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刘军

　　（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及其悖论*
——基于三元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张勇刘军

　　（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企业的创新、创意离不开有效的政府制度环境，而政府干预却经常处于无效率之中。从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角度，构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府干预悖论”的“社会集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三元动态博弈模型，再根据逆向归纳法，求解出三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解。最后提出破除“政府干预悖论”的思路与具体建议，为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政府干预；悖论；文化创意产业；三元动态博弈

　　“创意产业之父”霍金斯先生说，中国到处都在发展文化经济、创意经济，制定了很多计划、规划和支持的优惠政策，但往往不太奏效……比如在我看来，中国的动漫产业发展得不好。［1］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相比，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规模、质量、效益以及原创性上均有明显差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低效，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与政府的干预行为必然有着紧密的关联，而政府干预却经常处于无效率的悖论之中。

一、政府干预悖论及其表现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干预悖论是指政府的干预行为既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保证，然而又会使其发展效率下降、动力渐失，而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处于低效之中。

　　1.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化运作机制的悖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则必然是走向市场化、产业化，逐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文化企业制度，这无疑是文化创意产业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带来的利益问题，政府权力的回归与下放存在很大的阻力，在形式上表现为政府权力和职能的扩张而不是收缩。就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言，政府在其中本应扮演的是政策制定与扶持者的角色，但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把自己当成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的主角，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干预企业投资、决策以及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甚至代替企业招商引资，这与改革的方向与精神不符。政府操纵创意品市场，实施地方保护，违背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型”理论［2］，不利于创意产品发展与技术共享。

　　同时，政府与企业、市场之间关系没有理顺，政府包办企业，导致政府重点扶持的是与政府利益相关的附属企业或直接经营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使得在竞争的公平性与资源的配置上，政府人为地替代了市场，是对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一种替代，削弱了市场的作用，特别是对低效企业的扶持与保护，会扭曲创意产品的价格体系，掩盖产品的真实成本、销售与收益，影响价格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无法实现优胜劣汰，损害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效率与公正性受到侵蚀，必然影响真正有潜力、有竞争力、有创新精神企业的发展。

　　2.政府资金投入的悖论

　　一是容易引发财政投入资金的滥用，例如在补贴的对象与额度上，往往难以有较为明确的硬性指标约束，或是存在着自由裁量的空间，政府对补贴企业的选择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容易出现选择和判断的失误。

　　二是财政资金资助的对象较为有限。政府财政资金资助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对中小企业的资助相对较少，而目前的小微企业是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主体，它们是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创意的主要源泉，这进一步消弱了中小创意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财政资金投入的无偿性，助长了资金运作的无效率。由于财政补贴的对象主要是公益公立机构，财政资金的无偿性有利于解决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短期的困境，但却并没有使被资助机构感到丝毫的成本压力而转化为一种长期的创新、创意动力，更多的视为一种政府对下属机构的财政拨款，理所应当，创意、创新动力不足。

　　3.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的悖论

　　创意产业人才的引进机制也处于集体行动的尴尬境地。各地方政府纷纷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长沙等均出台了大量扶持性优惠政策，对人才的争夺已处于白热化的态势。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当一个地方政府出台了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之后，其他地方政府是观望还是效仿，甚至出台更加优惠政策？对于心存观望的地区而言，也必然会被迫出台人才新政，若非如此，不仅不能引进优秀的创意产业人才，甚至还面临着已有的人才将不断流失的困窘局面。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新政的出台，将会耗费更多的政府资源而产出却难以有明显改善。

　　4.创意产业基地、园区建设的悖论

　　当前，各城市比着出台优惠政策，拿出大把资金开办论坛、博览会，搞产业基地。［3］一窝蜂似的上马、立项行为又恰恰折射出我国政府在出台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时，往往跟风发展、盲目投资，过多地重视产业政策出台所能带来的政绩效益与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导致重政策制定、轻政策执行，重争取、轻利用，政策效果不明显，对于微观企业的帮助也甚微。

　　从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律看，创意产业本质上是文化产业，其所依赖的核心创意来源于一个国家内人才所能达到的创造性、创新性，国家应给创意创新者提供创意源，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创意产品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特色。［4］创意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创意智慧、高科技等手段的再创造。［5］这种创新、创意在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园区本身作为政绩工程与捞金工程建设的环境下，则显得创新、创意匮乏。更有甚者，一些文化产业园的建设，园区内没有产业集聚，缺乏产业链，变成开发商跑马圈地的游乐园，变成一场场瓜分政府财税资金的盛宴，背离了文化产业兴国的初衷。

　　5.政府管制的悖论

　　通常政府俘获的结果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也即政府的管制与干预并不意味着文化创意产业效率的提高，俘获所出台的规章、制度越多，对市场领域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扭曲就愈加严重。调查表明，由于某些类型的外国投资者拥有强大的资金与影响力，在参与政府俘获的可能性上，要比内资企业高出近两倍，因而会出现外资对某些行业垄断的现象。［6］这不能不让我们警惕国外文化产业对中国的渗透，如好莱坞、迪斯尼、大都会、硅谷等文化品牌对中国的“入侵”，政府如不能很好地应对，而放任国外文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占有并居于主导地位，易使中国文化企业丧失市场的主场优势并最终“沦陷”，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二、政府干预悖论的三元动态博弈分析

1.模型的假定

　　假定1：文化创意产业的制度竞争主要的利益主体有三方：消费者、公民、有潜力的中小企业所构成的社会集团1，地方政府2，弱竞争力但受政策保护的企业、国有企事业单位、垄断企业所构成的利益集团3。低效或良性制度的出台就是利益集团1、2、3动态博弈的结果。博弈的顺序为，社会集团1—地方政府2—利益集团3。

　　假定2：参与人是理性的，追求自身效用与潜在利润的最大化。

　　假定3：当2不寻租出台积极产业政策时获得政治信任与支持为R，当2做出损害1的利益，被1发现时将损失R，1的监督成本设为M。

　　假定：4：当2寻租或出台低效产业政策时，1损失收益S，2获得收益S。当2接受3的游说时，1损失收益S，游说成本设为aS（0＜a＜1），则2获得租金aS，3获得收益（1-a）S。

　　假定5：当2寻租或接受3的游说出台低效政策被发现时处罚λS（λ＞1），为便于计算，假定对3的处罚也是λS。

　　假定6：只要3游说，则2就接受租金。当1监督时，发现2寻租或3行贿获得处罚归1所有，收益为2λS或λS。当1不监督时，则不能发现2、3的寻租、游说行为，收益为0。

　　2.三元动态博弈模型的构建

　　为得出各参与方的收益函数，我们构建如下三元动态博弈树模型对其分析。

　　3.行动策略与各方收益矩阵

　　社会集团1作为公共利益与产业健康发展的维护者、推动者，其收益与政府出台健康、高效的产业政策紧密相关，因此，其收益最大化取决于对地方政府2和利益集团3合谋行为监督力度与政治压力的大小（监督概率为ρ1，不监督概率为1-ρ1）。

　　地方政府2作为经济人，其行动策略取决于出台低效或高效产业政策所能获得的期望收益最大值（低效的概率为ρ2，高效的概率为1-ρ2）。

　　利益集团3作为既得利益和弱竞争力参与方，其在现有低效或保护性产业政策下会获取垄断收益，因此，利益集团3会竭力维护现有制度，阻碍制度创新。集团3会根据集团1和地方政府2的行动策略情况决定对地方政府2的游说力度（游说地方政府的概率为ρ3，不游说的概率为1-ρ3）。

　　各方收益矩阵如下表：

　　

　　社会集团1、地方政府2、利益集团3的收益矩阵

　　4.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为求取动态博弈均衡解，可以通过逆向归纳法［7］，从博弈树最底端开始依次求出利益集团3、地方政府2，社会集团1的动态博弈均衡解。

　　①利益集团3的期望收益均解：

　　求取函数最大值，对其进行一阶求导：

　　可以发现，当λ，α取值越大时，ρ1越小，反之，λ，α越小时，ρ1越大。即社会集团1监督的概率ρ1与游说力度α，处罚力度λ有关。

　　②地方政府2的期望收益均解：

　　为求取函数最大值，对其进行一阶求导：

　　S，R两者关系应是R≤S，因此，上市成立的唯一条件是R=S，即ρ3=1，表明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即使不存在任何收益，利益集团3均会展开对地方政府2的游说，地方政府2在3的强力游说下，极易腐化。因此，不仅应加强对地方政府2的监督，还应加强同利益集团3的斗争。

　　③社会集团1的期望收益均解：

　　求取函数最大值，对其进行一阶求导：

　　表明ρ2与S、R、λ成反比，ρ2与M成正比。S、R、λ越大，ρ2越小；反之，S、R、λ越小，ρ2越大。M越大，ρ2越大；M越小，ρ2越小。反映出在其他因素既定条件下：

　　S越大即地方政府2获得的租金越大，出台低效产业政策概率ρ2越小。因为收益越大，腐败查处风险越大，罚金越高。因此，官员小额腐败寻租更易发生，需要防微杜渐，加强监督与提升官员素质并重。

　　R越大即地方政府2获得的政治支持越大，出台低效产业政策ρ2概率越小。

　　越大即处罚的力度越大，地方政府出台低效产业政策概率越小。因此，加大处罚与监督力度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寻租、腐败。

　　越大即监督的成本越高，地方政府出台低效产业政策概率越高。监督成本的构成较为复杂，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组织、协调、沟通的力度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降低监督成本，抑制政府低效。

三、结论与建议

第一，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理顺政事关系。当前许多地方的赢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已经具备市场化条件，却迟迟不进行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机制；或在转型过程中不彻底，依然存在产权不明、政企不分等情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8］因此，应果断推进文化产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理顺政事、政企关系，建立科学规范的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到文化创意企业之中，提高企业竞争力，将既得利益集团从制度创新的对立面拉入制度创新的主动参与阵营，变阻力为动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第二，资源配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政府资源配置，应消除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私利偏好，而应以公共利益为行动的先导，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效率优先同时兼顾公平，企业在考虑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是要强调利润。政府从过去“养人为主”变为“养事为主”，扶持精品生产，培训艺术人才，购买公共文化服务。［9］同时，政府需要建立制度性的创意机制，使其可以制造创意、输出创新。［10］

　　第三，加大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力度，强化社会监督。政府制度的悖论源于政府的自利性，因此，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增强自身廉洁自律、拒腐防变能力，另一方面，要正视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存在，鼓励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赋予各类社会组织监督权利，强化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监督与约束作用，从而达到缓解各阶层利益冲突，实现公共政策利益协调，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之目的。

　　第四，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有赖于社会组织监督成本的降低。由于政府行为的广泛性、动态性与保密性，其他监督主体存在难以及时了解政府信息、难以获取政府信息以及监督时滞等问题，对政府监督往往一筹莫展。因此，应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与广度，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降低社会监督成本。

　　最后，培养公务员德行，塑造政府伦理。良好的个人德行，是政府廉洁自律的内在动力，不仅需要公务员个人自身素质的提高，更得依靠政府伦理制度建设。重点是要发挥它的惩戒功能，对违背政府伦理规范的政府及其成员给予重罚，使其从政府利益冲突实践中感悟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伦理秩序是政府行为的最高标杆，良好的个人德行是获得自身正当利益的基本途径。［11］

　　［1］金元浦，约翰·霍金斯.对话：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十亿人”的时代［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45.

　　［2］王海明.劳动价值论新探（下篇）［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6-14.

　　［3］刘玉珠.政府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作用［J］.求是，2008，（8）：46.

　　［4］方旭红，张清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发展中的“生活化”利用［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40-46.

　　［5］唐建军.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几点认识［J］.东岳论丛，2006，（3）：74.

　　［6］Hellman，J.S.，Jones，G.，and Kaufmann D.：Are Foreign Investors and Multinationals Engaging in Corrupt Practices in Transition Economics［J］.May-July，2000，（7）：08.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68-173.

　　［8］王家庭.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中国31省市文化产业效率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9）：81.

　　［9］任彦申.文化体制改革与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9.

　　［10］Wu，W.Dynamic Cities and Creative Clusters［Z］.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509，Washington DC，2005.

　　［11］石凯，俞丹姣.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政府利益冲突分析：起源、后果与规制［J］.社会科学，2012，（11）：13-19.

　　（责任编辑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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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勇（1981—），安徽庐江人，安徽工程大学讲师，河海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刘军（1970—），安徽合肥人，安徽工程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