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凤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97）

　　20 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所有主动或被迫卷入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 战争成为此后世界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书写领域， 儿童文学对此也有敏锐和独到的表现。 克里斯汀·维尔基-斯蒂伯斯（Christine Wilkie-Stibbs）在其著作《书里书外的局外儿童》中指出：“儿童文学并不怯于回避政治或社会敏感问题， 相反， 儿童文学常常是叙述这些问题的先驱。 ”［1］以表现战争创伤为例，1947 年出版了死于法西斯集中营的荷兰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即《安妮日记》），这成为早期的大屠杀“见证文学”。之后在战争受害国和战争发动国的儿童文学作家笔下， 也不断出现饱含伤痛且不乏理性的见证文学。 身为战争幸存者的作家的见证叙事成为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 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作家是以色列的尤里·奥莱夫（1931—2022）和日本的角野荣子（1935—），二者都是“二战”灾难的亲历者，且分别于1996 年、2018 年获得国际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国际安徒生奖”。 尤里·奥莱夫生于波兰华沙，是二战时期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战后到以色列定居，以希伯来语写作了大量以大屠杀为背景的儿童小说。 角野荣子出生于东京，在东京遭空袭时被疏散到乡下避难，她在80 岁高龄之际出版了回望战乱中童年境遇的自传性小说《隧道的森林》。 那么，作为幸存者叙事，相比没有亲历战争的作家的同题材叙事， 其儿童文学创作有特殊的难度、方式和价值。文学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自足的文本，而是具有生成性、互动性和干预性的一种“行动者”，可以对作者、读者乃至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本文结合运用创伤理论和叙事理论， 分析战争幸存者如何把握叙事边界的策略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 并通过这类表现生存危机极端体验的叙事类别， 考察儿童文学中一个重要命题：书写限度与向度的纽结。

　　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应该有限制或禁区，学界向来颇有争议，并深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牵制。 无疑，充满正能量的“真善美”是儿童文学的不二向度，但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就只能感性地展示正面“光亮”，而不去揭示笼罩孩子的各种负面“阴影”。关于性、暴力、创伤等敏感、尖锐和沉重的“危险”问题，传统而保守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采取回避态度，设定了儿童文学能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的“边界”。但是，这种由过度“过滤”而营造的“纯美”世界，有时会在污浊残酷的现实中不堪一击。 儿童文学需要介入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历史、社会、人性等事实，同时以恰到好处的方式和分寸， 在追求真善美的终极向度中适当打开表现的限度，增加儿童文学掷地有声的力度，在养成儿童的温存之心的同时，也递上硬朗的精神之“杖”，助其走出某些毋庸讳言的“阴影”。对此，“二战”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探索了可能的途径。

一、幸存者见证叙事的“冰湖行走”困境

见证文学涉及战争的证据及证明问题， 有些作品虽不是非虚构的传记文学， 但是以史实为原型加以适当虚构， 同样可以见证历史和个体/群体的心理创伤， 并因人物在战争中的亲历性和真实的个体生命体验而更能撼动人心。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深受战争之害的幸存者，如何去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历史？ 可以揭示什么样的创伤？探入到什么“合适”的程度？以何种方式去“恰当”地表现？ 在其作品外显的表层意识结构之下，是否隐藏某种内在的无意识结构的图式？ 对于读者的感受和理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儿童文本中揭示了创伤，是否应该包含又如何抵达对创伤的疗愈？

　　美国学者凯伦·蔻茨（Karen Coats）基于西方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现象指出：“当今的作家在为儿童写的文学作品中不太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态度。 相反，他们通过其故事，要求读者去想象和同情那些在20 世纪和21 世纪被体制问题……所困扰和受害的儿童……这正可归因于为儿童和青少年创作的文本所具有的范围、深度、质量及其可用性。”［2］儿童文学中书写创伤的战争叙事为拓展儿童读者更为深刻的认知层面和能力提供了多种文学途径。 处理面向儿童的战争创伤叙事，要考虑到儿童的接受，因此有其难度与限制。金伯利·雷诺兹（Kimberley Reynolds）在谈到为成人写作和儿童写作的区分时说：“区别不在于写的是什么，而在于讲故事的方式。 一般来说，针对儿童和少年的书籍在提到可能令人不安的行为或事件时往往含糊其辞；读者可以尽可能地填补空白，添加细节，但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被要求面对暴行或色情作品。 这种敏感性是作家和读者、读者的父母和老师之间持续理解的一部分，即儿童文学将为探索想法和问题提供一种安全的方式。 ”［3］对于经历“二战”创伤的幸存者而言，大多以自身或他人在“二战”中的真实经历——在性质上是创伤经历——为故事蓝本，创作中要建立的这种“安全性”不仅涉及儿童读者的接受反应，还涉及创作者自身的心理反应。

　　尤里·奥莱夫的小说 《鸟儿街上的岛屿》《快跑，男孩》等写了犹太男孩躲藏在德军占领的波兰地区艰难生存的故事， 与自身经历部分重合；而《隔离区来的人》《巴勒斯坦女王莉迪亚》的故事原型则分别来自他的波兰朋友和罗马尼亚朋友的童年遭遇。 他在《沙子游戏》中真切地描绘了这类写作的心理“障碍”或“困境”：“我不知道写过去是否能帮助我忘记它。 我所知道的是，没有成熟的方式来谈论、讲述或思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必须当作还是个孩子一样来记录它们，记下所有奇怪的细节——一些是有趣的，一些是感人的——那些存在于我的童年记忆中的细节，而现在的孩子们阅读时不会有问题。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去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 如果不摆脱这种想法，我甚至无法开始思考它。 这就像在冰冻的湖面上小心翼翼地行走，如果我突然跨出一步——我是说，如果像现在65岁的我那样去想当年发生的事情——冰就会破开，我可能会掉进湖里，再也爬不上来。 ”［4］“结冰的湖”比喻他试图封印的创伤记忆，是他不敢再次体味的大屠杀灾难历史。 劳瑞·威克罗（Laurie Vickroy） 认为：“创伤是一个人对严重事件的反应， 这些事件损害了个人的情感或认知功能，并可能带来持久的心理破坏。 幸存者可能生活在支离破碎的记忆中……创伤反应可能包括羞愧、怀疑、内疚，或者可能摧毁一个人对自身安全的重要信念……创伤位于感觉、记忆、吸收或从经历中恢复的动态过程中。 ”［5］131因此，作为幸存者的创伤叙事，会更注重“心理承受的边界”。 非亲历者身份的作者写作战争故事，会持有某种冷静的“谨慎观念”，主要是考虑可书写的战争立场和层面；而幸存者叙事中的“谨慎心理”，则可能首先出于防止不要让自己遭受“二次创伤”，同时也不使当下的儿童读者在体会惨绝人寰的黑暗历史时在心理上遭受“间接创伤”，毕竟，“读者知道这些故事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这给了他们在极端压力下探索人类精神的独特维度”［5］139。

　　因此，无论是对写作者还是隐含的儿童读者而言，“安全”地表现创伤成为一个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这需要写作者采用合适的讲述方式。 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对创伤经验的文学处理，可以从奥莱芙所言的“结冰的湖”这一比喻中引申概括为“冰湖行走”策略——这种如履薄冰的谨慎的创作心理，促成其文本外在和内在的独特形态与结构。 虽然这些作品的深层主旨聚焦于创伤，但是在具体的写法上则注意“调焦”，对于那些沉淀在其记忆深处的创伤经历，他们的文字摄影机镜头通过切换、推远、淡出、隐藏等方式，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不可言说”的区域，展现“可言说”或“可温习”甚至有意无意中“可再造”的场景，来营建“书里书外”的安全感以及可操演的空间。

二、故事的闭合结构与悠缓叙述

尼古拉斯·塔克（Nicholas Tucker）认为：“一位作家想要为孩子们写点什么，他就必须在作品所描述的经验和作品所使用的词汇上对自己设限。 ”［6］虽然这一说法不尽准确， 但在涉及暴力和创伤经验的战争叙事中，这一“设限”确实很有必要，作家首先要掂量什么样的经验适合讲述。 这些幸存者回忆中书写的战争时代童年经验， 虽然其实际色调是黑色、灰色或血色的，但是作家们在讲述这些经验时， 不约而同地都选择将这些阴冷的色调作为背景，让另一些温和的色彩晕染其上，不让回忆中的自己和作为读者的儿童陷入凛冽的恐惧。

　　“冰湖行走” 策略的第一条就是不去过多涉入冰面下凛冽的湖水， 更不能沉没于黑暗的湖底，转而去写冰面故事，即通过将注意力从可能会引发剧痛的残酷场景转移到其他内容上，使得战争在故事中的地位背景化、边缘化。 隔着时空距离这面有厚度的棱镜，去选择性地回放有温度的场景， 甚或折射出其中一些不可磨灭的光彩。这两位幸存者的童年记忆战争叙事中，都把笔触更多地放在家庭、 亲情和艰难存活的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写战时逃亡还是写战后阴影，都没有大肆书写沉重的苦难，转而关注在腥风血雨的灾难中能够为他们撑起保护伞的人们，包括家人和伸出援手的善良之人。 尤里·奥莱夫的《鸟儿街上的岛屿》《隔离区来的人》、角野荣子的《隧道的森林》等均以家庭亲情为线索或主要事件，以许多笔墨塑造父母亲形象，甚至将父母亲之间的感情也作为颇有戏份的情节来书写。 父母和孩子的亲情暖人心扉，是托起孩子免于落进冰湖的手臂。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几部作品在情节安排上都设置了 “分离/分歧——重聚/弥合” 的模式，结尾父亲回归/到来、与孩子团圆。 《鸟儿街上的岛屿》更多落墨于父子深情，父亲竭尽全力保护儿子， 以父亲的刚性教会儿子勇敢和坚毅，并教他在战乱中如何使用枪支保护自己。 阿莱克斯信守诺言，等待爸爸来找他，坚决不肯搬离和爸爸约好的地方，最后，在阿莱克斯的隐身之地面临巨大威胁之时，爸爸突然回来找到了他，由此给之前一直悬着、渐趋无望的等待画上了一个句号。 《隧道的森林》中，伊子的家庭也构成故事的重要场所，伊子和爸爸、奶奶之间的亲情以及在战乱中与继母关系的变化构成表层故事的主要内容，在一次次灾难中，伊子等回了从战场上病退回来的父亲及后来在空袭中幸存下来的父亲。这种亲人回归和团聚的情节模式，形成了一种近乎闭合式的环形结构，而环形结构是一种具有完满性的形态，可以看作是对战争造成家破人亡的创伤体验的一种理想化的弥合和疗愈。 这也符合读者的期待，给读者带来了安全感和满足感。

　　这类叙事除了以温存的情感写家庭关系之外，还以悠缓的节奏写动荡不安的乱世中相对安稳的一面，即日常世界。 阿莱克斯在父亲和朋友的掩护下逃脱德军后，在被炸毁的隔离区楼房里四处躲藏、想方设法艰难地维持生存。 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阿莱克斯怎样寻找食物、搭建藏身之处、和他养的一只小白鼠做游戏，用琐碎的细节来表现他在困境中的生存奋战。 在现实主义叙事中，作家还写了阿莱克斯和喜欢的女孩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感， 给小说带来一抹轻盈浪漫的色彩，以此冲淡种族压迫和隔绝带来的冷寂与枯索，也表达对跨越种族偏见的爱的渴望。 作为女性作家，角野荣子在《隧道的森林》中更是用细腻的笔触写伊子在跟随家人从东京到乡下的生活，描述伊子融入乡下小学的点点滴滴，写伊子逐渐和森林中黑漆漆的隧道交上朋友的进程，诸多朴实的生活细节给小说增添了柔暖和温润。这些内容的书写节奏缓慢而曲折，烘托了漫长难熬的战乱苦难，而把激烈的战事推向远景。作者选择这些温情和日常叙事来抚慰千疮百孔的记忆，反衬战争毁灭家庭和日常生活的暴行。儿童对亲情的守护、对完整家庭的渴望，与残酷无情的战争杀戮形成鲜明对比，以闭合式结构对实际上大多数都无法闭合即无法重聚、无法回到原来家庭和生活的历史情形发出控诉。 在创作心理上，幸存者的这种以铺展细节而展开的“悠缓”叙事，可以看作是对记忆中如磐石般重压着的创伤经历的一种抗拒和消解。他们在重新回味整体苦涩的记忆中，也依然努力描绘其中若隐若现的“甘味”，正是这些给冰湖上的跋涉者带去丝丝缕缕的暖意。

三、儿童视角的游移观察和思辨穿透

“冰湖行走”的目光所及是湖上之冰，不同角度的目光对于冰层的扫视、凝视、透视可能会有不同，如何让“目光”同“脚步”一起安全地逡巡冰面，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上文引用的尼古拉斯·塔克提到的“设限”不仅包括故事描述的经验，也包括描述经验的语言。 吉尔·佩顿·沃尔什（Jill Paton Walsh）谈到儿童读物的创作问题时说：“儿童读物提出了一个技术上面更困难、 更有趣的挑战——任何类型的优秀小说都会提出类似的挑战——那就是把极其严肃的、成人化的表述变得非常简单、透明……出于帮助儿童理解作品的需要， 我们对于儿童文学必须在情感上有所倾斜，不得不用间接的处理方法，就像在诗歌里，省音和省略某些成分的诗行反而会带来美感一样。”［7］宽泛而言，“简单、透明”是儿童文学——尤其是针对低幼儿童——比较适合儿童理解能力的一种语言设定。 但是，用语的简单、透明，并不意味着内容的简单、透明。 幸存者如何从创伤记忆中提取故事材料，有没有必要、能不能够将之作一去恶存善、去黑取白的过滤，可能不是完全靠理智来蒸馏的。 他们写作时回忆童年，重新睁开童年的眼睛去复现曾经的时代、生活和心灵的重重光影，其观照的图景往往是：在简单中暗含复杂，于透明中渗入混沌。

　　叙事视角对于作者叙述故事和读者理解文本都极其重要，诚如杨义所言：“视角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 同时它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 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8］这些作品多以第一人称的儿童视角叙事去观察和感受外在世界，给读者介入提供了较为真切的感觉和召唤辨识的空间。 这些战争幸存者不是以“成人”的“告诉”方式——这种形式暗示了读者“需要”作者把事情解释清楚，需要作者替读者作出分析、判断和总结，而儿童视角是“展示”的方式，以相对缺乏成熟经验和明确判断的直观性、直觉性来呈现，关注的不是全局，而是细节。因此这些叙事以儿童视角去发现和展示眼前的、有限的、局部的细节，避免让成人审时度势的诠释和批判介入其中。 在这些战争叙事中，儿童视角还内含了心理的真实性，尤其是表现为“困惑性”。 面对周遭不同立场、思想、态度的形形色色的大人和同伴，孩子们面临着信任、依赖、响应、逃离或反抗等选择，而身边人互相矛盾的观点则会让孩子产生不知所措的“困惑”。

　　实际上，儿童视角内在困惑的发生发展才是推进故事发展的主要驱动机制，这一困惑往往来自认知和情感上的冲突，或道德或人性中的善与恶的博弈，或暴力和个体幸福之间的冲突。 和平心理学将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认为文化暴力能直接加强结构暴力和直接暴力，如德国法西斯宣扬的反犹太主义、日本宣扬的军国主义等为支持结构暴力和直接暴力提供支撑。 这些暴力范式在上述小说中都有呈现，场景性的直接暴力相对较少，重点在于与社会设置和强权文化相关的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 作家采用带有困惑色彩的儿童视角，对狭隘偏执的种族主义、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能在普通民众中大行其道进行了心理根源的追寻， 即探索“冰湖”何以形成的内部原因。 因为儿童主角的认知困惑，使得叙事的内在情感和价值判断不断发生游移， 但在朦胧的感知中闪耀着难能可贵的“思辨”的品质，也触及了对于暴力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机制和个体人性的逼视和拷问。

　　这些文本以儿童的内视角来烛照他们充满矛盾的心灵世界， 揭示孩子因情感和认知上的冲突而生的困惑甚至煎熬。《隧道的森林》中10 岁的小女孩伊子受到周围不同大人的思想影响， 而徘徊于“爱国”和当“叛徒”之间。《鸟儿街上的岛屿》中，父母关于做人原则的不同观点让阿莱克斯“即刻感到了困惑”。 阿莱克斯在独自谋生的藏匿中，常以犹疑的目光来看待陌生人， 而给他心灵造成重大冲击的事件是第一次杀人的行为： 他为了救两个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开枪杀死了德国士兵，这让他事后惊惧地哭泣，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孩子的自责反衬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们的残酷无情，孩子的哭泣包含了对人性和道德的拷问。从儿童内外视角出发的困惑叙事， 将儿童对于世界的认知过程和精神成长表现得更为真实。 需要明辨的是，儿童视角并不意味着一种“更弱”的叙事能力，而只是一种“不同”的叙事能力，这些文本中的儿童视角是一种游移性视角——我反对用“不可靠视角”这一说法，儿童视角有其还原世界表象的能力， 只不过因为其世界观的不成熟而可能产生变来变去的游移。 这种因心智不成熟而带来的困惑性或游移性目光， 映照出一种别样真切的战时社会人生和人性的景观， 也引发读者跟随其困惑的目光去重新看待、思考、评判那些习以为常的认知，有其独到的深刻性。

四、文本编织的隐喻关联和共情召唤

战争幸存者在编织“记忆之网”时，审慎地操纵针线，想方设法使沉重的地方变得轻盈一些，使滞涩的地方变得润滑一些， 使板结的地方变得有弹性一些。 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在《秘密的起源》（The Genesis of Secrecy） 中谈道：“文本的 ‘秘密性’ 是所有叙事形态的一个共同特性……文本仿佛是一张网，我们透过网眼，窥探着它的秘密。”［9］因此，若要知晓其秘密，我们要知道文本这张网是如何织成的， 又网住了什么可见和不可见的东西。

　　奥莱夫编织文本的一个特色技法是幽默，在《鸟儿街上的岛屿》中常常出现幽默的表达，以此来收敛、遮掩或化解可能蔓延的创伤痛楚。善于写魔法童话的角野荣子， 则将魔幻笔法的精髓编织进主要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小说《隧道的森林》中，在严峻的战争现实时空中融入幽幻的成分，创造了“隧道”这一具有神秘色彩的隐喻空间——隧道既是物理空间，也是心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伊子对于世道人心、 人性和战争的认识就像是穿越一条“隧道的森林”，逐渐走到有亮光的出口。对于暗中帮助伊子的“逃兵”究竟是真实的存在，还只是伊子的幻想，作家悬置了这一不解之谜，召唤读者去辨别真相。 奥莱夫的《鲸鱼之歌》则是从“二战”之后的当代时空切入， 将战争时空织入人物的梦境。男孩迈克尔跟随爷爷去“修补梦境”，但是爷爷无法修补自己那些铭刻战争创伤的噩梦。 作者巧妙地以梦写实、真幻交错，借助梦境把诸多人生经历和思考融入其中， 以时空的遥远感来减轻战争记忆的沉重感， 也召唤当代儿童以探察梦境的相对“安全”的方式去触摸累累伤痕。

　　互文手法也是一种织网的高妙技艺。 奥莱夫的《巴勒斯坦女王莉迪亚》中多次提到经典的格林童话《亨舍尔和格蕾特》（即《糖果屋》），莉迪亚喜欢这个故事并且常用洋娃娃玩这个游戏。 女巫形象具有隐喻符号的功能：在表层生活故事中影射破坏她家庭和谐的“第三者”；结合时代背景，捕吃孩子的女巫也影射了迫害犹太人的德国纳粹，而莉迪亚在游戏中对女巫的惩罚，象征了犹太人对于迫害者的反抗。 埃里克·拉伯金（Eric S.Rabkin）指出“影射”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正确的影射显然是决定小说代入感的重要因素。 和文字本身不同，只有当读者掌握了某些专有名词的意义后，才能对它们产生关联与联想。 ”［10］奥莱夫运用的这个互文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方便儿童读者调动熟悉的文本印象建立起隐喻关联，从而使阅读体验发生改变，联想到的内容和领悟的含义将更为丰富。 这些幸存者创伤叙事中暗含着多种没有直接言说的潜文本，召唤和鼓励读者去发现作者深藏在表层故事底下的情感与思想。

　　马库斯·克劳奇（Marcus Crouch）认为儿童读物与成人文学的唯一区别在于阅读方法：“人们在审视给儿童看的作品时需要使用所有适用于成人作品的标准，再额外加上一条——可及性（accessibility）。 ”［11］儿童文学的传统叙事文本多以第三人称讲述，因为担心儿童读者不具备“编码解读”能力，所以成人作者常发出解释和评判，导致文本很容易因为太强的叙事控制和解说而显得烦琐。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的这些小说主要是以童年之“我”的言说来呈现儿童角色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因而对儿童来说更具有亲和力和感召力，即在阅读中产生更强的“可及性”。 《鸟儿街上的岛屿》的结尾描写父子重逢后相拥而泣，“哭能感染人，正如笑一样。 ”［12］208奥莱夫、角野荣子的创伤叙事重视用这种原貌童年的感染力来召唤读者发生同感与共情，从而使其“泪水”的意义能毫无阻碍地流淌进读者的心湖。 同时， 他们的笔致又相当克制，点到为止，即故事之“网”的收口简洁利落。《隧道的森林》结尾，伊子去隧道寻找逃兵叔叔未果，拄着拐杖的爸爸站在隧道的一端来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了”，整个故事随之结束，但读者可去体会伊子听到这个重磅消息时以及作者写完这最后一个句子时，是在流泪还是欢笑或二者兼有，如哈罗德·罗森（Harold Rosen）所提醒的那样：“故事文法家们注意了。句子有句号来作结，故事却没有。”［13］“故事没有结束”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诠释其意味：一是已叙述的故事的内涵丰富， 蕴藏着各种延伸下去的可能性； 一是故事在儿童读者心中激起的反应乃至行动正在开始。 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往往以克制和含蓄来形成一种开放性结构， 留下许多意义空白给读者以自由解读和操演的空间，这种文本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言的可邀请读者提供自身理解和诠释的“可写型文本”，是尊重读者和激励读者的可探索的文本， 也是为了保证写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安全”而织成的一张紧凑而有弹性、韧性和一定“开放性”的网。

　　从创伤叙事的阅读接受而言，“作者如果想要改变读者对受害者的认知框架，就必须在描述中吸引读者的认知和情感反应，向读者传达创伤对人物的影响。”［5］138这些小说的战争创伤叙事旨在激起儿童读者对被损害者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产生情感体验和共鸣，同时也对战争进行理性的认知。弗朗西斯·卡泽姆克（Francis E.Kazemek）指出儿童阅读战争叙事产生的效果：“当历史文本与文学的血肉、骨骼和精神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的学生就能更好地用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去批判性地探索过去。 ”［14］上述作品在写战争创伤时，真实地走进儿童角色的外部生活和内心世界，召唤当代读者进入过去的时空去感受和理解，并站在当下时空思索造成创伤的根源并寻找疗愈的途径，因此，这种写作体现了一种修复包括个体和社会的历史创伤的努力。

五、“渡”向人类命运的反思与救赎

儿童内视角的“困惑”构成叙事中的悬置，但这一困惑在作品中最终会被解决——这是建构“安全感”的保障，战争故事提供的解决途径往往和意识形态相联结，也和道德与人性相关。 芬兰学者莉迪亚·科科拉（Lydia Kokkola）在其著作《儿童文学中的大屠杀再现》 中提到这类写作的意识形态功用：“为儿童书写真正的恐怖和历史事件，给写作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约束。 ”“为儿童写作，特别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当作家创作面向儿童读者的大屠杀文学时， 他们不可避免地采用了一套高度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塑造文本。”［15］《鸟儿街上的岛屿》中，阿莱克斯因杀死德国士兵而承受巨大的道德困扰， 在得到了波兰医生的解释和肯定后才放下了思想包袱。 “人们不应该互相残杀……杀人是最恐怖的犯罪， 虽然最近它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 不过， 要是你在拯救朋友或者家人的生命，或者是你在保卫你的国家，或者只是在设法自卫，那就没什么可羞耻的了。”［12］151医生的观念与阿莱克斯父母此前教导他的“看情况而定”的观念相一致， 从而让游移不定的阿莱克斯确证了杀敌行为的正义性， 懂得了这一行为的道德与否要基于正义来裁定。

　　以色列儿童文学的战争叙事在描述创伤之际，不忘涉及“救赎”这一跟创伤疗愈相关的问题。 发挥“救赎”力量的一种源泉是人类对于正义和良善的秉持。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犹太作家满怀敬意地回顾具有正义感的非犹太人在恐怖笼罩、人人自危的处境中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给予的援助， 正是这些经受生死考验的博大无私的爱，成为人类社会漫漫长夜中的不灭之火， 温暖人心、刺破黑暗、照亮正道，年幼的孩子在经历剧痛和沐浴温爱之后，懂得了正邪是非，也学会了体谅与感恩。 另一种拯救力量来自被压迫民族自身反抗邪恶与强权的抗争。 多部作品写到反法西斯的犹太地下组织秘密开展的营救活动和起义斗争， 这一为正义而战的精神也被孩子们所继承。犹太作家们基于过去的创伤记忆，在战争阴影中彰显社会正义和道德的光亮，对于人类博爱情怀的肯定和反抗迫害的斗争精神，是其提供的疗愈战争创伤的途径。

　　在日本当代儿童文学的战争叙事中，也出现了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严肃反思的作品，这一主题已进入主要面向幼儿读者的绘本领域，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历史真相。出生于1931年的插画家田畑精一的绘本《樱花》讲述其思想盲目的童年时代，他曾因深受国家宣扬的“为国牺牲”的武士道精神影响而变成狂热的军国主义少年，直至意识到战争给自己的家庭和众人带来深重灾难之后，才开始怀疑和否定国家所宣扬的战争思想。 生于1940 年的和歌山静子创作绘本《靴子的行进》，以日本军靴为视角见证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野蛮侵略行径。 虽然当代日本右翼势力依然在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但是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体现了一些日本民众直面战争罪行、还原真实历史的勇气和担当。 尽管《樱花》《隧道的森林》等表层书写的是个人童年经历，但其深层指向的是对战争性质的揭示和反思，批判军国主义的战争鼓吹，通过对于战争苦难的悲悯以及战争中人的良知拷问来实行心灵救赎。 《隧道的森林》的救赎集中反映在伊子对“逃兵”的态度变化中， 她起初也和众人一样鄙视和憎恨不肯“为国而战”的“逃兵”，随着“逃兵”暗中帮助伊子找回木屐、守护伊子穿越隧道、吹奏口琴安慰因失去亲人而痛苦的伊子，伊子对逃兵逐渐产生同情、理解乃至亲近和敬意。 她从起初的怕被看作“叛徒”，到之后坚定地宣称“我，是一个叛徒”［16］，发出了对于军国主义战争谎言的批判，体现了甘冒世之大不韪的勇气和独立的思辨精神。 小说通过描绘孩子内心曲折的成长和明朗的走向，寄寓了对于重建良善和理性精神的希望。

　　幸存者的战时童年创伤叙事是一种十分诚挚和严肃的写作，其宗旨包含警告和呐喊，可概括为 “救救孩子”——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不同形式的“吃人”的思想、规则和行为，孩子们正常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 承受战争创伤、有着切肤之痛的幸存者们期冀以“忍痛” 的回顾性写作来铲除人类历史上的噩梦，拯救孩子以免于遭受战争带来的家破人亡，也防患于他们的心灵被偏见和霸权思想所蛊惑和荼毒。在多部作品中，儿童形象被赋予了多重身份和性质：不仅是处于困境的被拯救者，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加害者，同时也可以是对灾难的拯救者、对罪恶的审判者，是正义的缔造者与和平的守护者。

　　若从救赎维度切入，则可对这类小说“分离—重聚”的情节模式的闭合性论说作一修正，因为儿童经过困惑、游移、挣扎之后，在性格和思想上得以明确地成长， 重聚时的儿童已不再处于分离时的状态，因此，虽然外在情节是闭合形态，但内在性质并非是完全闭合，而是经由“困惑—明朗”的发展获得了向上开口的“坡形空间”，这也是支撑作者“冰湖行走”的希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中儿童主人公成长的方式是自立自强， 有的还主动加入反抗压迫的战斗——这有可能是通过经验“重置”或“再造”，来对战争时期儿童所处的被动和弱势地位进行反拨， 从而给当下回忆者的心理带来调适和安慰，也给儿童读者带去鼓舞。

六、结 语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文学具有施行力量：“文学不是无足轻重的虚构，在以语言改变世界、生成它们所指称对象的行动中，文学发挥着独特的作用。”［17］97见证文学一般都具有多重意义：“就群体来说，个体记忆一旦演变成社会记忆和社会见证便带有意识形态性……它不惟是一种历史见证，更是一种心灵见证。 因此，它不能单纯从法律、政治、历史维度来考量，而应从补充微观历史、伦理道德追问和自我心灵拯救方面来评价。 ”［18］上述以色列作家和日本儿童文学作家的幸存者创伤叙事， 既再现了战争的灾难，也是心灵和道德的见证，揭示孩子们不无困惑和矛盾斗争的心灵景观，涉及对于战争的反思和人在战争中应何去何从的选择，体现了对于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倡导。 文学文本兼具表征性和操演性，它是一种行为形式，传递作者赋予文本的情感、价值、世界观等，并能在读者身上唤起与之相关的感受和思考，产生持久的记忆，对读者产生影响。 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经历战乱童年的作家，对黑暗历史的追述提供了贴合自身经验的角度和尺度，也反映了各自的思想深度和心灵气度，涉及个体、群体、民族/国家、人类多维度的生命体验和命运思考，具有历史质感、生活质感和心理质感，既有再现和发掘历史之意义，也具有警示现实之功能，对读者产生情感、心理乃至思想的触动甚或震撼。 他们以力求“安全”的方式激发儿童读者去思考战争与人的重大问题，让孩子们意识到过去的罪恶，认识和辨别何为正义与非正义、人道与非人道、理性与非理性。 这些文本带领读者经历一个体验创伤和克服创伤的过程，进入一种兼具移情和批判性的感知模式，召唤读者对历史做出思考和评判。

　　行文至此，需要简明回答开篇提出的问题：儿童文学处理残酷题材有怎样的“限度”？ 又该追求怎样的“向度”？以何种合理的方式去“摆渡”？莉迪亚·科科拉在泰伦斯·德·普雷（Terrence Des Pres）概述的大屠杀写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应以其本身作为整体来表现，要准确地忠实于事实，要以庄重的态度去对待”的基础上，补充了两项：“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所有关于大屠杀的写作都应该采取一种道德立场，促进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17］11我认为，在这些原则之外，儿童文学关于战争创伤的写作还应该加上“反思”和“救赎”的指向，不仅靠道德伦理唤起良知和正义， 也要发掘战争所不能扼杀的生存执念与悲悯情怀， 召唤反抗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的理智和仁爱，以抵挡战争杀戮所带来的冷酷、荒凉和绝望。 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作家不无痛楚和谨慎地抚摩过去的伤痕，以情感和理性为双桨来“摆渡”：无论身处怎样的劣境，都不能丢失正义和良善，要有独立和清醒的思辨，要对各种暴力持有警惕，并对和平抱有希望和信念。 战争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蕴含了开阔、深厚且锐利的情思，既关于不能被遗忘的集体和个体历史， 也关乎希望能和战争永别的人类未来，为以和平、正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痛切的召唤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