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自清对中学、大学语文（国文）教学，不仅有长期实践经验，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从这一特殊背景观察，他在清华大学长期开设的“历代诗选”课程，以及在讲义基础之上发展出的他的“古诗注释学”，以教学为目的，资料占有的全面性、文本分析的透彻性、与文学写作的关联性，以及与各种时兴理论的互鉴，表现都很突出。这种注重作品文本、注重综合会通的古诗研究路数，经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传承推广，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一道重要“景观”。
关键词：朱自清;古诗注释学;语文（国文）教师;“历代诗选”课程;余冠英
中图分类号：I206.6?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6-0164-006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朱自清（1898—1948）还有一个“文学教育家”的身份也是彪炳史册的。“五四”时期他从北大毕业之初，从事中学（含师范学校）语文教学先后6年;1925年开始，服务清华大学中文系24年，直至1948年51岁去世。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观察朱自清的古典文学研究成就，他对于古典诗歌的注释、评鉴，方式与风格值得仔细品味，进行总结。
也许是本性，也许是积习使然，诗人、散文家朱自清同时又仿佛一位“天生的语文教师”，他又作为文学评论家、古典文学教授活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多重身份之间的关联与交互影响，提示我们要有意识地多维度地理解并继承他的学术遗产。
从现代学术传承的角度看，朱自清与闻一多（1899—1946）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培养的文学研究一代精英（1），又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若干世代文学教育、文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学教育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也值得注意。
一、作为国文（语文）教师、文学教授的朱自清
朱自清，江苏扬州（籍贯浙江绍兴）人，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先后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后来的江苏省扬州中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台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即后来的浙江省温州中学）、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县春晖中学等校任教，前后6年，担任国文等课程教师。1925年，因胡适、俞平伯推荐，进入清华学校新成立的大学部（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任教[1]，直至1948年因病去世。
在江浙一带6年的中学国文教师生涯，正当20世纪20年代前期“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朱自清作为“文学研究会”南方分会的骨干成员，引导、培养了东南地区许多文学青年走上新文学事业的道路。同时，作为一个中学国文教员，朱自清职业生涯的初始角色，似乎养成了他的职业习惯;“五四”一代的新“文学人”又都接受过源远流长的传统旧式语文教育，因此，一种古今新旧交融会通的中学国文教学方式，对于朱自清的古典文学研究、古诗注释学是有影响的。
而且，朱自清对于国文教学的热情终生未衰，走上大学讲坛几十年，他在清华大学的主讲课程长期包括大学一年级国文课程（大一国文，类似后来的“大学语文”课程）与写作。这类课程属于中文系开设的比较“低端”的基础课程，以他后来在清华（含西南联大时期）的地位，完全可以不承担这类课程的。更有甚者，1944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早已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大学教授、系主任的朱自清，一度还像研究生季振淮、王瑶一样，在私立五华中学兼课，教一个高三毕业班的国文课，定期批改大量学生作文。[1]242生活清苦固然是个因素，他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热情与驾轻就熟的积习，由此也可见一斑。
朱自清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热情，还有多方面体现。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开设过“中学国文教学法”课程;1940年，他与浦江清等人创办以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的材料为宗旨的《国文月刊》[1]174-195，并积极撰稿。1940、1941年之际，他利用一年休假居住成都之便，受邀与挚友叶圣陶合编收入“国文教学丛刊”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二书。[1]201他生涯末年的1947、1948年，又接受开明书店的邀约，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并已经开展工作。[1]292-302
作为一位精通中学、大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的专家，他的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有关古典诗歌的注释评鉴方面又会有哪些特色呢？
二、朱自清注释古诗的方式、体系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世纪80年代初组织出版的“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汇总了他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专集”除了《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之外，收入的《古诗歌笺释三种》《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基本上属于作品选注系列，大多数是他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长期开设的“历代诗选（古今诗选）”等课程的讲义或参考读物。朱自清逝世之后，由他的学生与生前友好在讲义基础上整理成书。《古诗歌笺释三种》包含《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古诗十九首释》，是汉代之前无主名诗歌的笺注和解释;《十四家诗钞》是自三国魏曹植至唐杜牧的唐以前历代著名诗人名篇的选录和集注;《宋五家诗钞》辑抄北宋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五位诗人的诗选和笺注。总的来看，以“诗选注”的方式呈现了北宋以前中国诗史的轮廓。
朱自清以作品选注的方式为基础读通读透古诗文本，进而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本文对于他古诗注释学的研究，取证并不限于他的笺注类著作，也取材他的相关论文。
中国传统的文学注释，唐代的《文选李善注》以及继之而起的《文选五臣注》树立了典范。概括而言，“释事”与“释义”。唐史称李善为“书麓”，“释事忘意”，说他的书后来要经过他儿子的增刪才能行世。李善注给后代的影响是注释典故和成语，只要有来源的典故和成语都必须注出。李善去世几十年之后，《文选五臣注》问世，五臣注不太关注每篇诗的成语、典故，每篇诗都讲解大义，用古代诗学的“比兴”往君臣大义方面比附。这种注释方式后来也有很大的影响。
朱自清注解古诗，继承李善注的传统，重视首先将相关材料汇集在一起。比如《古诗十九首释》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讲解部分：“本文先抄原诗。诗句下附列数字，李善注便依次抄在诗后;偶有不是李善的注，都在下面记明出处，或加一‘补’字。注后是说明;这儿兼采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诗与否为准。”[2]他把李善注在前面标好，然后把其他相关走李善“释事”路子的注释补在底下，最后由注释者将诗歌文本首尾彻底串通理解。
在疏通诗歌文本的基础之上，他强调一定要把握全篇，这时，典故成语，甚至词句的层面都被超越了，精彩的诗义的世界纷至沓来。以他对《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一节的评鉴为例，全诗如次：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是一首思妇闺怨的作品，闺中少妇在春季思念离家远行不归的游子（她的丈夫）。对于诗中所谓“倡家女”“荡子妇”，注释者引《说文》“倡，乐也”《列子》“有人去乡土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世谓之为狂荡之人也”，指出“倡”为歌舞女，与后世“娼妓”无关，“荡子”即游子。祛除了由字面意思变迁可能引起的误解。[2]227
在此基础之上，朱自清将本诗与《诗经》、晋人、唐人相关题材作品进行比较分析：
有人以为诗中少妇“当窗”“出手”，未免妖冶，未免卖弄，不是贞妇的行径。《诗经·伯兮》篇道：“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贞妇所行如此。还有说“空床难独守”，也不免于野，不免于淫。总而言之，不免放滥无耻，不免失性情之正，有乖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十九首》原没有脱离乐府的体裁。乐府多歌咏民间风俗，本诗便是一例。世间是有“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的女人，她有她的身分，有她的想头，有她的行径。这些跟《伯兮》里的女人满不一样，但别恨离愁却一样。只要真能表达出来这种女人的别恨离愁，恰到好处，歌咏是值得的。本诗和《伯兮》篇的女主人公其实都说不到贞淫上去，两诗的作意只是怨。不过《伯兮》篇的怨浑含些，本诗的怨刻露些罢了。艳妆登楼是少年爱好，“空床难独守”是不甘岑寂，其实也都是人之常情;不过说“空床”也许显得亲热些。“昔为倡家女”的荡子妇，自然没有《伯兮》篇里那贵族的女子节制那样多。妖冶，野，是有点儿;卖弄、淫、放滥无耻，便未免是捕风捉影的苛论。王昌龄有一首《春闺》诗道：“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正是从本诗变化而出。诗中少妇也是个荡子妇，不过没有说是倡家女罢了。这少妇也是“春日凝妆上翠楼”，历来论诗的人却没有贬驳她的。潘岳《悼亡》诗第二首有句道：“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这里说“枕席”，说“床空”，却赢得千秋的称赞。可见艳妆登楼跟“空床难独守”并不算卖弄，淫，放滥无耻。那样说的人只是凭了“昔为倡家女”一层，将后来关于“娼妓”的种种联想附会上去，想着那荡子妇必有种种坏念头坏打算在心里。那荡子妇会不会有那些坏想头，我们不得而知，但就诗论诗，却只说到“难独守”就戛然而止，还只是怨，怨而不至于怒。[2]227-229
经过如此一番辩证与启发，读者对于诗义的领会、对于历代诗艺的演变，自然就茅塞顿开了。
朱自清注释古诗的方式，疏通本文之时，继承了古代经学的注疏体，注重充分吸取李善注等传统资源。文本疏通之后，对于诗义的阐释、评鉴，除了作为文学家的妙悟之外，也有意识地吸取历代诗话的评点意见，又借鉴了西方新兴的语义派批评方法[3]。朱自清《诗多义举例》说：“去年暑假，读英国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4]“诗多义”“诗的多义性”诗学命题，一直是朱自清极力倡导并积极实践的。对于学生、读者富有启迪意义。
三、朱自清古诗注释学的特色
第一，对诗歌文本的透彻分析的基本态度，显示出严谨的“教书的人”（国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色。语文读本，需要老师讲得清楚、学生才能听得明白。《古诗十九首释》开宗明义，指出诗歌作为“精粹”的语言，更需要分析到底：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地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地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2]217。
朱自清曾经策划编纂名为“诗话人系”的资料书，他对于中国传统“诗话”类著作相当熟悉，从中吸取文学评鉴的资源，但是，同时，不为所限，坚守诗歌欣赏要建立在透彻分析之上的立场，坚持越深入分析，越能揭示文学的奥秘，标志他的古诗注释学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特色，超越了传统的诗话、评点之学。
怎样通过分析来鉴赏诗歌，举一个例子，朱自清分析唐代刘长卿五律《寻南溪常道士》，诗曰：
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他指出，律诗因为篇幅尤其有限，需要特殊的匠心独运的组织（类似今人讲的“结构”）。题曰“寻南溪常道士”，首联叙寻行;次联写道士不在寓处（“闭闲门”）;下联“随山到水源”才寻着。“寻着了常道士，却被溪花与禅意吸引住！只顾欣赏那无言之美，不想多交谈，所以说‘亦’忘言”。[4]374又从律诗的对偶法则角度指出，“对偶在中间四句，就是第一组节奏的后两句，第二组节奏的前两句，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样，前四句由散趋整，后四句由整复归于散，增前两组节奏的往复回环的效用……这中间变化很多，很复杂。……《寻南溪常道士》次联‘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似乎平列，用意却侧重寻常道士不遇，侧重在下句。三联‘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上句景物，下句动作，虽然平列而不是一类。再说‘过雨’暗示忽然遇雨，雨住后松色才更苍翠好看;这就兼着叙事，跟单纯写景又不同。”[4]385-386
第二，文学情怀炽烈，具有自觉的风格与辨体意识，彰显“读诗的人”的本色。作为著名作家，朱自清本人的读诗与写作之间的关联自然极为紧密，他的中学、大学国文教学也多与写作教学关联。他论述的“读诗的人”的概念予人很多启示：“会读诗的人，多读诗的人，能够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这是情感的真切，不是知识的真切。这些人不但对于现在有情感，对于过去也有情感。他们知道唐人的需要，唐人的得失，和现代人不一样，可是在读唐诗的时候，只让那对于过去的情感领着走;这种无私，无我，无关心的同情教他们觉到这些诗的真切。这种无关心的情感需要慢慢调整自己，扩大自己，才能养成。多读史，多读诗，是一种修养的途径。就是那些比较有普遍性的题材，如相思、离别、慈幼、慕亲、友爱等也还是需要无关心的情感，这些题材的节目，多少也跟着时代改变一些，固执‘知识的真切’的人，读古代的这些诗，有时也不能感到兴趣。”[4]376
阅读、写作互为关联，“读诗的人”也是“写诗的人”，朱自清的古诗注释学显示出敏锐的文体、风格意识。比如，他论唐人五绝体裁，与六朝乐府的谐声辞格进行比较，指出：“唐人五绝已经不用谐声辞格，因为不大方，范围也窄。”[4]387又比如，分析唐人五绝当中不调平仄而押仄韵的作品，“所以容许这种声调不谐的五绝，大约也是因为诗体太短，变化少;多一些自由，可以让作者多一些回旋的地步”。[4]387又比如，评论李商隐七绝名作《夜雨寄北》：“……绝句以自然为主。像本诗的组织，精炼不失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4]391文学史不同时期之间诗歌文体、风格流变的意识贯串其间，综合性是比较强的。
第三，彰显“五四”时代使命，一切以现实、当下的新文学建设为本位。敏锐捕捉文学史的“新变”动向，流变意识、历史观念自觉。
季振淮是朱自清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据他回忆，1939年秋朱自清开的“历代诗选（宋诗）”，上第一节课之时，朱先生在黑板上抄写了两首七律，隐去篇名、作者名，请同学阅读作品，谈谈自己的感觉。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
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5]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6]
两首题材类似、同为七律的作品，前一首唐刘长卿《送李录事兄归襄邓》，后一首宋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两首诗因小见大，典型地反映出唐诗、宋诗基本呈现方式与风格的差异。唐诗主情，为传统《风》诗之遗裔;宋诗主说理，表现出“以文为诗”即散文化的倾向。[7]
通过相关作品的分析鉴赏，朱自清对于文学史演变的关键节点多有心得与揭示，同样足以启迪后学。比如，对于汉魏晋五言诗史上阮籍地位的揭示：“真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4]693又如晋宋时期，陶渊明、谢灵运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陶是写意，谢是工笔”，陶诗“只求明白诚恳，不排不典;他的诗是散文化的”。“谢诗从制题到造句，无一不是工笔。他开了后世诗人着意描写的路子;他所以成为大家，一半也在这里。”[4]695又如，论杜甫“给诗开辟了新世界”[4]697-698。又论元稹、白居易创出的引律入古的七古新调“长庆体”[4]384。宏观通识，纲举目张。
又如，论唐人七绝文体，拈出一个“风调”概念，并与五绝进行比较。“风飘摇而有远情，调悠扬而有远韵，总之是余味深长。这也配合着七绝的曼长的声调而言，五绝字少节促，便无所谓风调。风调也有变化，最显著的是强弱的差别，就是口气否定、肯定的差别。”[4]389进而又论风调、才调之变：“——风调转而为才调，奇情壮采依托在艳辞和故事上，是李商隐的七绝。这些诗虽增加了些新类型，却非七绝的本色。”[4]391
四、清华“闻朱学派”与朱自清古诗注释学的传承
朱自清、闻一多于20世纪20—30年代先后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门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术精英，因缘际会，后来引领数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
1952年“院系调整”，撤销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中的浦江清、余冠英、吴组缃、王瑶、季振淮、冯钟芸等人转至北京大学中文系，其中大多属朱自清、闻一多的学生辈。后来北大的古代文学学术队伍，很大程度上传承发展了“清华学派”的传统。举林庚（1910—2006）与北大中文系的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为例。林庚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朱自清的助教，后来转任南北多间大学教授，院系调整之际进入北大，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等。诗人林庚的文学史研究以文学为本位，20世纪30—50年代一以贯之，致力寻求文学史起伏的“普遍的问题”[4]14，如规律与自由、模仿与创造、《诗经》与《楚辞》、家与异乡等。1947年，朱自清推荐林庚著《中国文学史》：“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國文学史……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4]16林庚在20世纪50年代阐释“盛唐”文学，论述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概念，形象生动，名闻遐迩。综合性、文学本位，都与朱自清的研究风格声气相应。林庚在北大的学生，如陈贻焮（1924—2000）著《杜甫评传》等，袁行霈（1936—）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传承有自，自成一家。以下四、五、六代学人成就，不赘。
北大的古代文学研究的作品本位，重视对作品文本的广泛阅读、分析、鉴赏、论述;学术视野侧重综论与会通。溯其渊源，则朱自清数十年的“历代诗选”（古今诗选）的教学与研究，必占一席之地。朱自清《什么是文学》指出：“文学的定义得根据文学作品，而作品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4]1
1953年，“文学研究所”成立，最初设在北大，称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与朱自清都崛起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为“文学研究会”骨干;主持所务的副所长何其芳，是朱自清北大哲学系晚十多级的后学，也是晚辈诗人，1940年代在重庆多次拜访过朱自清[1]266;文学所元老俞平伯也是“五四”风流人物，与朱自清早年就属挚友，后来在清华同事;来自开明书店的王伯祥，也是朱自清的老朋友。年辈稍晚的钱锺书、吴晓铃，分别得到过朱自清的推荐。余冠英、范宁毕业于清华中文系，更是朱自清的学生。总之，朱自清与文学研究所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全国各地高校中，清华大学朱自清、闻一多的学生以及私淑后学还有许多。论其影响遍及全国是绝不为过的。
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两种《中国文学史》教材。北大等校的《中国文学史》的五位主编之中，萧涤非、季振淮二人毕业于清华中文系;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署“编写组”，实际上分卷主持编写的余冠英、钱锺书、范宁三位，钱锺书出自清华外文系，余、范两位如前所述，都是朱自清的学生。由此也可以观察到朱自清与清华学派的历史影响与地位。
专就朱自清的“古诗注释学”而言，也是后继有人。用现在流行的方式说，余冠英堪称这方面“朱自清2.0”式的角色，朱自清的古诗注释学，得余冠英而发扬光大，流传久远。
余冠英（1906—1995），江苏扬州人，朱自清的同乡晚辈、得意门生，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53年入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长期担任古代室（组）负责人，曾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主编等。由于朱自清的历代诗选注大多是“未定稿”的讲义状态，受其直接影响者，以及门弟子为多。朱自清身后，余冠英继承老师的业绩与风范，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之中，编选注释（含翻译）《诗经选》《诗经选译》《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主编《唐诗选》，树立了现当代学术史上文学普及与教育的一座丰碑。以《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为例，著名汉魏六朝文学专家曹道衡评价：“阅读魏晋南北朝诗，最好先读余冠英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和《乐府诗选》。这两本书的选录重点有所不同，前者着重文人诗而后者着重民歌。余先生在编选这两本书时，从新的观点出发，既注重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注意到艺术成就，入选之作，均为传诵名篇。更应该提出的是余先生对这些诗歌的解释往往博采众多的材料，下了许多考证工夫，得出不少精辟的新见。尤其是两书的序言，概括论述当时诗歌发展的情况及各家特色，更应精读。”[8]
朱自清古诗注释学的系列“未定稿”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余冠英前修未备、后出转精也是顺理成章的。对此展开全面研究论述，非本文篇幅所许。仅举数例，见微知著。一者，论断方面，对于魏晋诗人阮籍，如前揭朱自清说：“真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4]693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前言》指出：“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9]二者，朱自清的历代诗选注，都以“全面占有资料”为前提，前揭曹道衡的评论介绍，也指余冠英诗选“博采众多的材料，下了许多考证工夫”。三者，朱自清、余冠英先后承续，也有事迹方面的显著证据。以《诗话人系》稿本的递藏、使用为例，据朱自清哲嗣朱乔森说，“《诗话人系》稿本，是作者（按：朱自清）带领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三位研究生自1933年秋季开始，工作了半年才初步完成的……共约30万字，送交昆明清华图书馆装订保存。1947年4月10日，大约因余冠英先生需用，作者又从清华图书馆取出交余先生备用。1985年前后，时余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将此稿本交文学研究所资料室。1993年或1994年，文学研究所资料室的甘粹先生找到编者，希望能同意他们将此稿本扩编为一本较完整的《诗话人系》。编者签名同意此举，并望他们将原稿本复印一份寄来，以便编入《朱自清全集》的附录。但此点惜未实现”。[10]可知，后期余冠英选注若干诗选时，对于朱自清等人编集的《诗话人系》资料集有所参考。
综观朱自清的古诗注释学，将作品文本作为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本位，全面占有相关资料，崇尚综合会通，进行透彻分析;所提出的结论本着“诗的多义性”的观念原则，又呈现一种开放的结局;以当代文学的创作为事业目标，致力吸取古典文学的资源，巍然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座重镇。正如他的知音好友叶圣陶的评价：“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他毕生尽力的不出国文跟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也是这些。‘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一个完美的人格。”[11]值得一代代学生们永远敬仰。
注释：
（1）前辈称为“清华学派”。参见王瑶《我的欣慰和期待——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4页;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读书》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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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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