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昆明 650500;2.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昆明 650500)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可以说,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研究的重中之重。7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发展过程,现阶段基本形成了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机制。事实上,我国基层治理并不完全局限在这三种治理方式之中,科层制度的框架之外的“情”往往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基层治理的效能不仅体现在制度缔结的规则力量,而且体现在制度所内蕴的情感力、仁爱力”[3]。实践证明,我国基层治理可以说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互动。
费孝通曾经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描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实际上,以血缘、情感为逻辑的人情社会规则如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社会治理同样也是“情—理—法”相互融合的有效过程,而且这种情感治理在我国有着深刻的历史基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其治理行为带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善治”的目标为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指明了新的方向。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基层治理行为更偏向于工具理性,情感治理往往只是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而存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层治理过程中必将出现更多的情感需求。因此,探究情感治理运行逻辑和行动路径,促进基层治理中内生情感与外生情感有机融合,是新时期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议题。
一、情感与情感治理
在古典社会学时期,社会学家们将情感纳入到了研究的各个方面。从涂尔干的“集体欢腾”和“群体团结”到勒庞的“乌合之众”,他们的著述中无不蕴含着情感治理的因子。近年来,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如何重新将情感回归并发掘情感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并产生了一批丰硕的成果。“情感”二字有着丰富的内涵,“情感本身的确认,取决于文化模式、社会规范、互动情境、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的交互作用”[4],而这些因素是多变且难以捉摸的,因此很难为情感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情感是客观事物与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结果,它“难以独立发挥作用,需要根植在社会、历史、文化和关系等网络之中”[5]。因此情感的形成与社会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个体情感可以分为内生情感和外生情感,内生情感是社会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认同感,具有自发性和持续性,在治理活动中具有更加深远持久的作用,外生情感由外部作用力的实施而产生,伴随着外部作用的消失则容易流逝,因而具有不稳定性。[6]
情感不只是作为一种个人的心理体验,它也会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到基层治理。因此,情感治理是基层公共治理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行政人员、社会服务人员)与基层共同体成员运用情感策略,通过满足居民的情感需求,促进正向情感的再生,协调基层各种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情感联结的行为和过程。[7]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情感治理展现出了不一样的特色,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运行中添加了人所特有的感情。所以对情感治理进行界定时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运用情感策略,满足群众情感需求”,往往强调对“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最终促进社会关系良性互动和积极社群的达成。
情感治理并不排斥制度和机制的运用与保障,恰恰情感治理本身就是体系、制度和机制的统一体。情感治理的根本运行机制是“通过影响人的思维过程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管理”[8],现有研究从“把情感作为治理对象”和“把情感作为治理手段”两个维度指出了当前情感治理的着力方向。当然,强调情感治理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并非否定社会规范、制度或行动者理性的作用,相反,情感治理和制度治理只有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情感治理往往通过声誉、场合、互惠、信任、共识等一系列微观机制作用于基层治理体系,并产生了特定的治理主体、平台、规则与资源,从而达成在集体行动、利益协调和服务供给等领域的治理创新。在治理实践中,经由个体的情绪疏导、心理辅导来化解负面情感,从客体到主体间的彼此期待和互动中得到满足和激励,从而唤醒正向情感,最终达成群体共识。[9]在此基础上,实现治理体制对社会情感的吸纳包容和转化重建,逐步培育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树立全社会健康的社会心态,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情感是嵌入到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的一种重要因素,具有影响人际关系、预测他人行为甚至影响社会变革等一系列的社会功能。[10]因此,情感的培育和引导是情感治理的重要步骤。情感培育通过运用情感治理策略产生积极情感,基层工作者在与群众的日常交往中要逐步满足群众的信任、期待,通过各种方式激活群众对基层工作的正向情感以及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和支持。[9]运用好这种原生型情感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情感氛围,也能为工具型情感治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11]
综观而言,当前学者对情感治理的相关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些研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具体来说,现有研究“因缺乏有效的概念工具和观测手段,未能对情感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7],忽略了内生情感与外生情感有机融合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和实践过程,特别是群众内在情感不会自发与外在情感融合,而是需要一定的外在刺激条件。同时,现有研究没有将情感治理放到国家层面的宏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导致研究成果缺乏实践指导性和整体性。因此,本文结合社会心理学知识对情感治理的内涵进行重新解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并提出情感治理的行动路径,以期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供支持。
二、基层情感治理的四维解析
对于情感治理的探讨,首先要明确情感治理的内涵与外延,这是开展情感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情感产生于个人的思想观念之中,是多种社会力量作用于个体产生的结果,同时也是影响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扩散性和传递性,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影响到他人的行为选择。所以“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12]。当情感作用于社会治理之时,它便会跨越对于个人的影响,通过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到组织的行动与效能。同时情感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有着天然的连结,是基层社会得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前提,基层社会又成为情感的物质载体和体现方式,将情感运用到基层治理之中成为无可避免的选择。基层情感治理的参与者是基层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二者在基层治理目标的指引之下逐步改变自身的观念和行为。情感治理过程主要依靠运用情感策略发挥情感的积极作用,来满足社会成员的情感价值需求,进而发挥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双向的情感互动,推动个体情感的升华。情感治理的重要特色是柔性手段的运用,注重发挥情感的润滑与调节作用来协调群众之间、基层工作者与群众等其他相关群体之间关系,进而构建双向互动的基层情感治理共同体,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基层情感治理界定为:基层工作者运用一定的情感策略,对服务群众进行情感输入,重新塑造基层治理环境中的人际情感、群体情感与家国情感,最终通过情感的输出从而实现群众内在情感与外在情感互动与共鸣的过程。具体包括个体情感、人际情感、群体情感和家国情感四个维度。
(一)个体情感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社会成员会发自内心地产生相应的情感,个体内心情感的形成来源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刺激,从最基础的物质体验到高级的精神需求满足,都会在个体内心产生一定的情感反应。[13]每个个体因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对于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内心情感反应也是不同的,积极的内心情感必然会为情感治理奠定良好的情感资源基础,但是消极的情感则在情感治理的活动中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基层工作者而言,其个体的内心情感就是树立起服务人民的态度和意识,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这一情感是基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激发情感治理的初始路径,只有基层工作者内心有了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感,才有可能在工作中激发群众的积极个体情感,为后续情感的升华奠定基础。(二)人际情感
人际情感是人们之间相互对对方产生的感情体验。人际情感是通过情感将个体连结起来的重要阶段,通过自己与对方的共情,他人的悲伤与喜悦在自己身上得到同样的反应,对方的情感体验也成为了自己的情感体验。人际情感的存在为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基层工作者之间的情感连结搭建了桥梁。基层工作者在处理与群众之间的问题时要充分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与群众形成共情,进而得到群众的认可,群众也因为与基层工作者形成了良好的人际情感,从而对基层工作产生了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也对基层工作的开展抱以积极的配合态度,为基层治理开展带来了更多的运行空间,最终通过高度的共情实现整个社会情感一致性。(三)群体情感
“群体情感是在人际情感的基础上形成的更大范围的情感现象。”[13]群体情感超越了个体的情感关系,在群体范围之内形成的共同感受和体验,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影响的直接性。群体成员会直接受到群体情感所带来的影响,把个体的心理要素与宏观的社会力量相结合,在群体情感的感染之下强化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本身就是一种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并且经常以积极的情感体验形式存在”[14],基层工作者主动运用群众对于群体的积极情感认同,赢得社会群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引导整个群体形成对于基层治理工作的正向情感合力。(四)家国情感
家国情感是以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情感。深厚的家国情感是团结力量实现国家共同目标的重要前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浸润的共同体,各民族在长久的生存发展之中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因此,这种家国情感是建立在“以追求团结统一为内生动力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一本体基础上产生的对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理想追求[14],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核心要义是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三、基层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
“情感并非可以任由社会控制,而有其自身的演化逻辑。”[4]情感治理需要借助情感形成的一般过程,重视其背后的运行逻辑,才能在适当的时机运用情感策略、协调个体关系、实现治理目标。从情感治理的纵向推进过程来看,可以把情感治理的作用机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通过情感教育培固基层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个体情感,带着这样的情感投入工作充分激活干群之间的人际情感,在情感共鸣中催生基于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的群体情感,最终升华为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感。这四层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完全遵照线性规律开展,而是一种互构互嵌的螺旋式演进过程。(一)情感教育培固个体情感
在情感治理中始终存在两个主体,基层工作者与广大群众,基层工作者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情感输出犹如前端,为其他深层次情感的发生提供必要的条件,他们的情感犹如催化剂,为整个情感作用机制的发挥起到了刺激作用。因此要让情感作用机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就要从基层工作者入手,将他们的内心情感根植于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基层工作者的个体情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植于理想信念的情感表达。理想信念任何时候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精神根基。正是通过日常的情感教育,基层工作者的个体情感实现了升华。具体来说,基层工作者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政治信仰,情感认同与行为认知。宏观层面上来看,基层工作者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想为方向,为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从中观层面上来看,基层工作者的个体情感来自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通过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最终强化了情感认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基层工作者的情感升华要通过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实现。具体来讲,就是要在工作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这三个层面的转变,基层工作者的个体情感得到了升华,为整个情感治理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情感移入激活人际情感
第二阶段是社会成员情感的建设与发生阶段,即基层工作者依靠情感移入建立起与群众之间的人际情感。情感本身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不同的个体面对同一事务也可能产生多样的情感,这就为基层治理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情感产生的初始阶段就要对情感进行培育,通过各种情感策略推动积极情感的产生。因此,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化解群众的消极情感,培育积极情感,但是“情感不会单独产生,需要外在条件的刺激”[11],情感移入就为人际情感的发生提供了条件。所谓情感移入,就是通过一定的情感策略来影响广大群众的情感方向,促使广大群众与基层工作者产生共情,从而理解基层工作者的行为逻辑。与其他的各级国家公职人员相比,基层工作者有着情感移入的天然条件,他们大多来自基层群众之中,社会网络关系本身就融入在基层社会之中,与当地群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故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大大减少了工作过程中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能够更加顺畅地实现与基层群众的情感交流。发挥情感正向作用是治理实践中基层工作者最大限度地获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支持的根本途径。在具体工作中,基层工作者可以借助一定的情感策略与广大群众在思维和行为上保持一致,在日常工作中饱含热情,以诚恳、积极的态度去了解群众的需求,站在群众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思考,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在现实中感受到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群众才会发自内心理解基层工作者的所作所为,从而产生正向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不断延续和积累,促使群众能够认同基层的治理目标进而在群众和基层工作者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
(三)情感共鸣催生群体情感
第三阶段是通过情感互动与共鸣实现情感的一致性,催生群体情感。“通过社会沟通与社会分享提高了群体的凝聚力和群体的同质性,使群体内的个体成员更易于采用群体视角评价事件,从而强化了群体评价,增强了群体情绪。”[15]在分享与表达的过程中实现群体成员的情感互动,拉近了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构建出基层工作者与群众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群体在协商事务、调节利益、化解矛盾等方面达成一致,不断强化正向社会情感和一致的价值观认同,最终形成对于群体的认同与依赖,从而重塑基层社会心态与价值观。情感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个人需求的满足情况的体验,情感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也决定了情感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私人的领域。因此现代社会中情感愈发体现出其社会性的发展方向。当个体逐步参与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情感就从原本个性化的情感体验和非正式行为逐步成为整个组织的集体行为倾向和处理事务的偏好,情感从私人领域一跃成为了公共的社会规则与习惯。此时情感的作用超过了个人的界限成为了影响集体行为的一种隐性状态,这一状态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逐渐发挥显现,最终通过情感的共鸣产生群体情感。正如特纳指出:“人们希望他们对自我、他人以及环境特征的期望相一致,这种寻求一致的格式塔倾向是人们行动的重要动机。”[12]基层情感治理顺利开展的底层逻辑就是寻求基层工作者与广大群众之间的情感一致性和良好的人际情感。
良好的人际情感是通过情感的互动来实现的。这种情感互动包括了情感表达与情感回应两个必要的过程。在基层工作中,基层工作者要为广大群众的情感表达提供合适的场所与时机,利用现有的条件为群众提供充足的情感表达空间,快速地回应群众传递出的情感诉求,只有恰如其分的情感回应才能使群众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在完成一次情感“表达—回应”过程之后推动多次互动过程的实现。通过这一互动过程促使个体对于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不断增强,基层工作者与群众结成有着共同治理目标的社会群体,群体的同质性也显著提升。当群体在面对同样的社会场景时展现出一致的情感反应,个体的情感也会因为群体所处的环境变化而产生波动,最终实现情感共鸣,情感共鸣的强大能量辐射到每一个成员心中,不断巩固成员对于群体的依赖情感,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身份认同,产生了稳固的群体情感,不断削弱社会关系的陌生化与个体的原子化倾向,将私人之间的紧密关系逐步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的范围中,最终推动公共事务的解决。情感共鸣的过程展现出主体多元性和过程动态性的特征,基层工作者和基层群众都可以主动地参与治理活动并最终影响到治理结果。
(四)情感融合打造家国情感
第四阶段是通过情感融合形成家国情感,构建情感共同体。“共同情感为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是成为了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力量。”[16]在互动的基础上,社会成员从其他的成员身上获得了情感的满足,即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使得群众之间的情感逐步紧密联系,形成一个共同体,此时情感已经从个人领域融入社会治理之中,逐步发挥其治理效能,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群体情感的产生是个体情感向家国情感过渡的桥梁与纽带。在群体情感的指导之下,基层群众已经从纯粹的个体情感中脱离,个体情感中已经具备了关于他人、集体、社会的基因,会将群体的影响纳入自身的思考半径之中,不断提高其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基层群众通过亲身经历,透过基层治理活动的表征,看到了党和国家政策行为的基本逻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在深层次的行为动机的指引之下,基层群众逐渐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找到了自身的发展与党和国家历史使命的契合点,将个体的成长融入国家发展之中,最终实现了个体情感向家国情感的转变过程。
当基层群众在完成个体情感向家国情感的升华后,此时情感作为治理要素已经从最开始的输入状态转换到了输出状态,经过改造的情感在治理活动中已经能够自觉发挥作用,主动催生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激励广大基层群众增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自信心,增强基层群众的主体精神、参与意识,开始主动承担家国使命,将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积极融入基层治理实践,实现内在情感与外在情感的有机融合,最终构建起情感治理共同体。在情感治理共同体内,一方面情感规则影响着个体的情感观念和认知,对共同体成员产生一定的情感约束,为个体行为提供了指引和方向。另一方面,个体为了实现在共同体中的身份认同,获取自身的存在价值,会主动向共同体靠拢,通过各种努力更好地融入到群体之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双向吸引促使情感共同体成员努力实现最终的价值目标与追求。
四、基层情感治理的行动路径
从情感治理的运行逻辑来看,内生情感与外生情感的有机融合是实现治理过程的必经之路。内生情感与外生情感有机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和过程,只有基层工作者将“为人民服务”的这种个体情感在实践中经过情感移入、情感共鸣等方式输出,才能使群众产生正向情感,形成良好的人际情感、群体情感,进而形成以家国同构、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感。情感治理的运行脉络为情感发挥作用提供了逻辑遵循,为完善基层的治理体系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在基层社会的具体治理实践之中,基层工作者要遵循一定的实践路径,才能进一步在治理实践中激发情感作用机制,最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体来说,基层工作者需要不断深化党的群众路线,准确发挥情感治理的作用机制,引导社会形成正面情感,同时注意新媒体时代网络情感环境的维护,以实际行动推动基层情感治理迈向常态化。
(一)深化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是发挥情感治理机制的重要路径,是情感重塑、积累情感资源和建立情感共同体的重要着力点。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基层工作者要注重对于群众的情感引导,要让群众理解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奋斗的结果,强化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思想认知,促使群众逐步把这一观念演变成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强化自身的积极情感,在实践中对基层治理工作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基层工作者一方面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做好群众的日常服务工作,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沟通交流活动常态化,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所思所想和所需,及时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制定合理的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另一方面,基层工作者要运用特定的时间节点和事务契机来发挥情感作用,满足基层群众的情感需求,例如在重要的节假日,基层工作者主动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在突发危机事件后及时给予群众关怀和帮助,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治理的温度和温情。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一些群体的利益和诉求长期得不到维护和解决,逐渐在心中积累起焦虑、怨怼的情绪,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党的群众路线不仅体现在日常的关系维护中,更体现在敢于直面群众问题与矛盾,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等方面。
(二)及时引导形成正面情感
“正性情感维持了地位现状……负性情感能量充分积累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增加。”[12]换言之,群众对社会现状的正向情感维持了对于体制的认同,而对社会的不满和质疑则会诱发一些群体性事件。因此就基层治理而言,要发挥正向情感的作用,及时化解负面情感,增强群众对于党和国家顶层设计的理解与认可,促使群众从现有制度中寻找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群众的负面情感往往来自于对于自身和社会现状的不满和质疑,及时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是化解负面情绪的重要措施。基层工作者可以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让群众感受到真挚的关怀,不断寻求群众的情感支持,拉近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发挥积极情感对个体行为的调节作用。同时要注意到特殊困难群体在基层工作中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层治理工作的效能。因此,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要加强对于特殊困难群体生活现状的关心,通过常态化帮扶和特定节点的关心慰问,减轻特殊困难群体对于集体的排外感,促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共同体的氛围之中,逐步形成基层群众与党和政府的情感连结,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理过程,增强其对基层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三)构建良好的网络情感环境
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兴起为公众情感的表达与释放提供了全新的场域,网络文化的广泛传播也给社会情感的表达赋予了深刻的内涵。个体参与网络文化的传播、创造、接受、消费的过程中,也参与整个社会的情感互动,从而造就了网络社会情感。[17]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精心设置的议题更容易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通过情感动员促使广大网民达到情感共鸣的效果。但是新媒体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是正面的情感自然能为情感治理环境带来积极作用,但是往往由于公众认知偏差、信息不明等原因在社会中造成的负面情感往往会带来消极作用,甚至引发一系列极端的突发事件。面对新媒体时代对社会成员的共同情感影响的局势,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予以相应的重视,在网络社会中也要加强对于情感的掌控与约束,努力发挥情感的动力作用、调节作用与团结作用。同时要提升网络传播平台的引导能力,传递出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公众不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迷失自我,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构建和谐的网络情感环境。
(四)适时利用社会心理机制
在基层社会中开展情感治理不仅需要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且需要借助情感形成的一般过程,重视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才能在适当的时机运用情感策略协调个体关系实现治理目标。例如社会信任机制。信任在社会学中是一种依赖关系的体现,这种关系的形成就建立在双方的利益连结之上,信任关系意味着一方将自身的弱点暴露在风险的环境之中,但是有充足的信念认为另一方会保障自己的利益。因此,信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状态和结果也可以起到增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基层工作者可以通过信任机制与广大的基层群众建立起良好的信任环境,支持基层群众自主开展工作。其次还有利益的互惠机制。情感治理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情感,而情感的关联在本质上也是利益的关联。情感和利益并不是相隔甚远或者相互对立,情感连结与利益的连结存在着一定的转化关系,因此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要主动构建利益连结,基层工作者要抓住时机为群众解决现实问题,积极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群众才会对基层工作者的工作做出积极评价,从而让双方之间形成利益互惠来达到积极的情感互动状态。再次还有社会认同机制。社会认同机制是指在一定社会符号的指引之下,个体找到了对于某一特定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个体对于这一群体的积极情感越强烈,就会以更加积极的行动向群体靠拢,从而与群体保持一致性,努力实现群体的目标。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群众感受到基层工作者的真诚付出,才会增强对于基层治理工作的理解,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同理心,在双方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加深情感连结,强化情感认同,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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