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语录体是记录孔子教育思想实践的最佳载体，其语录体的运用全面真实地体现了孔子的教学观念、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及游学经历。作为孔子一生游学实践的真实记录，可谓孔子当年教学“课堂”的再现，堪称孔子潜心布道的教学文案。与其他作者自己编写的作品不同，《论语》由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这些后学运用孔子教育思想独创语录体，成就了辑录孔子教育思想实践的《论语》，垂范千古，功不可没。
关键词：《论语》;语录体;四书集注
中图分类号：B222.2?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5-0187-006
人们在研究孔子思想时常常被其先进的教学方式、独到的教育思想所震撼，但却很少注意到这些思想的载体——语录体。截至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也只有祝克懿的《“语录体”的源起、分化与融合考论》、宋敏和李淑华的《“语录体”著作的特点及其对当代的启示——以〈论语〉〈柏拉图〉为例》，以及王小磊的《〈论语〉语录体研究》等。虽然作为一种文体，语录体并不参与思想内容的表达，但载体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反作用于内容的传递，这种载体的选择无形中将孔子传道授业的核心价值通过形式上的呈现，更加准确有力地传达出去。所以，笔者以为孔子的思想和语录体之间应当是一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论语》辑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涉及哲学、美学、诗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宗教学诸多领域。其中，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泽被后世，影响中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不耻下问”“举一反三”等教育观念更是重中之重。
笔者以为《论语》语录体是记录孔子教育思想实践的最佳载体。孔子一生游学，得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些弟子及再传弟子深得老师教育思想的真传，历经数十载，运用老师教育思想，独创语录体式，辑录老师一生教育思想的实践。语录体的运用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孔子的教学观念、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及游学经历。《论语》可谓孔子一生游学实践的结晶，可谓孔子当年教学课堂的再现，可谓孔子潜心施教“文案”的汇编。总之，运用孔子教育思想，独创语录体，辑录孔子教育思想实践的《论语》垂范千古，堪为后代授业者布道的范本。
一、《论语》语录体的基本特质
《名贤集》有云：“若要夫子行，无可一日清。三千徒众立，七十二贤人。”[1]孔子作为万世师表，门下弟子众多，被奉为贤人的据称就有七十二位，而他本人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74，所以并沒有留下任何亲自撰写的书籍。倒是他的弟子们将老师的教诲、言行、举止甚至是音容笑貌用语录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论语》，而我们对孔子教育思想的了解也大都来自这部著作。关于《论语》的文体，施忠连先生认为：“《论语》首创语录体裁。它是我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本记言体著作。”[3]比起其他同一时期的学术著作，《论语》更像是学生们上课时课堂笔记、学习手札的整理，结构也相对更为松散，并不追求篇章结构之间的逻辑性，只是单纯的记录而已。所以与其他诸家的论著相比，语录体似乎有那么多的不足，但作为日后流传最广的行为准则，语录体的优势却是显而易见。
（一）语录体章节简短，一言一事，三言两语就表达一个精辟的见解。没有过度的铺陈起兴、推理说明，便于快速掌握其中的精髓。例如，总结长期教育实践及自己学习经验而得出的精辟见解：
“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篇）[2]13
这是孔子对其一生致力于学的总结，并将它浓缩在一句短短的话中，《四书集注》中引程子所言，认为“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宋代刑昺《论语注疏》言：“此章明夫子隐圣同凡，所以劝人也。”[4]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也同样认为“夫子生知之圣，而以学知自居，故云‘至于学’”[5]。从以上注解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圣人的孔子，被认为是“生知”的代表，他的这句话目的在于劝勉后人致力于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点：其一，作为语录体的《论语》，其语言精练的特点带给后学者以重新阐释的空间。从字面上看，孔子不过是概述自己一生的学习过程，但后世者从中读出了学习需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的教育思想。其二，孔子被定义为“生知”的圣人，其言便具有了神圣的指导作用，而语录体恰恰具有这种指导性的特质。
（二）《论语》不仅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并且在议理的基础上，利用语录体的特征，将孔子的学说归纳成警世格言，劝勉激励着后人。这些语言不仅言简意赅，含义深刻，而且内容涉及面很广，从哲学、文学、教育、政治到立身处世的道理无所不谈。通读《论语》，不乏其例：哲学语录如体现了中庸思想的“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篇），“欲速，则不达。”（子路篇），文学语录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治学语录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篇），为政语录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
这些类似格言警语的语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朗朗上口，极易成诵。在《论语 宪问篇》就记载“子路宿于石门”，被司门者问及来处，子路照实回答，司门者随口便引用了孔子的话，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另外，我们从《论语 微子篇》也可以看到孔子学说传播之广，无论是躬耕南野的隐士，还是狂人异士，甚至山野村夫都对孔子有所了解。对于没有纸张、印刷术，文化交流十分不便的春秋时代，不爱长篇大论的孔子用这些简短的语句将自己的学说传遍大江南北，比起动辄洋洋洒洒好几千字的文章，这类语言更利于传播、引用，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指南。而孔子的后世弟子在编写《论语》时保留了这一优点，用简短易记的语录体，继承孔子的学说，并发扬光大。
（三）以语录体为承载的《论语》虽然章节简短，语言精练，各自起讫，但并不忽视语言的生动性，往往三言两语就准确鲜明、幽默风趣地表达出来一个意思。例如：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2]145
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他的教学语言是十分丰富的，并不只局限于议理说教，有时也会使用一些形象生动的比喻来阐述道理，将抽象的道理具象化，让受教者更容易理解。这里孔子以“风”喻“君子之德”，以“草”喻“小人之德”，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孔子用“草上之风，必偃”，就精练形象地概括出来，以实物喻抽象的道理，生动至极。类似这样生动的教学语言还有很多，如：对于春秋礼乐废弛，纲常混乱，孔子便以“觚”为喻，疾呼：“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对于“宰予昼寝”的行为，孔子便用“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批评他的懒惰。这类生动形象的格言警语在《论语》中不胜枚举，语录体这一文学表达方式作为孔子思想的载体，其作用亦不可小觑。
二、《论语》语录体对孔子教育理念的多角度运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一章谈到文体的继承与发展时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6]认为但凡诗赋书记等文体，是“名理相因”的，但写作方法却是“无方之数”，需要“通变”方可持久。由此可见，即使是同一文体，作文之法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效果。《论语》语录体的使用也是多角度的，在传授孔子学说的同时，也将孔子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充分地展现出来。
（一）一问一答式。《论语》中记录了很多孔子与弟子交互式教学的场面，往往是一问一答，循循善诱，体现了意在启发的教学方法。例如与子张谈论人物评价的一问一答：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冶长）[2]54
《四书集注》认为此处“子张未识仁体，而悦于苟难，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许也宜哉”。可见此处子张实际上是在向孔子问仁，但是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回答“未知”，表面上孔子似乎并未作出明确解释，但杨伯峻先生以为此处“不是真的‘不知’，只是否定的另一种方式”[7]，所以孔子这看似不明确的回答方式实际上是对受教者的启发和暗示，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语言，实际透露了他对仁的界定，即“仁”与“忠”，“仁”与“清”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界定也是透过子张的發问而得来的，这与孔子自己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的教育方法是一致的。这种启发式语言透过语录体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呈现出来，摒弃了冗长的解释说明，不仅条理清楚，脉络清晰，也更为直观明白，清楚地展现了孔子启发式教育的全过程。
（二）集体讨论式。《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教学时集体讨论问题的场景，同一论题，对不同学子的发问作出不同的解答，可见其“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先进）一章，师生在一起自述志向，各抒己见，切磋学问。孔子对不同学生的回答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子路的鲁莽，孔子并没有语言上的责备，只是“哂之”，而对冉有、公西华的回答，孔子也没有直接点评，只是在曾皙回答后才亮明自己的观点：“吾与点也！”从孔子师生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和接受者，也是共同探寻真理的志同道合者。
其实，孔子也就是以这种方式了解自己的学生，便于日后根据各人的性格特点进行“因材施教”，《论语 先进篇》就印证了这一事实：子路、冉有向孔子询问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因为知道子路鲁莽，所以“退之”;知道冉有容易犹疑，所以“进之”。《四书章句集注》有言：“圣人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孔子对一个学生的了解不仅仅局限于“听其言”同时也要“观其行”，在公冶长篇“宰予昼寝”中，孔子就曾提到自己之前对人只是“听其言”而不“观其行”，而宰予是个擅言语之人。孔子从他身上看到了言与行的不一致性，因而发出“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感慨。孔子对子路的观察也不仅限于言语，如：“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8]《论语》用这些语言真实直观地再现了当时融洽的讨论场面，形象地刻画出师生亲密无间的讨论场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三）反复论述式。《论语》运用语录体灵活短小的优势，同一论题的论述在不少章节中反复出现，对不同对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作答，充分体现孔子有的放矢、孜孜不倦的教学态度。
《论语》关于“仁”“政”的两个论题，在二十篇中的不少章节中反复出现，两个论题，所处语境不同，回答角度也不尽相同，但所答仁政观念一脉相承，逐步深入，使读者掩卷而思，孔子仁政学说已浑然一体。例如，《论语 颜渊篇》关于问“仁”的语录有多处，但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对颜渊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对仲弓的回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的回答是“仁者，其言也讱”，对樊迟的回答是“爱人”。
孔子对待同一疑问时并不作同一答案，而是不断反问，不断地用反问引导、启发教育对象思考。《四书集注》引程子解释：“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这里就涉及教育方法中教育态度的问题，当孔子在用倾听叩问的方法启发学生时，他把自己摆在一个和教学对象平等的位置上，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四）笔记小品式。《论语》记录人物对话的同时，据事议理，托物寓意，穿插了很多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段，如传为佳话的《季氏将伐颛臾》（季氏）、《荷蓧丈人》（微子）、《阳货欲见孔子》（阳货）等，使语录体显得生动风趣更具立体感。一般来说，语录体多以记录人物语言为主，内容多是述理，但作为《论语》载体的语录体不仅如此，后半部分还有不少文字夹叙夹议，有情节有景致，近乎笔记小品。但从整体来看，它仍以记录人物对话为主，把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段穿插其间，不仅不损其文体特色，反而使原本较为枯燥的语录体显得多姿多彩、生动有趣，也使孔子学说及人格更加丰富饱满起来。
以《阳货欲见孔子》为例，《论语 阳货篇》记载了孔子是如何面对权贵的。首先“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展现了一个固执而有原则的孔子;当不得不见时，孔子是“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展现了孔子狡猾的一面，然而却是“遇诸途”，简单的三个字，似乎可以窥到得意洋洋的阳货和尴尬懊恼的孔子四目相对的场景。接下来面对阳货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孔子始终置之不理，直到最后阳货慨叹：“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才应道：“诺，吾将仕矣。”潘重规先生在《论语今注》中认为“此章记孔子峻拒权势的情形”[9]。但是纵观《论语》其他章节，无论是面对弟子还是反对者，甚至是一国之君都可以侃侃而谈的孔子，此处面对霸道无理的权贵似乎显得无可奈何。短短的一个章节，涉及场景描写的只有开头的二十七个字，大部分还是记录人物语言，但是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情景描写，以及人物的语言向我们展现了不同形象的孔子——固执的孔子、狡猾的孔子、懊恼的孔子以及忍气吞声的孔子。这种语录体中掺杂场景描写的方式不可谓不精妙。
三、《论语》语录体对后世教育领域的影响
如果说《论语》对后世教育的贡献在于教育的内容上，那么语录体的贡献则集中体现于对后世教材体系的构建。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除了在思想上对后世教育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弟子首创的语录体也成为后代授业者布道的范本。
以《童蒙训》为例，其作者为宰相吕夷简、吕公著后代，受儒家影响颇深，古籍记载“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10]，这样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在两宋形成了强大而完备的家学体系不足为奇。以道学家自居的吕本中，其儒家教学观念在其著作《童蒙训》中表现尤为突出。《童蒙训》全称应是《吕氏童蒙训》，顾名思义是为其吕姓族人编写的开蒙教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训”。[11]从形式上看，沿袭了《论语》短小精悍的格言式体制，甚至更为精简，短者仅十余字如：
荥阳公尝言：“孙莘老、李公择之为友，友也。”
荥阳公尝言：“吕吉甫尝称李公择有乐正子之好善。”
正献公每时节必问诸生有何进益。
陈端诚说易须是说到可行处始可。[12]86
长者则数百字，多长篇大论，谈治学修身之道，但理学思想浓重，人物记载以歌功颂德为主。从内容上看，依然可以明显看到其对《论语》的竭力模仿。例如韩魏公一节，无论是韩魏公为幕官迟到打掩护，佯装“某忘记早来某官常白某早出见一亲识矣”，还是因对方私窃官银而拒绝举荐，却并不言辞苛责，只是私下笑言恐其“当官不自慎，必败官尔”。作者对韩卫公形象的塑造，以及言谈举止都着意模仿了孔子为政的形象。作者祖父荥阳公的记述更是如此，从整个篇幅来看其事迹占比重很大，描写也最为全面细致，小到入太学“时二十一岁矣”，为“减鸡鸭等生命”而储备干物;大到教学方法“读书须要字字分明”，为政之道“勤于职事，其他不敢不慎”，竭力塑造一位贤者形象，但整体与《论语》孔子形象鲜明生动，故事趣味横生相比已大相径庭，可以说仅仅继承了语录体而已。
像《吕氏童蒙训》这样以《论语》为蓝本编写的教材并非个例，很多格言类蒙书都或多或少带有语录体的影子，只是更为精简凝练，删去显示前因后果的语境，只保留了立论性语言。如敦煌文献《太公家教》中的“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13]。有些甚至直接吸收了《论语》中的原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再如供女子教学的《宋若昭女论语》中的“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14]，以及朱熹的《童蒙须知》“凡闻人所为不善，下至婢仆违过，宜且包藏，不应便尔声言”[15]等等。这些格言体式的蒙书与《论语》中直录孔子言谈的短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形式极为相似，但是节律格式更为规整严格。
对语录体沿袭更多的是开蒙后的教材，两宋时期诞生了不少语录体儒家经典，这些成为后世儒学经典教材，其中集大成者《朱子语类》是应试必读书目，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朱熹自己所编辑的《二程语录》，之后才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语录体一时成为宋儒传道授业为新儒学立论的工具。中国的文体发展到宋代已经大为完备了，那么为何语录体会在众多体式中脱颖而出？除了受到儒家述而不作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语录体承担了相应的教育目的。在《吕氏童蒙训》跋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昉儿时侍乡长老，尝从旁窃窥所谓《吕氏童蒙训》者。其间格言至论，粗可记者一二。稍长，务钻厉举子业，而亲旧几案上亦不复有此书矣。世道之升降于此可占也。[12]293
這段记载比较真实地还原了一个幼儿从开蒙到正式务钻举业的经历片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1.在幼儿正式进入学堂之前会有一段无意识地接受知识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语录体的《童蒙训》承担了比较重要的启蒙作用;2.《吕氏童蒙训》内容的习得是无意识的，作者是在“侍乡长老”时“窃窥”到的，然而就是这种无意识的“窃窥”使得年幼的作者“粗可记者一二”。其实《吕氏童蒙训》与《童蒙须知》《太公家教》等相比，无论是内容还是句式都相对深奥复杂，彼时跋文作者应未通诗书，又是“窃窥”，自然也不会有人为其讲解，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记诵一二，除了自身能力外，主要还是依赖于语录体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便于记诵的特质。
由此产生的配套学习方法也值得注意，这种情况在朱熹的教学方法中也有阐述：“大凡读书，先晓得文义了，只是常常熟读。如看诗，不须得著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16]又曰：“如孟子，也大故分晓，也不用解他，熟读滋味自出。”
传统的私塾教育是建立在记诵的基础上，朱熹读《诗经》方法也是他在《朱子语类》中着重强调的“涵泳文本”一法，这种领悟为主的学习方法与以《论语》为基础的传统教育不无关系，反过来《论语》文体的特质又加深了这一教育方法的延续。
语录体影响不止表现在儒家私塾教育上，甚至对禅宗也有影响，而宋儒的语录体反而受到释家的推动。鲁迅在《吃教》一文中说“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17]，虽然鲁迅文章并非谈论两家著作，但此处取意明显，即释家在教育弟子时也采用了语录体形式，《坛经》《五灯会元》《金刚经》都是如此，如《五灯会元》中常用的对答式，“阿难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称赞而去？’世尊曰：‘如此良马，见鞭影而行。’”[18]《坛经》问答式较少，多直抒胸臆：“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19]唯不同之处在于《六祖坛经》为白话体语录，胡适认为《六祖坛经》应是我国白话语录体的开端，此言不虚。而作为译本的《金刚经》其体式也可视为语录体的一种：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色身见不？”
“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20]
虽然与儒家诸典籍语录体相比，释家在用语上稍有变化，但以语录体为教育弟子之工具无可置疑。与此相似的还有晚明清言，严格来说清言体式已与语录体有一定不同，但其脱胎于语录体确是无可厚非，如《小窗幽记》《呻吟语》《菜根谭》等：
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小人好名，犹怀畏人之心。故人而皆好名，则开诈善之门。使人而不好名，则绝为善之路。此讥好名者，当严责君子，不当过求于小人也。（《菜根谭》评议）[21]
攻我之过者，未必皆无过之人也。苛求无过之人攻我，则终身不得闻过矣。我当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过无过何暇计哉！（《呻吟语》）[22]
晚明清言内容庞杂，集释家儒家于一体，有写景描情，也有单纯抒发感慨，但是整体而言其内容不脱教化立言的窠臼，如《小窗幽记》中的“法篇”，《菜根谭》的“修省”篇，《呻吟语》中的“问学篇”甚至直接采用了语录体对话的形式。
综上，在《论语》问世后，语录体作为其承载，并没有随着其他文体的发展而衰落，反而成为一种特殊的体式，在以教育为指向的著作中承担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以为其原因如下：首先，以教育为指向的文献典籍在选择文体时首先会考虑到其记载的准确性。语录体相当于对教导者谈话的直录，避免了二次转述的讹误，同时防止记录者在记录过程中不可控地渗入个人观点。其次，观点鲜明，便于立论。这也是语录体在教育文体领域影响如此之大的原因，因为其非常适用于教学活动，以致后来禅宗、清言、启蒙书籍都习惯于采用其作为传播载体，这是语录体脱离《论语》内容本身而具备的独特价值。最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建立在记诵基础上，讲究“涵泳”文本，这一点即可说是语录体对教育方式的影响，也可视为其在教育教学领域适用广泛的原因之一。
结 语
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为人称道，虽然时过境迁，无数新兴的教育理论诞生，但孔子万世师表的地位依然无人撼动。我们在研究《论语》这部经典时，也应当更为立体全面，推陈出新。语录体虽然作为一种文体并不参与思想内容的表达，但载体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内容的传递，将孔子传道授业的核心价值通过形式上的呈现，更加准确有力地传达出去，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论语》语录体看孔子的教育实践，可以说《论语》是孔子教育生涯的真实记录，语录体是孔子学说的最佳载体，体现了孔子一系列的教育观念。结合反思当前应试教育的弊病，当今我们研读《论语》，学习《论语》语录体的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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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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