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华文化;全球人文治理;文化主体性;文化共享性;文化共生性
中图分类号：G125?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1-0141-005
文化是人群共有的意义系统和网络，是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精神。[1]文化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的精神基因和外在的文明标识，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根本的精神依托和价值源泉所系。当前，“读懂”中国经济、“解码”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一种显性知识现象，了解中国道路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动因日益成为把握全景“中国之治”不可或缺的必要元素。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便成为彰显中华文化自信、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迫切时代之需。由此通过中外人文交流，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和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便具有深远的学理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文化主体性发掘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是一个多结构的复杂形态，具有多成分性、多层次性的特点。[2]在几千年的兴衰变迁中，中华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内核、独特风格和重要特点。相较于西方文化立基于絕对理性、工具理性和个体理性之上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更加强调有机联系、相互依存，有着复杂性、模糊性、多维性、整体性和延续性的深层统一。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始终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升华，呈现多路径交叉、一体化并进的总体演化态势，具有鲜明的多样均衡、兼容并包、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特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3]作为中华民族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这些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中华文化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3]对于推动全球良政善治、打造全球公共产品、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既要自信其历史优势，也要发掘其现实价值，按照人类现代文明的方向性演进理路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为此，需要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对内生成文化凝聚力，对外产生文化吸引力，是精神独立性、认同自觉性和话语系统性的集合。[4]要将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战略性规划和系统性构建[5]，力求完整、准确、生动地展示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既彰显其独特的原创性，也展现其内蕴的世界意义，形成内聚力和外引力双重架构支撑下的文化认同。要从文化视角凝练“中国之治”的治理理念和做法，加大中华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充分挖掘中华文化在促进国家治理方面具有的特长和优势，善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按照时代要求自我审视和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只有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自觉实现现代化的转化，才能不断提升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儒学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儒家文化能否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世界文化并驾齐驱，关键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接轨，以及与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积极有效的对话。[6]
二、以文化共享性推进全球人文治理，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当前国际文化思潮、意识形态等领域酝酿深刻调整，全球文化等差格局持续显现，[7]国际文化关系受美欧文化主导，全球人文交流很大程度上依然更多地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单向流动之势。受美欧国家总体实力近年相对下降引发国内社会文化生态变化的影响，全球文化沟通阻隔现象呈现增多之势，“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中心论”等文化纷争再次浮出水面，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对话、是对抗还是合作”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重大关切，世界文明面临方向性抉择。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其柔韧度、自适性和修复力为解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性难题提供着独具特色的思想资源，世界期待中华文化能够为解决人类直面的时代性挑战提供应对之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推动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持续提升。也要看到，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认可程度整体尚不高，能见度、辐射力和传播力以及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促动作用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地位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文化资源还不完全相称。[8]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际遇之中，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文化领域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成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答题。
实际上，文化只是一国软实力的载体和资源，文化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成为软实力。为此，要立足发扬中华文化国际引领作用，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立足点出发，前瞻性谋划中华文化走出去。注重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切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底蕴和尊重不同文明自主发展的现实指向，注重聚焦人类社会思潮、人文发展、制度文明、学术思潮及审美艺术等方面最新变化趋势，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抓手，坚守人类文明多样性基本底色，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人文交流基本原则，推动中华文化在多元文明交融共存中实现国际传播。
衡量一种外来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要看这一文化对于接受国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国外受众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便取决于中华文化对其生产生活需求的相互关联程度。从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要引导中华文化真正在海外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实现入乡随俗的本土化和共存共融的主流化，[9]努力降低中华文化走出去给所在国家原有价值理念可能带来的冲击乃至不安全感，始终为当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提供中华文化优质资源和美好价值，使中国智慧成为滋养他国日常生活与情感的人文养料和精神元素，[10]最终为人类社会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注入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动力。
三、以文化创新性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彰显国家形象亲和力
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展现中华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万邦、天下一家”的对外交往哲学思想，表达中华民族对于和平、发展、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价值理念的追求，有助于展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秉持的正确义利观，彰显既“有理”又“有礼”的负责任大国风度。
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既要讲好中国厚重绵长的悠久历史，也要讲好当代中国开放发展的故事，让受众切实感受到中华文化贯古通今的丰富多彩。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既要讲好传统友谊故事，让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注入定力;也要讲好新时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故事，比如讲好“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突出“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性，让现实在承继历史中更好启迪未来。
要树立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自觉，创新构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推动理论、学术和表达创新。要注重通过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来传递中华文化精神，允许中华文化在交流融合过程中的“变形”及多种可能的阐述方式。要破除对强势文化的仰视心理，摒弃文化自卑心态，直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逆差”现状，敢于重新审视西方文化构建的文明叙事话语体系和知识传统，善于在世界文化竞争中通过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体现“和”“合”中国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强调，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特别要注重完整阐释中国道路是由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决定的，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不止于让世界倾听中国文化故事，还要将中国文化故事寓于世界故事之中，将中国故事变为世界共同的故事，通过多样性互动找寻共通的文化价值，进而抵达繁复差异性背后的文化共识及其机理所在。这就需要既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也要善于聆听他国文化故事，在开放包容中激发更多文化和情感共鸣。为此要完善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避免单向度的自我表达和强制性的价值灌输，变非均衡态势下的“单向线性传播”为平等主体间的“双向多维互动”，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由“硬传播”向“软交流”的转变，[11]以此增强对外传播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公信力。要打破只有中国讲中国文化故事或者中国只讲中国文化故事的封闭印象，追求从“我的”升级为“我们的”中国文化故事传播之道，实现从“中国的”转化为“世界的”中国文化故事话语格局。
此外，从系统论的视角看，多领域协同联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这就意味着既需要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更需要用行动书写好中国文化故事，并且搭建起讲好中国文化故事的平台。为此，建议引导建立机制化、开放式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机制，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所要求的，推进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支持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文化交流，发挥海外侨胞的积极作用;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建设;扩大与海外青少年文化交流;加强与港澳台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12]
四、以文化开放性倡行兼容并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社会是由不同文明板块构成的多元文化共同体，本身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的集合。各个文明彼此交流互鉴，有力地拓展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丰富多样性。全球文化交往行为具有“文化间性”，即以一种文化交往理性和文化间的相互开放、求同存异和包容对话为旨归。[13]避免多元文化冲突，实现共同发展，是全球文化间关系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积极、正常的文化间关系应该呈现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相辅相成、互学互鉴的多元格局。[14]
与其他文化一样，中华文化并非一个封閉的系统和过程，而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既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具有明显的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以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为例，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均通过丝路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15]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3]由此观之，借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元素，将其与自身文化传统相互融合、创新发展，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华文化保持生存发展活力的秘诀所在。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胸襟，兼收并蓄的融合创造智慧，已经内化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和遗传密码。
兼容并包既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更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动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语言推广与传播、文化教育与交流、文化贸易与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中华文化逐渐突破语言和地域障碍、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开放包容性日益增强。建议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通过“文明古国论坛”等文明交流互鉴活动弥合“文化认知赤字”、跨越“文明冲突陷阱”，不断深入洞悉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文化认同程度和存在的误解隔阂，努力触达不同认知体系、思维体系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共性，始终致力于以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推动外部世界全面、客观、平和理性地了解真实、立体、多元面向的中国，最终形成以文明合力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之基的共赢局面。[16]41
把中华文化多元共生、兼收并包的优秀品质展现出来，还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7]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欧发达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创造力在另一时空中的生动展开和宝贵凝结[18]，可以有意识地探寻差异性互补空间，有鉴别地加以学习，有选择地予以吸收，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符合文化发展逻辑的融会贯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更为多样的文化共识。
从文化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文明交往格局，需要打磨“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自觉。[19]世界文化系统是一个整体，本身处在不断碰撞、融合和蜕变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静态平衡是暂时的、外在的，而动态冲突则是永恒的、内在的。[10]54在文化交汇碰撞中，不同文化相互对视，彼此反思、自省乃至相互认同，“相安而无事”始终应该是人文交流互鉴的最低标准和底线，而“相看两不厌”则是人文交流互鉴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目标。各个文化只有正确认识“我者”，广泛理解“他者”，[20]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共识，以跨越时空的文明成果，推动兼收并蓄的人文交流，力求形成多元文化的同声交响，人类文明发展才能源远流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文化格局才能行稳致远。在此过程中，针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国际文化间关系中处于占优地位的现实，要通过倡导文明多样性，发挥中华文化润物无声的作用，以“文化多边主义”“文化包容主义”对冲“文化单边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处理好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同质化、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本土主义、文化共享性与文化冲突性的关系，夯实各国文化共识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心理。
五、以文化共生性促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开辟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路径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标志性符号，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人文之旅中，丝绸之路构建起一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多元人文汇聚区，谱写了人文交流的历史篇章，成就了文明互鉴的时代佳话。[16]40 “一带一路”倡议是从古丝路历史深处走来的当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自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文化基因，也是对中华文化和合共生精神的有力诠释。当前，“一带一路”正在收获来自世界不同文明的响应和支持，丝路文化精神日益成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建“一带一路”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理解、认同和支持的同时，也有人忧虑中国在提升国际文化引领地位的同时，会否产生新的文化霸权的倾向。[21]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推动更多展现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既是时代赋予丝路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也有助于消解中华文化“威胁论”。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多个重要外事场合强调，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虽然众多，但多数国家自身文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为“一带一路”文化共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为此，需要广泛开展共建“一带一路”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旅游、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22]，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3]，以文明合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精神指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历史终结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新发展理念”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为促进多元文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提供新的支撑力量。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则冲破了“文明冲突论”，中华文化和中国智慧为世界上希望加快发展同时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全新的选择，为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途径提供有益借鉴。推进世界文明进程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之路，需要继續探索并走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要从共同复兴丝路文化的角度持续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精神内涵，让“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在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贵和、尊道、民本、重情、仁爱的“思想红利”和处世之道。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聚焦共同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积极倡导建设“‘一带一路发展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性话语系统和知识图谱，通过加强国际发展对话与交流，分享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发展理念和实践做法，为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具有中华文化标识的价值共识，从而让外部世界通过“一带一路”更加深入细致地认知和了解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1]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7.
[2]张立文.谈谈北京文化的特点[J].北京社会科学，1986，（3）：160-161.
[3]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5-16（02）.
[4]胡钰，薛静.论人类新文明视野下的中华文化建设[J].出版发行研究，2019，（1）：7.
[5]林坚.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任重道远[N].环球时报，2019-4-20（07）.
[6]Joseph S.Nye，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M].New York：Basic Books，1990： 2-10.
[7]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8]胡文涛.文化外交与国家国际形象建构——西方经验与中国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09.
[9]姚亿博.让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也能“余音绕梁”[N].光明日报，2018-1-25（07）.
[10]孙宜学.中外文化共生：问题与对策[J].对外传播，2018，（7）.
[11]李建军.中华文化走出去新视角[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87.
[12]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7-5-8（01）.
[13]张安冬.交往理论视阈下文化自信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55-59.
[14]秦亚青.百年变局与新型文化间关系[J].世界知识，2020，（1）.
[15]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19-5-15（01）.
[16]张耀军，邱鸣.“一带一路”文明之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J].人民论坛，2019，（28）.
[17]习近平在甘肃敦煌考察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8-23（01）.
[18]杨晓华.在多维的时空交点上创新发展[N].中国文化报，2019-12-5（08）.
[19]项久雨，侯玉环.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三重意蕴[J].江淮论坛，2019，（5）：138.
[20]所谓“我者”是指有共同文化认同的群体，反之即为“他者”。见郭丹彤.对立、转化与认同——我者与他者关系的三个层次[N].光明日报，2017-11-13（14）.
[21]彭健.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一带一路”建设[N].光明日报，2017-12-3（02）.
[22]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应对[J].国际问题研究，2016，（6）：5.
[23]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J].求是，2019，（9）.
（责任编辑 焦德武）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