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当前社会舆情的结构性特点与分析性发现*
——基于2014年中国社会网络舆情的大数据分析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文章通过大数据挖掘，分析了2014年社会舆情的结构特点以及发现，并和前几年做了纵向比较。文章认为，当前社会舆情具有时间特征、数量特征、显著性特征等。最后，作者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舆情演变的特点及机制。

　　社会舆情；结构性特点；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

　　本项研究基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大数据数据库资源平台，其主要数据采集的主要渠道由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实验室以及百度热搜词数据库、腾讯浏览器及安全卫士数据库等。舆情分析中社会影响力判别的指数体系主要由以下几个维度构成：1.时间维度：反映某一议题的舆论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变化情况（具体表现在某一议题每天呈现的信息文本的总数变化）；2.数量维度：反映某一议题信息文本的多少（总数和平均每天的数量）；3.显著维度：反映某一议题信息文本在论坛总信息文本中的比例；4.集中维度：反映某一议题信息文本在不同网友之间的分布；5.意见维度：反映某一议题信息文本各种不同意见的分布情况。

一、舆情热点事件的月度数量分布：7月和11月是高峰

为了更好地评判2014年中国社会舆情的发展总态势，本年度报告将每月超过60分以上的舆情热点事件的个数统计出来，这些事件一般影响力较大，具有一定的指示性和外显性价值，每一个事件都像一个火药桶，每个月度“火药桶”的多寡是衡量该月度中国社会舆情紧张系数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六年的月度舆情事件个数分布如图1所示。

　　从图1和可以看出，2014年60分以上的网络热点事件总计381个，相较于2013年的413个、2012年的455个，连续两年下降；2014年90分以上的热度舆情事件为50个，比2013年的55个，2012年的60个出现明显下降。从全年运行趋势来看，7月和11月是全年的两个高峰期，分别为43个和41个，连贯起来看，5—7月的春夏之交和11—12月的年底，均是舆情发生的相对高峰期，这和历年舆情年度报告的结论基本一致。

二、月度舆情指数均值分布：2月舆情指数均值最高

从图2可以发现，月度平均舆情事件指数最高的月份为2月、5月和8月，其均值分布与事件的月度分布出现了倒挂情况，而在舆情事件个数较多的7月和11月，月度平均舆情指数却相对不高，两者呈现出一定的反比例关系。综合2014年、2013和2012年的月度舆情均值可以看出，虽然舆情事件的总体个数和舆情总指数在不断攀升，但单个月度的舆情均值没有出现上升，甚至个别月份还出现了下滑的情况，说明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

三、舆情的烈度分布：依然以橙色警戒界别为主

根据通用的警戒分类方法，课题组将舆情指数在90～100分之间划分为红色；80～89分之间的划分为橙色、70～79分之间划分为黄色；60～69分之间的划分为绿色。根据这种划分方法，可以将2009—2014年5年来的所有舆情事件进行一个总体把握。从图3所示，2014年整体社会运行依然在相对安全的橙色和黄色警戒级别，6年来基本上处于橙色以下级别运行，社会整体运行相对平稳。综合6年来看，红色警戒界别的事件比例有所上升，上升幅度不大，2014年与2013年基本持平。另外，舆情事件警戒级别的集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整体运行压力在不断增加，从下图的数据可以看出，民众对社会现实存在一定的克制度，社会整体容忍度在整体提升，但基本上接近于社会阈值，因此必须对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和愤懑进行有效疏导，要加强与民众的对话，给民众一定“吐口水”的社会言论空间，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平稳发展。

四、舆情事件集中的领域：反腐让位于社会民生话题

2014年，社会民生、官员违法乱纪行为、政府出台的政策等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主要核心领域和社会心理“痛点”。2014年最大的变化，几年来一直雄踞民众关注最高的官员腐败问题开始让位于社会民生领域，这主要与十八大以来中央“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压态势有关。社会民生领域的话语主要是房价、医疗、保险等，依然是民众关注的急切焦点。再次是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引起了民众的“杯葛”和“吐槽”，说明目前政府的整体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个别官员的言论引起了民众的关注，这些公权力的运行依然是网络中民众关注的核心和焦点。（图4）

　　综合以上几个不同领域的民众关注，可以看出，民生（包括社会公平正义等）和公权力机关及个体的言行，是舆情的“淤结”所在。进一步对2014年的事件的具体领域进行划分，相关结果如下图5所示。

　　从图5可以看出，民众关注最多的事件主要集中在社会民生、反腐倡廉和文化教育等领域，而2012年则是反腐倡廉、涉警涉法和社会民众等领域，和上面相一致，社会民生议题已经成为共同的社会合意空间和公共话题。在仅两年多的中央主导的反腐的压力之下，网络反腐已经出现了消退现象，但民众目前存在后反腐时代的审丑疲劳症，民众对一个个巨贪纷纷倒台的一面叫好到现在麻木，感觉反腐并未惠及自身，尤其是目前经济的整体面并不容乐观，底层民众对反腐已经开始疲软，这一点应该引起社会各层的关注和警惕，应该强化民众的主体意识，将反腐的利益惠及民众。

五、舆情事件的关涉主体：公检法、市级官员和职能部委

在每个舆情事件的背后除了网民和当事人本身，都有一个主要的利益相关主体，我们称之为关涉主体或者利益相关者。将这些关涉主体进行统计，可以看出网络事件关涉主体的大致分类和集中情况。

　　从图6可以看出，2014年的舆情事件关涉主体主要集中在公检法、市级官员、职能部委等群体，公检法主要代表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维护者和保障者，却成为历年来最主要的关涉主体。这一方面说明整个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机制、民意表达机制等不顺畅，只有依赖这最后一个保障环节；其次说明目前社会司法公正存在诸多亟待校正之处。

　　市级官员是仅次于公检法系统的关涉主体，主要是存在政府行为不当和执政能力有待提升，很多事件和做法缺乏基本社会常识和正常智慧，为所欲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尤其要注意这一基层神经末梢，其对整个社会公权力公信力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类公权力部门与社会民众接触最为密切，其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政府公信力，正如很多网友评：打大老虎是必须的，但整天围绕自己恶心的苍蝇更应该打。这类群体的素质有待提升，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必须从严，这类群体的素质具有社会示范效应，当前社会人心不古、缺乏主流核心价值观，与这类群体的整体素质有着必然的直接联系。

　　职能部委作为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关涉主体，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亟待提升，但由于个别职能部委的思维还存停留传统的管理思维水平上，刻舟求剑式或者屁股不坐在老百姓一边式的管理方式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加上微博操练了民众的公民意识，因此很容易引起民众的民意反弹和“杯葛”。明星始终是民众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加上网络本身具有休闲、窥私的属性，因此明星事件很容易引爆眼球。

六、舆情事件分布的行政级别：地市级和省级

本课题组将舆情事件发生的范围界定为以下几个级别：国际范围、港澳台、全国范围、省级范围、一线大城市、地市级城市和县级及其以下。

　　从图7可以看出，2014年舆情事件发生的范围比较集中的是地市级和省级，尤其是地市级范围内的事件占到了总体的28%，地市级信息流动相对畅达，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事件层出不穷：基层区域相对于一线大城市更容易发生社会舆情事件，关注与自己命运休戚相关的小人物成为网民群体“围观”的主要对象和动力。

　　从6年来的变化趋势来看，主要是两类区域容易受到网络关注：一是地市级以下区域含县级等，这类地区社会管理者素质不高，社会管理水平低下，很容易发生各种突发性社会事件；二是全国范围的事件，主要是影响面大，引起社会民众谈论的可能性比较高。

七、舆情热点事件的省域分布：集中在广东、河南和湖南等

本报告以舆情事件产生的省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舆情事件所发生的省域统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在归纳时以发生在北京，影响没有波及全国的事件为对象。

　　基于此，目前已经在运行中的中国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控信息系统、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等监管体系之间的信息壁垒可以彻底消除，统筹构建成植保数据中心、信息采集系统、分析处理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信息服务系统，最终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统一接入、统筹利用的植保大数据共享平台。

　　图8中颜色越重表示该省域发生的社会舆情事件越多，影响力也越大。从图中可以看出，2014年发生舆情事件最多的省域分别为广东、河南、北京和湖南等省份。广东作为改革的前沿阵地，加上外来人口数量较多，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也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加上广东地区的媒体相对发达，新闻传播环境较为宽松，因此发生舆情事件的比例较高。

　　河南作为中原大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口众多，素质参差不齐，近几年社会矛盾相对尖锐、社会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加上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风，一定程度上促成当地舆情多发的态势。

　　从全国地域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并不是说明这些地方经常发生社会事件，一定程度上与这一地区互联网普及率高、媒体信息渠道畅达也有一定的关系。

　　从6年来的变化情况来看，舆情事件发生最多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河南、湖南等省区。这些地区舆情多发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与当地的社会管理水平和社会文化有很大的相关作用，见图9。

八、舆情事件的首发主体：移动互联网已成主要社会舆论场

图10显示，从2014年的整体变化来看，微博依然是社会第一大信息源，占到了总体的四分之一，但与2013年、2012年均有所下降。其次是都市报，占到了总体的19.7%，相较于2013年有所上升，都市报依然和微博一样成为社会信息最主要的两个源头。再次是通讯社。以上媒体形成了三个序列，即第一序列是微博和都市报，绝对的舆情事件信息源；第二序列是通讯社、中央大报；第三序列是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基于强关系而产生的一些信息。纵观5年来的变化，微信作为首发平台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影响力不断提升，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强。

九、舆情事件的议题活跃天数：平均每个话题活跃天数为14.2天

由于网民对某一事件或者话题具有一定兴趣周期，一个一成不变的话题不可能引起民众持续的关注，正如马克思所说，新闻报道是报纸的有机运动。因此不同的议题在网民的视域中会有不同的活跃周期，即都有议题的出现、发展、高潮和消退期。以十八大为例，如下图所示。

　　通过对2014年的舆情事件进行统计可以计算出，平均每个舆情事件在网络上的活跃周期为14.2天，相较于2013年的21.6天和2012年的23.2天有所回落，说明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周期有所变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一是这类事件一般影响比较大，事件真实还原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两微一端这类社会化媒体的崛起，全民介入到事件真实的“拼图游戏”中来，整个社会真实的建构成为“有机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质疑和谣言的过程，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有言曰“质疑是迈向哲理的第一步”，质疑一切可以质疑的东西是当下网民的突出特点之一，但这恰恰是寻找和建构社会真实过程中的“副产品”，必须理性去看待网络谣言。二是民众对很多事件的心理耐受力不断增强，网民最初的一腔热血越来越冷却。再加上微信等小圈子群体的崛起，社会兴趣的窄众化和小圈子化，对很多社会公共话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在不断下降。

　　从图11可以看出，57.4%的舆情事件的活跃周期为两周，基本上两周内都可以解决或者转向其他社会议题上，23%左右的舆情事件的活跃周期为16～30天，两者占到了总体的90%以上。

十、简要的结论：当前中国社会舆情演变的特点及机制

1.中国社会舆情生态演变是政治-技术-社会三方力量博弈的动态过程。通过以上中国社会舆情生态中各种力量消长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是由三方力量在不断动态博弈，进而推动着中国社会舆情整体生态的不断演变。政治力量依然是国家所有资源配置中的绝对主导力量，其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也一直扮演着绝对主导的作用；媒介技术作为重要的社会变革力不断对社会政治力量进行不断试探与边缘突破；民间社会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从萌芽到不断壮大，并且同在政治力量的高压下开始凸显自己的力量，并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话语对抗，隐隐有与政治力量两极鼎立之趋势，在社会力量成长的过程中；技术力量扮演着重要的帮手的角色，未来技术也会继续成为左右两者力量均衡与否的重要砝码。

　　2.社会舆论话语平台所依附的载体在不断变化。在社会舆论生态演变的30多年中，可以看出，社会舆论话语平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脉络的梳理，社会舆论话语平台最早依附于报纸媒体，以当时的《人民日报》为主要代表；后来随着电视的逐步普及，又进而转移到电视媒体；网络的勃兴和方兴未艾，进而转移到以PC端为代表的互联网中，主要代表是三足鼎立之势的猫扑、天涯和凯迪社区等；而随着移动媒体技术的兴起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社会舆论话语平台隐隐有向移动终端话语空间转移的趋势，移动互联时代的主要社会话语平台依赖的平台主要是微博、微信和新闻APP产品，移动舆论话语平台开始跃然纸上。

　　3.媒介技术是社会舆论生态不断边缘突破的主要推动力。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高度概括。他认为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信息，对社会个体来说，媒介最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信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因此，媒介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角度、一种简单的介质，而是使得社会话语权力和社会话语资本在社会成员中重新分配。正如詹姆斯·卡伦在《新媒体和权力》中指出，每一个时代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都会带来权力的转移。同样，现象学研究传统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认为，在现代世界，技术构成了人们的基本存在处境，但他强调技术绝不仅仅只是人类生存和存在的手段和工具，技术在本质上是座架（Ge-stell），是对自然的促逼和对世界的单向度的解蔽（dasEntbergen），“我们以‘座架’一词来命名这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换句话说，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技术作为座架，为人们的理解和生存设置了固有的框架，人类所有的思考和生存方式都必须发生在这个由技术座架限定的框架背景之中，无法逃避或站在这个框架之外，即人类生活在这一技术的世界之中，就被“促逼”得只能在这一框架下来“解蔽”世界，根据技术的秩序理解世界，这是现代人的宿命。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对于当代人来说，网络就是当代人的宿命，正如数字之父尼葛洛庞帝（N. Negropont）所说的在今天“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相关，它决定着我们的生存”。网络技术作为一种新的传媒技术，作为“座架”，“促逼”着人类只能以信息化的方式、在信息化的框架下来解蔽世界，从而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全新的社会活动场域和环境，即后现代的社会生态地景地貌。可以说，“网络空间与资讯技术，在根本上就和其他技术一样，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揭显与设框，是牵涉人类生存条件的特殊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为社会话语的释放提供了无限可能和遐想，媒介技术在社会舆论生态演变中也扮演着普罗米修斯般的“盗火者”的功能和角色，不断对被政治力量庇护的、铁桶一般的社会舆论场域边缘撬开可能的空间，进行着边缘突破，无论是网络论坛、微博还是微信及新闻APP客户端，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和突破，一定程度上，媒介技术是整个社会舆论生态演变的最直接推动力量。

　　4.社会民间力量在社会舆论生态变化中不断再集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驳杂，社会诉求也逐步多元化起来，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得以再集结。同时，一些热点事件建构了社会群体的行动逻辑和行动框架，并自觉地遵守和维护这些行动框架，这些框架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社会群体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行为能力。

　　因此，网络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技术的勃兴和中国转型期的社会表达方式的重叠不仅仅促使社会与国家之间发生互动，并且“社会”力量得以重现和回归，促成了社会一方得以“再生产”，最终实现了当下中国呈现出社会和国家的双向互动与变迁。

　　5.网络意见领袖代表的社会话语精英阶层尚未成熟。随着微博等社会话语平台的逐步普及，在网络虚拟公共话语空间出现了网络意见领袖群体，这类群体通过在社会公共话题讨论中的鲜明观点和社会公益行动中的动员能力，成为网民关注的明星人物，进一步演变成为虚拟社会中的“新意见贵族阶层”，动辄就可以引起网络民意的啸聚。但由于这一群体素质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并且这种话语表达方式一般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虽然已然具备了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雏形，并可期成为未来的社会中产阶层，但在发展萌芽中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制，颇有些“先天早产、后天缺养”之势，这类网络“新贵”们还需要进一步磨砺，通过自身阶层的壮士断腕和自我更新，才能够真正成熟起来。

　　注释：

　　（1）如不特别说明，下文中所指的舆情事件的指数都是指舆情指数60分以上的事件。

　　（责任编辑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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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资助项目

　　喻国明（1957—），上海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