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俊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西安 710049）

　　虽然是宋明之间学术连接的重要阶段，元代的学术发展却一直不为学界重视，甚至得到诸多负面评价。清末学者皮锡瑞基于汉学立场将元代归为“经学积衰时代”，该论断陈陈相因，人云亦云，成为学界审视元代经学的代表性观点。影响所及，元代《春秋》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低估和误判，极大地影响了《春秋》学史乃至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因此，在学术研究日益精细的当下，深入文本和历史，以更加细腻的视角重探元代《春秋》学，正本清源，给予其应有的认识和定位，推动和深化元代经学的研究，无疑是较具价值和意义的学术课题。

一、元代《春秋》学概况及特质

元代《春秋》学著述主要由《春秋》学专著以及一些序、跋等构成。依据《四库全书》《元史·艺文志》《经义考》《文献统考》《元史》等史料，可搜罗、考察元代学者的《春秋》著述状况，亦可从其他学者的文集中搜罗到部分学者佚失的 《春秋》著作的序、跋等，由此可以了解佚失著作的大致体例、结构安排等。总体来说，元代《春秋》学研究总计有97位学者、122部著作，虽然规模上不及宋、下不如清，但因其特殊的背景，如少数民族政权、理学官学化、“四书”地位崛起、胡安国《春秋传》（后文简称《胡传》）定为国是等，亦呈现了这个时代的特色：

　　其一，著作繁多，佚失严重。元代《春秋》学著作有122部，但佚失或未见的现象非常严重，达101部，仅存21部。这种损失程度是《春秋》学产生以后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相比的，严重影响了对元代《春秋》学的嬗变历程、主导问题、文献价值等的认识和把握，致使无法全方位地梳理元代《春秋》学的发展线索。如此严重的佚失，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国祚不长，战乱频繁。元代自开国到灭亡，仅存98年。在这短暂的国家历史中，元代一直处于平乱灭国的战争状态，统治集团内部则处在太子位和皇位的纷争之中，造成君臣分裂、派系对立；中后期，元朝实施“民分四等”政策，造成农民起义不断，抗元斗争愈演愈烈。元代九十多年的历史，稳定者不过一二十年，长期战乱极大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以及著作的刊印、保存和传播。

　　其次，元代以儒治国、科举选仕政策不够稳定。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忽必烈统治前期，一直以儒术治国，但晚期以后开始猜忌儒臣，轻用汉法。元代科举制度于1315年才正式实施，至1368年灭亡，共实施科举53年，开科16次，其间一度被废除。变幻不定的政策，必然对儒学造成影响，元人揭傒斯说：“时科举废十有五年矣，士失其业，民坠其教，盗贼满野。竟数十里不闻鸡犬声。”在封建社会，科举是士人晋升的唯一正途，科举制的不稳定必然影响士子研习经典的热情。有元一代，取士仅1139人，相对于庞大的士人群体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以上因素影响了元代《春秋》学的创作、研究和传播。

　　其二，南多北少，理学占优。元代统治者在官制修定中亦贯彻理学思想，忽必烈登基之初即在《中统建元诏》中明确指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以“元”为年号，正其开始，作为王业风化的根本；同时书“王“体现“大一统”之义，这正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对理学的吸收与借鉴。

　　根据当前行政区域的划分，对元代《春秋》学的地域分布统计如右表。

　　从97位学者的地域分布来看，仅有10位是北方人，11位阙里不详，确定属于南方的学者有76位，其中浙江、江西人数最多。也就是说，浙江、江西是元代《春秋》学研究的中心。陈荣捷先生分析说：

　　北方之新儒学于南方之新儒学，俱辐辏于朱子。更为简而言之，亦即辐辏于黄幹所传之朱子之学。浙江金华一线与江西一线俱源自黄幹。

　　可见，浙江、江西《春秋》学之所以兴盛，是因为扎实的朱子理学底蕴。江西婺源（古属徽州）本是朱子故里，经过代代师传，形成新安学派，元代《春秋》学的许多学者就出自婺源。浙江除朱子学影响之外，作为南宋的都城所在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春秋》学的发展。作为《胡传》的诞生地，湖南的《春秋》学者则寥寥无几，这大概与湖湘学派在张栻之后就走向衰落有莫大关联。当然，统计分析并不只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还要分析背后的学术分化缘由，以及元代的学术特质。从这些数量对比可再次印证皮锡瑞的分析：

　　

　　元代《春秋》学研究地域分布

　　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而南并于北，经学亦北反并于南。论兵力之强，北常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

　　可以看出，元未统一金、宋之时，二程之学主导南方，而苏轼之学盛于北方。赵复北上，始将理学传入北方。元灭南宋，虽使南方归于北方，但学术则恰恰相反，南学统一北学，也就是程朱理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皮锡瑞之言可谓确论。同时也可以看出，从理学的角度研究《春秋》学已经在元代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其三，宗胡崇朱，分化明显。虽然胡安国、朱子皆属二程一脉，但他们《春秋》学观点多有差异，后世学者也因旨趣不一，渐趋分化。南宋后期，理学虽被官方认可，但并未上升为制度。至元代开国，《胡传》成为国是，朱子理学亦被官学化，学者研究《春秋》学沿着崇朱或宗胡的路线分化开来。在具体的形式上，因为元代科考采取经问、经疑的形式，故，在学界亦流行“经疑”的形式，对《胡传》分辨同异、解疑答惑，具有明显科举之学的属性。部分元儒的著作，如俞皋的《春秋集传释义大成》、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皆以《胡传》为宗。程龙的《春秋辨疑》、胡炳文的《春秋集注》、陈栎的《春秋三传节注》等，皆崇朱，在述朱疑朱中推动《春秋》学的发展，颇有摆落科举、自由研究的属性。

　　当然，元代《春秋》学研究也并非仅崇朱宗胡的研究路径，亦呈现其他研究模式。王元杰的《春秋谳义》会通胡安国与朱子，“乃辑其绪言，分缀《经》文之下，复删掇胡安国《传》以尽其意。安国之书在朱子前，而其说皆列朱子后”，以求择取各自精妙，完备《春秋》之大义。同以往《春秋》学相比，元代《春秋》学少有涉及地理、人名、制度等的考据之作，多承宋学遗风，以阐发义理为主。吴化龙的《左氏蒙求》主要是童蒙书籍，将《春秋》思想简化，通俗易懂。

　　总之，元代的《春秋》著述呈现了这个时期所特有的品质，为重新定位元代的《春秋》学，以及更为全面立体地展开元代《春秋》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元代《春秋》学的成因

《春秋》学自诞生以来，就与政治关系密切，元代是少数民族建国，表现尤甚。因此，研究元代《春秋》学、探究元代《春秋》学的成因，不能脱离元代的政治大背景。换言之，元代政治对于《春秋》学的兴起、研究以及特质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刺激作用。

　　其一，戊戌选士，设立儒户。元代对理学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在忽必烈正式建元之前，成吉思汗、窝阔台等已经表现出对儒学的浓厚兴趣。成吉思汗起用懂儒学的官吏，并设置宣圣庙，但由于连年征战，并未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发展儒学。窝阔台继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行儒学，召集和搜罗大批儒者，如姚枢、赵复等，尤其是赵复的北上，将程朱理学传至北方。窝阔台多次下诏修缮孔庙，大封孔子后人，抬升孔子地位；建立编修所、经籍所，以建立经学文本；修建太极书院，传播程朱之学。这一系列措施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使其渐渐为社会所接受。

　　在如何选拔人才、笼络儒生方面，窝阔台政府于1237年颁布诏令道：

　　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振。所据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若高业儒人，转相教授，攻习儒业，务要教育人材。……遍行诸路一同监试，仍将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式，一科为一经，或有能兼者，但不失文义者为中选。

　　这是元朝首次尝试通过考试的形式选拔人才，在元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虽未设定具体的参考书目，但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对理学的复振、儒生地位的提高以及理学的传播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次选仕亦确立了中国历史上比较有特色的儒户制度，即对经过选拔、甄别的儒生给予特定户籍的制度。凡列入儒户者，一是可以担当胥吏，二是可以担当传授儒学的教官、书院山长，三是可以优先免除赋役，四是可以赢得尊重。儒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儒生、刺激士子专于儒学的作用，促进了儒学的延续和发展。

　　其二，以儒治国，确立经典。经过前期统治者的一系列酝酿，至忽必烈建元时，儒学在元朝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和认同。忽必烈登基之初，取国号为“元”时就明确指出，此乃“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之意。可见，是时《春秋》已经对最高统治者产生影响。忽必烈也清晰认识到：“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务施实德，不尚虚文。 ”可见，忽必烈在执政之始就着手准备以崇德实文实施新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 他广招天下儒生以为己用，攻略城池就搜罗儒士、封官赐爵，赢得知识分子的尊重；在中央设置国子学，在地方设置小学、书院等，并明确规定传授的内容为儒家经典：“凡读书必先 《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次及 《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 ”这是元朝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传授、研习经典的内容，并且规定研习经典的次序，更将《春秋》一经凸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帝留意经学，商挺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纂《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以进”。 忽必烈所推行的“以儒治国”政策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加速了理学在全国的传播与发展，宋濂言：“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

　　忽必烈之后，元成宗、元武宗继续奉行“以儒治国”的政策，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全国各地建立文庙，设置儒学提举，并明确所有经典必须遵循朱子的注解。这就确定了程朱理学在学校和儒生中的地位。

　　其三，恢复科举，走向官学。与元代的前三任皇帝不同，第四任皇帝元仁宗自幼拜儒士李孟为师，研习儒家经典，对理学有着深深的同情和认可。执政之后，他实施一系列政策积极推动理学的发展。首先，祭祀儒学历代圣贤，除依照祖先旧制祭祀孔子外，仁宗于1316年 “诏春秋释奠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并于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廷。”对往圣先贤的推崇、抬升，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推动理学官学化，最为显著之举在于恢复科举制。《元史》载：“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于延祐。”经过儒臣的不断努力以及仁宗的推动，仁宗终于在1313年发布诏书，明确恢复科举制度：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后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

　　可以看出，自元世祖以来，统治者对儒学就一直非常重视，选用儒士，并明确反对那些不切实用的浮华之词，突出经义在科举中的重要性。至于具体的考试程式，仁宗亦下诏规定：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词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

　　虽然元代的科举按照种族分类考试，但共同之处在于考试内容皆以程朱一系的经学著作为主。需要指出的是，这份诏书指出，《春秋》一科要以“三传”及《胡传》为参考书目。元仁宗恢复科举以及为科举制定参考书目，使理学开始与国家政权结合，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扩大了理学在全社会的话语权。此举无疑推动了理学的发展。最为显著的是，凡士子入仕，则必研读程朱一系的经学注解，与其经义相悖者则不取。同时，也将理学扩展至蒙古人和色目人，以自上而下的形式推动经学的发展。自元仁宗之后，元朝由于国祚不长，共开科取士16次，取士1139名。规模虽不及其他朝代，但它所制定的相应措施，如将理学经典作为官方指定书目等，则为之后的明清所延续，继续推动理学乃至经学的发展。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宋代形成的理学便在元代与政治权力开始结合，不仅成了有权力的知识话语，而且成了有知识的权力话语……给很多士人暗示了一个知识与利益交换的方式”。

　　其四，开设经筵，推崇儒学。经筵是汉唐以来皇帝学习经史的一种形式，正式定名于宋代，由满腹经纶、德业兼备的士大夫充任讲官。元代沿袭宋制，开设经筵，学习理学，加强统治者对理学的认同，促进他们的理学实践，此乃推动理学官学化的重要举措。元代直到第六任皇帝，“泰定元年春（1324 年），皇帝始御经筵”。 在此之前，统治者出于加强统治以及赢得士大夫人心之需要，亦十分重视儒学的研习，搜罗大儒为其讲授儒家经典。忽必烈“访求遗逸之士，遣使聘王鹗。及至，使者数辈迎劳，召对。 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每夜分乃罢”。 后继者亦效仿忽必烈，选用贤者，置之左右，讲经释典，以备垂询。至泰定帝元年：

　　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帖木儿领之。

　　元代经筵制度一直沿袭到元代结束。经筵内容虽不固定，但主要是关乎治世的儒家经典。至正元年（1341年），元惠宗“诏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借、许有壬等数人五日一进讲，读 《五经》《四书》”。 后继皇帝不断丰富和完善经筵制度，使其成为常设机构，是皇帝儒化的重要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的经筵除为皇帝讲授关于治世的儒家经典以外，还承担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工作。元代的统治者通过经筵，一方面加强对儒学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进儒学的发展，这是一体两面之事。“对少数民族皇帝来说，经筵的意义尤为重大，等于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了解汉文化的课堂，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汉化和儒化。 ”

　　元朝历代统治者锐意进取，推行理学，促进了经学的发展。欧阳玄概括道：

　　成宗皇帝克绳祖武，锐意文治，诏曰：“夫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既而作新国学，增广学宫数百区，胄监教养之法始备。 武宗皇帝煟兴制作，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祠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圣之规，尊《五经》黜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于斯为盛。英宗皇帝铺张钜丽，廓开弥文。明宗皇帝凝情经史，爱礼儒士。文宗皇帝缉熙圣学，加号宣圣皇考为启圣王，皇妣为启圣王夫人改衍圣公三品印章。

　　从欧阳玄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元代历任皇帝在推行儒学上的具体举措，反映了理学在元代地位的演变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最终促进了理学乃至经学的发展。理学官学化后，《春秋》经传成为科举程式，引发了士子研习，推动了《春秋》学的发展。

三、元代《春秋》学的价值

囿于皮锡瑞等人的偏见，学界对元代《春秋》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或略而不论，或粗疏概括，或低估轻视，无疑遮蔽了元代《春秋》学的真实价值。前文的梳理清晰地表明，元代《春秋》学绝非如已有研究成果所说的那样袭宋儒余韵、拾他人牙慧。

　　其一，拔高《胡传》，位至“四传”。 《春秋》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重视，设置五经博士、列入学宫、增入科举等制度保障，更是推动了《春秋》学的研究和发展。虽然元承宋制，“五经”地位相对于“四书”有所下降，但《春秋》仍然在科举应试之列。《春秋》学发展至南宋，由于宋高宗对《胡传》的褒奖，故其在南宋受到高赞。转至元代，统治者将《胡传》悬为令甲，明确其为科举考试指定书目，将《胡传》的地位推向更高的层面，也是首次以国家命令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同时亦推动了儒生、士大夫围绕《胡传》展开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如汪克宽著《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卷、俞皋撰《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等，皆为宗《胡传》之力作。元代宗胡派《春秋》名家对《胡传》的研究并非一味袒护，而是在羽翼的基础上对其修正。四库馆臣就称俞皋的《春秋》学“于《胡传》之过偏过激者实多所匡正”，使《胡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最为显著的是，汪克宽的《春秋胡氏传纂疏》被直接定位为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总之，元代《春秋》学庚续《春秋》学史，将《胡传》定为科举的参考书目，提高其经学地位，使《胡传》与《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得以相提并论，跻身《春秋》“第四传”。

　　其二，形塑明代《春秋》学。明承元祚，继续延承隋唐以来尤其是元朝的科举制度。洪武年间科举考试的《春秋》经乃“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一直延续到永乐十二年（1414）。 与元代相比，增加了朱熹弟子张洽的《春秋集传》为科举指定书目，“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为了继续加强程朱理学的地位，明成祖诏令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育，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流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 ”可以看出，成祖编《四书五经大全》缘于理学家的经典著作乃六经注脚，须类聚汇编，以为科场程式。至于《春秋大全》的内容，则说：“延佑科举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国《传》定为功令。汪克宽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国为主，盖遵当代之法耳。广等之作是编，即因克宽之书，稍为点窜。 ”由此可见，通行于明代科场的《春秋大全》明确因袭元代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皮锡瑞评到：“明人又株守元人之说，于宋儒亦极少研究。 ”可见，元代《春秋》学实形塑着明代的范式和走向。一方面，元代发出尊崇《胡传》的先声，为明代《春秋》学奠定了基础和范式；另一方面，元代将《胡传》官学化，虽然可以使其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凭借政治地位的推动自上而下地扩大影响，但同时也开启了《春秋》学思想固化、荒芜的前奏，对明代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有着推波助澜之功。

　　其三，遥启清代公羊学。公羊学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并在后世学者的注解和阐释中渐渐形成专门的学术或思想体系。公羊学注重阐发“义旨”，特质在于“政治性、变易性和解释性”。它渊源有自，“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圆识是也”。 这段叙述明确了公羊学的产生、形成以及传授谱系。《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汉初，经董仲舒等汉儒阐发，因其理论主旨“大一统”、“天人感应”等适应政治发展的需要，故被确立为五经博士之一，一度成为“显学”。学者治经解经，形成丰富的公羊学体系，尤其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推阐“大一统”、发明“三科九旨”，使公羊学走向系统和成熟。然，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隶属于今文经学的公羊学渐趋式微，从学术舞台的中心走向边缘，而再度的兴盛则直待千年以后的清代中后期。首先揭开清代公羊学中兴大幕的是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他作《春秋正辞》以显其意。关于《春秋正辞》的学术渊源，他明确说：“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备遗忘也，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或庶几焉。”庄氏之言不虚，赵汸的《春秋》学与公羊学多有契合之处，如肯定“公羊为学《春秋》之要”、“属辞比事法”等，着力阐发微言大义。赵汸的《春秋属辞》实是两汉之后公羊学在长期黑暗之中的一缕曙光，它承接两汉公羊学，遥启清代公羊学，“是在长期湮灭之中为公羊说保存了火种”，故在清代公羊学复兴时受到推崇，并促成了以治公羊学闻名的常州学派，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清代今文经学中的显学。

四、结 语

元朝统治集团以弓马之利统一中国后，在学术上以“接着讲”的态势使得宋代所开示的治经范式得以延续和光大；其少数民族的身份，更是在学界激起研究内含华夷之辨的《春秋》学的热潮。从元代《春秋》学百余年的嬗变历程中可知，元代《春秋》学限于国祚不长等客观原因，虽不及宋代灿烂辉煌，却也多所发明，并非只是沿袭宋儒余韵、缺乏建树。实际上，元代在注解体例、《春秋》大义等方面皆有发先贤未发之处，尤其是汪克宽的《春秋》学著作，直接影响此后数百年的科场程式，仅此一点亦足以窥见和彰显元代《春秋》学的价值，遑论其他。元代《春秋》学乃至经学皆须深入历史和文本，重探和发现它们本身所涵具的历史价值，从而弥补乃至修正当前研究的不足和不当之处，以期细化、深化元代乃至整个《春秋》学史的研究。

　　注释：

　　（1）《庙学典礼》：“合用朱文公《小学》书为先，次及《孝经》《论语》。早晨合先讲《小学》书，午后随长幼敏钝分授他书。《孝经》，合用文公刊误本，《语》《孟》，用文公集注，《诗》《书》，用文公集传订定传本讲说。”（［元］佚名撰：《行台坐下宪司讲巧学校便宜》／／《庙学典礼》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648册，第382页）

　　（2）令甲，原指法令的首篇或首条，后用为法令的通称。《元史》记载：“约又建议行封赠、禁服色、兴科举，皆着为令甲。”参见宋濂：《元史·王约传》第14册，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