏明快，韵调谐和。曹植对自然音律进行了灵活运用，其颂文的韵律“得乎自然，有若天成”［21］181。

　　四、曹植颂文创新的文学史意义

　　纵观颂的发展历程，从最初依附于宗教的祭祀仪式，到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再到歌颂赞美普通人事物品，它经历了由神圣性话语向政治性话语，再向标志着身份、尊严与智慧的修辞性话语的演变过程，其实用功能也越来越趋向于文学艺术和审美趣味的追求。诚如刘师培所言“东汉以来，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而“文章各体，由质趋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23］。汉末魏晋，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4］，也正是颂文由质朴趋向华丽衍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曹植深受儒家文论的浸润，将儒家文论思想植于颂文创作实践中，并有意识地改造颂体，对颂文的创新以及后世颂文的影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第一，从儒家“情志”论出发，曹植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注重颂文创作主体的情感表达，在颂文里抒发了多种情感志趣，从而影响了晋代颂文的创作理论。例如，陆机在《文赋》里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还指出了颂“优游以彬蔚”的创作特征。［25］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提出“深情至言”的文学思想，以一个“情”字作为衡量文章优劣的标准，视有深情至言的诗、赋、颂等为文学正宗。［26］陆机的“诗缘情”与陆云的“深情至言”观念，不仅加速了儒家“情志”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颂文创作的抒情意识起到了理论上的推动作用。

　　第二，在儒家“美刺”论的基础上，曹植拓宽了颂的政治功能和价值范围，使“义必纯美”的颂还具备“美刺讽喻”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了颂的社会政治功用。他创作的颂不单可以歌功颂德、润饰鸿业，还可以刺过讥失、讽谏政治，有着匡扶社稷、劝勉讥评世人的社会价值。晋代颂文受此影响，其社会功能价值明显扩大，还出现了并非一味地歌颂赞美人物的作品。如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体式宏大，辞采纷呈，作者分别列举了辅佐汉高祖安邦定国、建功立业的三十一位功臣，其中褒功贬过，客观公正，展现了作者精确允当的论析判断能力。在作者“颂”功德之余，还掺杂了对人物过错的批判，凸显了颂体“论”与“评”的价值功能。因而，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称其曰：“褒贬杂居，颂之讹体。”［1］96

　　第三，在儒家“主文谲谏”形式论的影响下，曹植追求颂的语言形式美，使原本語言古朴厚重、形式节奏单调的颂具有了辞采华丽、文情并茂的风格特点。他的颂文不仅讲究句法、辞藻、音律等艺术形式，而且还能够有机融合情感内容，达到文义相扶、音情顿挫的艺术境界。受其影响，曹植以后，晋代颂文在体式、章法、辞藻、音律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越来越讲究辞采、韵律，呈现出自觉的审美追求。如陆云创作颂文特别注重语言的形式美，非常讲究韵律，其《盛德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华丽繁缛。

　　绾而言之，曹植对颂文的开拓与创新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正是在儒家文论的影响下，曹植打破了颂的书写体例藩篱，延伸了颂的文体内涵，拓展了颂的创作空间，使颂文呈现出情感浓郁、功能多样化、情采并茂等特征。曹植创作的颂较之前代，更加注重主体情感抒发和艺术形式追求，实现了颂文“由质趋华”的文体发展与转变。经过曹植的开拓创新，颂在内容题材上不断丰富扩展，在艺术手法上也臻于成熟完善，从而迎来了晋代颂文百花齐放、争相斗艳的繁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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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