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华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天津 300191）

　　曾有传媒研究方面的学者强调说，微博“本质上是‘个人媒体’”，作为一种个人向社会喊话和向社会表达的工具，引起数量很大的网络“围观”，最终被建构成了一个“公共空间”。［1］又有些学者在对微博与微信之间进行所谓“双微”比较研究后指出，尽管这两者都是互联网上的“自媒体”表达方式，但是，微博更像一个开放的网络社交“广场”。还有学者指出，微信是“更加封闭的一对一的交流形式”，“局限于个体对个体、个体与群体的传播”［2］，几乎变成了一个网络社交的“私人会所”。相比微博来说，由于微信建立在使用者与其亲朋好友之间的信息交流基础上，微信中各类信息传播的范围是相对封闭的。尽管如此，有统计表明，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国内经常使用微信的上网者达到了5.49亿人，覆盖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而在2012年9月时，登记使用微信的人还只有2亿人。与微信的勃兴相伴，微博的使用数量则迅速下降了。微信替代微博，成为了当今国内上网者和他们发布“自媒体”信息的首要手段。

　　正是源于微信本身相对封闭的技术特点，微信使用者在舆情表达和传播方面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特征。

　　第一，微信使用目的的多样性与使用者的政治偏好并存。微信使用者具有多种目的。新近的有关微信“朋友圈”使用情况的调查发现，使用微信的网民在“朋友圈”微信栏目上“分享”有关信息时，直接涉及舆情的包括了转载或撰写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文稿或图片、重大的时政和生活新闻这两个大的方面，同时，大家也喜欢转发一些与个人身心保健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稿、图片以及音乐等。显然，在微信使用者当中，个人社会政治态度的表达成为了一种偏好，各种情绪和思想判断都会凭借这种偏好表达出来，让微信的“朋友圈”呈现出良莠并生的信息结构情形。当网络下发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时，微信“朋友圈”中甚至会出现政治性和社会性转帖和发帖数量剧增的情况。

　　第二，微信朋友圈的相对封闭刺激了舆情表达的主动性。微信使用者们均知道，个人微信的朋友通讯录中几乎都是经过本微信拥有者选择和接纳的人，这种选择和接纳的结果，会使微信使用者的微信分享范围更加富有界限，或者说，其微信中几乎都是个人可以“信赖”和“喜欢”的朋友，进一步增强了个人微信传播和分享的封闭性。也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封闭性，就使微信使用者们更愿意表达自己的各种态度，以实现个人与朋友们之间的情感和思想的交流，从而增强了他们传播各种信息的主动性，而属于政治偏好的政治性以及社会性信息的传播与分享也当然位列其中。于是，朋友圈中的舆情表达几乎成了“家常饭”。

　　第三，微信朋友圈的私密性鼓励了舆情表达的随意性。微信在使用者的亲朋好友之间被使用，是“一个适时交流的通信工具”，“互动更具私密性，互动形式也更为丰富”。［3］微信使用者对其微信朋友圈使用的私密性的主观认可，常常让微信使用者个人觉得自己的社会情绪和政治观点的表露，不会受到指责，不会遇到阻碍，不会有什么风险，相反，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理解和支持。这种源于个人微信本身的相对封闭和私密性的情况，直接造成了对微信朋友圈中个人情绪和认知表达“自我鼓励”以及点赞者的鼓励，形成了这种形式的自媒体发声的随意性。一方面，一些正确的情绪和思想观点可以在这个圈子中“流动”，而另一个方面，一些不健康甚至有政治问题的不良思想内容也会夹杂在其中传播开来。

　　第四，技术不断完善的手机上网方式为微信使用者的舆情表达提供了更多便利。智能手机作为移动新媒体的技术载体，其功能的不断更新和出新，为手机上网提供了极大的技术便利。例如，文字和图片的微信共享，让使用者们在短时间内转发和分享很多音像类信息，既丰富了信息本身的内容，也增强了信息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又例如，针对一些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微信来说，即时性的音像信息转发和传播，则会直接带来更强烈的刺激和影响，使看到和听到这些信息的网民很快地产生舆情方面的政治共鸣。

　　第五，“微主”（指经常和主动地撰写和转发帖者）更容易形成，从而使这个特殊人群的数量增长很快。一是一些微信使用者即使没有很强的文字能力，也会不计较个人写作水平高低，仅靠简短或直白的文字表达，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个人的各种声音；二是由于微信朋友圈中信息转发功能很强大和操作便利，就使得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擅以个人文字形式表达个人意见的人，选择以“贴贴”的方式，以转发别人帖子的方式来寄托个人的好恶，在其中包含不少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内容，对朋友圈中的其他人产生影响。

　　第六，个人朋友圈的“叠加”使信息传播相对慢速和产生“远播”效果。尽管一个微信使用者朋友圈中的“朋友”数量是有限的，可是，不同人的朋友圈是以“叠加”方式存在的，也即个人之间的微信朋友圈是不同的，甲的微信朋友圈中包含了乙，而乙的微信朋友圈中包含了丙，乙会把从甲那里获得的微信信息通过自己的朋友圈转到丙那里。这种微信信息传播上的“叠加”情况，虽然让一些信息的传播速度相对慢下来，可是，却没有阻挡这个信息本身的传播，并且，随着丙与丁之间微信朋友圈之间的信息交流，又会使一些信息“远播”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微信信息共享上的相对封闭仅仅是一种相对界限而已，并不能真正达到信息封闭的效果。

　　第七，微信中信息传播作为一种手段，开始出现在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当中。例如，据有关的研究发现，微信手段曾经被使用者在2013年10月发生的“温岭杀医事件”运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照片通过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引发公众更多关注”。［4］又据2015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记载：“一封微信倡议书在出租车司机的圈子里流传。这份微信倡议显示，让各位出租车司机1月9日上午9点到XX门口‘集体停工’。”这些例子都反映出微信作为一种通信手段，已经被利用到了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来。个人微信朋友圈之间的勾连，为这种“利用”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微信涉及政治性内容的一些信息交流选择，为这种“利用”提供了驱力。

　　第八，微信舆情表达中的真实性，大大减弱了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互联网的普及使用，曾被很多人看作网络虚拟世界的滥觞。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也有学者指出这个所谓的虚拟世界里面包含着不少真实的情况。在微信的广泛使用中，由于使用者之间彼此的熟识，身份几乎不会被遮掩，大家写或转的有关帖子和图片等微信内容，都是实在的，没有虚拟可言。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大地减弱了网络信息交流的所谓虚拟性，反而增强了它的真实性。

　　微信在舆情表达和传播中的这些特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东西。其一，微信的普及及其在舆情表达方面上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舆情表达方式走向更加广泛化和多样化。舆情作为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是各种社会事项（尤其是社会政治事项）的直接刺激物。网上和网下大量的社会事项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刺激，并造成了包括网民在内的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出现及其衍变。不过，产生并存在与民众心中的各类社会政治态度要表达出来，要选择其偏好的表达方式。从微博到微信方式的转变，是依靠互联网技术创新支撑的个人网络社交平台变化顺势而成的，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网民把微信当作了一个新的个人社会政治态度表达方式。于是，在当今，在诸如街谈巷议、流行语、民谣、政治段子以及微博等舆情表达方式的选项中，微信很快地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并更快地变成了一个舆情表达的“大块头”，开始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其二，从微博到微信的舆情表达方式转变，表明了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客观存在和 “出口”变动。在这个转变中舆情研究者们看到的，不是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有与无，而只是态度表达方式的变化和选择以什么方式表露出来而已。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社会性驱使着他们对社会事务及其结果加以关注，并同时产生自己的情绪和认知，作出他们的好恶上的判断，特别是围绕着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人们各种利益的社会事项，就更容易产生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依照舆情研究的视角，这种社会政治态度的产生是舆情发生的第一个阶段，而当人们寻求一种自己偏好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则使舆情发生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由于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差异，常常会使一些人误认为舆情的不存在，其实，这只是对舆情尚未进入表达阶段的一种误解。进一步看，当人们表达出来的社会政治态度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东西，或者成为一种很多人公开的情绪和意见时，舆情的发生或将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是一种以大量社会人群的态度集中表达为样式的爆发式的态度表达。这种第三阶段舆情发生和变化的情况，常常可以在那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见得到。

　　再有，微信在人们舆情表达和传播中作用的凸起，实际上促成了一个新的民间舆论场的形成。在微信这个空间内，一定规模的社会人群围绕着各种社会议题，分享信息，开展交流，形成了一些情绪和认知上的共识，也推动了网络舆论场的新发展。有学者认为，微信公众平台不仅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开始成为新信源，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谣言传播渠道，给舆论管理工作带来诸多新问题、新挑战。［5］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来自个人的或分散的社会政治态度与大家的共同意见的相互转化情况，舆情与舆论在这个空间内的相互转换，是这个以微信传播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舆论场形成和作用的内在机理。作为一种结果，人们在一些社会议题上宣泄情绪和表达看法，并依靠微信“朋友圈”叠加方式，再向更大范围内延伸，构成了这个相对小一些的民间舆论场，并不断地向外扩张。

　　如何看待或研判微信中舆情表达和传播的作用呢？微信中舆情表达和传播本身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一些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它构建了一个使用者个人与其亲朋好友之间情感和思想交流的信息平台。大家在交流中不仅可以互通信息，还可以抒发个人的情思，表达个人的社会判断，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说服，起到了社会学理论分析意义上的“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二是，它构建了一个社情民意的展示窗口，给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了观察民情民意的信息平台。在每天大量的微信中，表达使用者们情绪和认知以及围绕一些具体社会事项具体看法的内容，已经成为了其中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微信变成了“微窗口”，这个窗口看似不大，其承载的有重要社会研判价值的东西却很多。有关政务微信研究的学者根据目前开始出现的少量政务微信接入到个人微信后的作用，曾指出这种接入形成了“微信点对点的对话形式”，是一种个人与政务微信之间的“一种指尖上的对话”［6］。同时，微信中舆情表达和传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消极作用。例如，一些政治性和社会性谣言的传播，一些不正常、不健康甚至思想极端的微信内容常常在微信中流露出来，不仅助长了写或转的微信使用者本人的思想错误，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人，由此带来一些社会情绪和思想上混淆和混乱。

　　根据微信中舆情表达和传播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加以必要的社会干预是必要的。鉴于微信是一个使用者个人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要开展一些社会干预，又是一个包含技术、政治和法律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因此，首先，应着重提倡微信使用者的“自律”意识。这需要经常开展互联网使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守法、守纪教育，倡导使用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端庄其政治态度。其次，要依靠技术手段对一些转发中的问题帖子 （包括内容不健康、不正确和思想认识偏执或极端化的微信内容）加以及时屏蔽。再次，对一些影响较坏甚至产生不良社会后果的微信内容，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加以法律上的惩治。在治理微信中不正常、不健康、不正确和思想极端等现象当中，始终贯彻依法治理的基本规则，是很重要和切合实际的。如2014年8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又称“微信十条”），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包括微信等网络信息交流平台上谣言的治理，开始起到了作用。［7］在党中央推行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战略的大背景下，一旦形成了依法治互联网（含对微信的治理）的良好氛围，对那些不良问题的治理将更加容易和有效。最后，积极推动政务微信的接入。一些学者在对目前有关政务微信推出和运用效果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微信的一对一和指向性、私密性强等优点，反而有利于开展来自于政府网站推行的政务微信接入，服务于微信使用者个人的“按需关注”［6］，成为“发展电子政务服务的重要途径”［8］，同时，这些学者也指出，推动这一项目又具有较大难度，就目前而言，拓宽政务微信的宣传渠道，增强政务微信的服务针对性和可用性，都是亟须解决好的实际问题。

　　［1］喻国明．“微博是个好东西”［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12）．

　　［2］王少辉，高业庭．基于微信平台的电子化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研究［J］．电子政务，2014，（8）．

　　［3］王玥，郑磊．中国政务微信研究：特性、内容与互动［J］．电子政务，2014，（1）．

　　［4］齐宁．微信转播社会热点事件主要伦理问题及措施［J］．学理论，2014，（34）．

　　［5］姜胜洪，殷俊．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特点及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J］．新闻与写作，2014，（4）．

　　［6］吴丹．政务微信：指尖上的政民对话［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

　　［7］崔志东．微信谣言的传播与治理分析［J］．青年记者，2014，（33）．

　　［8］王芳，张璐阳．中国政务微信的功能定位及公众利用情况的调查研究［J］．电子政务，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