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

　　摘要：中国人传统的家国情怀，以血缘为基础，从爱亲敬长推扩到忠于国民、报效祖国。传统的家国情怀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为哲学根据，以忠孝一体、经邦济世为主要内容，以天下太平为终极理想。在现实生活层面，又因为家与国的融合与疏离而呈现复杂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外族入侵的危机，中国人在特殊文化生态中确立了现代国家理念，在国家认同方面则呈现出中国特色：以传统家国情怀为核心的文化-心理层面的归属感认同和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认同并存，相互影响。解读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需要从传统家国情怀的变迁、国家认同的建构以及两者的相互影响来进行。

　　关键词：家国；家国情怀；祖国；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17-006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家族范围内生活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家国情怀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认同、维护、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在思想建构层面，家国情怀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上，从爱亲敬长到忠于人民、报效祖国，有力地促进了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的良性互动，将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爱、敬天下一切人的伦理要求，“家”占据了重要位置，拟伦理化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在宗法意识尚未完全退去的当代中国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情怀依旧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强大的生命力，它与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国家认同相交织，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国家认同。家国情怀一方面可以发挥国家认同的功能，另一方面又需要现代国家认同理念的重构与更新，剔除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

　　一、家国情怀：情感认同引导下的传统国家认同

　　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和热爱，并自觉承担共同体的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为哲学根据，以忠孝一体、经邦济世为主要内容，以天下太平为终极理想。尽管在社会生活层面，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家与国之间既有融合、一致的层面，也有疏离、冲突的一面，但家国情怀的核心是家与国相贯通，强调爱家向爱国的纵向提升。在中国文化的生态和脉络下，家国情怀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认同、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民族认同。这种情感认同，根植于对血缘和亲情的热爱和尊重，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人心的功能。

　　古人家国情怀的形成，与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古代中国是一个植根在农耕经济土壤中的宗法-政治社会，家与国分别代表了该社会宗法系统与政治系统。自从大禹把“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后，“家国同构”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与国在组织结构上的共通性：父为家之君，君为民之父，君父同伦与家国同构相辅相成。在三代，一般是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亦以“国家”为国之通称。《尚书·立政》称：“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礼记·中庸》又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亲亲与尊尊分别是宗法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演化为“忠孝一体”的“国家”价值观，经邦济世成为文化大传统的基本诉求。

　　在传统的家国同构格局下，家庭、家族与邦国的组织结构一致，个人、家庭、家族、邦国、天下，形成一个等级序列，每个个体与层级具有固定的角色和功能。《礼记·大学》中所倡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这种社会结构下的“大人之學”。就此而言，“天下—国—家—身”的格局最典型地体现在王者、君主身上，家国情怀最初、最直接的代表者是君主：君主由治家而及于治国，用治理家族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这种意识的集中表达，而“罪在朕躬”（《尚书·汤诰》）也就逻辑地成为君王行为的有力约束。基于这种文化基因，在国家统一的时代，君主逐渐成为朝廷、国的代表。忠君即爱国就是这种文化基因的产物。君主治身、治家、治国的根据，则在于“天命”。“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吕氏春秋·基义》）式的天人合一、天下一体则把个人、家庭与国家完全打通，并获得了终极依据：王者受天命而治理天下，教化万民。构成国的千千万万个民众之家，以父为最高管理者，孝为最核心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在家族结构与管理方式上效法帝王之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家国情怀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上，随着个体身份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要求。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是家国情怀中以情感认同引导国家认同的关键。

　　“孝”是内蕴于父母至亲之间的天然情感，“忠”则是比拟于孝的道德承诺。在孔子那里，孝是实践仁的一个方面：“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孝还是个人修身和家庭伦理的内容，是为人子弟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也是通向仁的入手处。经过战国时期至汉代前中期的发展，“孝”被上升为“天下之大经”：“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从空间上讲，孝道树立起来就可以充塞天地，泽被四海；从时间上讲，孝又是穿行万世，朝夕不离的准则。孝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社会的准则，亦是宇宙的原则。这典型地体现了孝的泛化，实质上是通过人心中最天然、最有力的道德情感来引发道德行为。真正的孝，必须包含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规范的结合，道德行为也必须由礼节制而趋于合理，这些都要在孝的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涵养才能真正实现。发自内心的爱敬之情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并且使这种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达到内外一致，便是孝的极至。这种思路在宋儒思想中，以程伊川《明道先生行状》中提出的“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最为精准。

　　“忠孝一体”作为中国宗法社会自然形成的观念，强调以最自然、最真挚的情感来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这种以家族为中心而逐层辐射开的社会伦理关系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君王、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忠与孝所笼罩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认同，并展开道德实践，以追求充实、超越的生命感受，并通过和平、安定的日常生活行为来体验生命的完善与超越。浸润在传统生活方式下的个体，有意或无意地践行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使父母获得好的安养，是最基本的生活目标，使父母获得大的荣耀，则是更重要的行为动力。 这引导着人们去获得功名，“经邦济世”就成为文化精英的自觉追求。

　　“经邦济世”主要是士人阶层基于道德理想而与君主保持既合作又独立的关系，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的治理，努力施展自己的才能，追求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这种淑世精神，以“天下大同”为价值追求，以“君仁臣忠”（《礼记·礼运》）的双向伦理义务和道德要求为基础。

　　自觉坚持原则、承担道义，“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是士人的品格。以道自任的士人阶层，既包含官僚阶层，又包含朝堂之外的思想家群体。官僚阶层不仅是君主的权力工具，“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 [1]。而朝堂之外的进步思想家，往往在“保民而王”的理念下针砭时弊，批判暴君苛政。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官僚体系和朝堂之外的士人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力量。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自帝制时代之初起，文人们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做自己的天职”，“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2]

　　正是具有批判意識和天下情怀的思想家，保持着对统治集团“家国”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植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经邦济世的责任意识，是近代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思想启蒙，也是中国文化基因中家国情怀自我更新的必要环节。

　　二、天下太平：家国情怀向现代国家认同转化的文化基因

　　在近代社会发展中，家与国的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作为观念层面的家国情怀则传承至今，并在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自我更新、自我丰富和发展。家国情怀的自我更新与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结合在一起，个体从传统的臣民转变为现代的公民。家国情怀以天下太平为最终指向。“天下”观念建立在中国古人与万物并生的生存体验和想象的基础上，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商周之际及其后的社会与思想变革，德性天命观等确立了它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战国时期“以类行”的帝王学为它赋予系统化、条理化的有机秩序；秦汉大一统专制王朝的建立，使它最终成为一个意义完备且充实的概念；隋唐以后，随着东亚世界体系的形成，它在实践上获得现实的形态；晚清以后，随着天朝的倾覆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天下观”开始崩蚀和消解。[3]“天下观”内在地包含着对统治集团“家国”观念的批判，彰显了对公共价值的认可。这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中转出现代因素的重要环节，也是家国情怀与国家认同具有一致性的基础。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理想信仰、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公民、国家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是共同体意识在主权观念下的发展。现代文明中的国家认同是对以主权、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国家的认同。

　　“忠孝一体”观念强调以最自然、最真挚的情感来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这种情感即是“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在尊重对方的伦理关系中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4]这种以家族为中心而逐层辐射开的社会伦理关系思想，其积极的作用在于：个人在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认同，并展开道德实践，以追求充实、超越的生命感受。忠孝一体的道德伦理实践是全体民众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其消极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指出，这种在“推己”的基础上建立的“差序格局”难以发展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问题：“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群系中发生意义。” [5]公共生活的缺失，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秦汉以后皇权的膨胀，人们效忠的对象逐渐转变为代表国家的皇帝、朝廷，君主成为国家的代表，成为全体国民的“父”、“兄”，“移孝作忠”思想大行于世，深刻地影响了士大夫阶层，忠君逐渐压倒孝亲。在这变化过程中，呈现两条变化线索：一是在文化大传统的价值层面、国家治理层面不断地突出“移孝作忠”的重要性，“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成为皇权的一种制约。二是士大夫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陷于“忠孝难两全”的困境。面对此种局面，皇权作出了适当的让步，士绅官僚在“尽忠”的同时，适度范围内为“家”谋利得到默许。[6]随着皇帝“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意识的自觉，普通老百姓作为被治理的对象，其家与君主、官僚之家国天下很难产生实际的利益关联，成了“家国”关系中无法弥合的裂隙，使得老百姓对家的挚爱未必能够因为统治者们的提倡而切实地转化为对国的热爱。

　　晚明时期中国商业获得较快发展，出现一批商业城市和早期的市民阶层，在思想领域也随之兴起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潮，从讲学的社会团体的朋友关系引申出国家的原则、君臣关系，以对抗从家族制的原则所引申出的国家原则。[7]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之一，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段话有力地指出了“国”与“天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国即朝廷，是一朝一姓的国，是君主与官僚们共有的国；天下则是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是公序良俗的浓缩，是民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寄托。顾炎武彰显了“国”的一姓之私与“天下”的百姓之公的内在张力，他延续了传统文化中比较常用的“国”、“天下”相区分的线索，彰显了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价值，把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与隔阂呈现出来。

　　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孕育出来的。在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下，对国家的理解则有不同的维度。西方主流的国家理论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论，强调国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具有自然权利，自立自足的个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任务即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国家则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对抗外来侵略的组织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历史文化在共同体凝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把古老的中国推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一方面，传统的以天下一体观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理念和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在新的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中开始瓦解；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文化与民族优越感受到挫折，并强烈地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一大批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是民族发展的有力后盾。据统计，在1898年至1903年，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学说，大量传进中国，以专书或论文的形式出现的西方政治学论著的译本，多达48种，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最受欢迎。[8]

　　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国家观念，以土地、人民、法制、主权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提出了近代国家观念，号召通过启民智、新民德、兴民权，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国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并以这种共同体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在大量西方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建构的国家认同，如何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凝聚力，成为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家国情怀是中国实质性传统（1）的重要内容，代表着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这种实质性传统符合中国人原始的心理要求，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实质性传统“退到了社会生活中更为隐蔽的部分，但他们会通过复兴和融合而一再重新出现” [9]。从理想形态来说，当国家构成人们生活的外在保障，民众生活方式构成国家运行的实质时，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认同就会与国家认同相融合，成为一体。在这种国家认同的背后，现代文明的洗礼是重要的外缘，而其内在的动力则是家国情怀的支撑。具体来说，士大夫阶层根深蒂固的经邦济世观念，以及天下意识是推动中华民族认同现代国家观念的基础。在家国意识向国家观念的变迁中，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现代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对于国家、主权、法制等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

　　三、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

　　以归属感认同滋养赞同性认同

　　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过程，是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思想和传统的中国民族认同思想结合，并且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过程。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家的主权、独立、振兴和富强看作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将国家主权和国家认同看做民族认同的中心问题，而将民族认同作为取得国家独立、主权的必要手段。[10]基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生态，在现阶段的中国，在国家认同中，既包含情感层面的对于人口、土地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的归属感认同，此即归属感认同；又包含理性的对国家政权系统，即对主权、制度的支持，此即赞同性认同。[11]两种认同模式并存，造就了当下中国国家认同方面的某些特性，甚至可以说，文化-心理层面的归属感认同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的国家认同不同于西方国家认同的重要特征。

　　中国国家认同的这种特殊性，是解释中国许多问题的主要线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中国的国家认同更加需要正视其中的中国特色，积极地从传统的家国情怀中汲取有益资源，念乡爱祖、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等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有效地转化为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责任的价值支撑。随着天下观念的解构，其内蕴的道德文明的价值理念逐渐与现代国家观念结合在了一起。民权、民主等理念即在这种解构与建构中彰显出来。传统的天下观孕育出今天的国家观，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天下观为民主观的普及提供了文化土壤。唐君毅等学者提出：“从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在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圣，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所在。”[12]

　　传统的个人—家族—国家架构发挥作用，能有效激发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建构个人—国家架构的国家认同，则需要提升人的法制意识与公民意识。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其深层次结构对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产生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传统生活中的种种品性，至今仍有复杂的现实表现。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宗法社会，“即使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内战和抗日战争，以及五十至七十年代频繁的政治运动亦变化不大。直至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浪潮，尤其是一九九〇年以后的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入城务工，方对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产生较强劲的摇撼，百姓们有可能渐次脱出聚族而居的‘宗法之民谷辙”[13]。在中国人的宗法意识、家族观念仍旧比较浓厚的今天，用传统的个人—家族—国家的认同模式来激发国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豪情，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促进传统的家国情怀向现代的国家认同转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

　　就发挥传统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而言，主要是彰显其情感原则，及自我认同的集体取向。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强调，任何个人都只能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生存，个体依附于共同体，并通过为共同体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具有鲜明的义务取向：个体将建立在天然血缘关系上的伦理亲情上升为爱、敬天下一切人的道德情感，并产生维护国家安全、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把这种责任意识进一步升华，就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中的义务优先于权利、集体高于个人的内容，造就了中国文化国家认同中最具独特性的部分。在集体交往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并完成个体的责任，是家国情怀中安顿人的心灵、获得自我認同和家庭认同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认同的起点。

　　就提升传统家国情怀的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而言，则是把西方现代国家理念引入中国现代文化之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在现代社会，传统生活中靠私人感情和道德维系的日常生活领域日益缩小。这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建设把非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血缘、宗法、经验等自然原则剔除，确立民主、法治等原则。这也是用现代国家认同来改造传统家国情怀的迫切要求。通过民主、法制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培育来增强个体对国家的赞同性认同，是传统家国情怀现代转化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人公民意识自觉的阶段，也是中国民主、法制制度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样是中国国家认同高速发展的时期。有论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成效显著，社会开放，国家认同感迅速提升。此时，爱国主义的主题转向以经济建设与实现“四个现代化”。近年来，中国崛起振奋人心，中国得到世界的关注反过来也强化了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国家认同也面临诸如全球化的冲击、地方性认同的崛起以及因社会公平问题带来的合法性压力。[14]从民主法制的角度强化国家认同，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必要途径。

　　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精神理念、生活方式、国家制度等形式对中国人产生巨大影响，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在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都有表现。以此为基础，解读国家认同问题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和思考国家凝聚力、中国社会的发展等现实问题。

　　注释：

　　（1）美国著名文化学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讨论过“实质性传统”的问题。该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对宗教和家庭的感性、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之情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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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8.

　　[3]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内涵[J].学术月刊，2012，（10）：126-137.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17—318.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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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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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美]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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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肖滨.两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1）：76-83.

　　[12]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M].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四）[Z].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34-35.

　　[13]冯天瑜.“封建”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94-395.

　　[14]贺东航、谢伟民.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与制约因素[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10-16.

　　（責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