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颖（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经济、环境、社会发展与人：从可持续发展观到包容性绿色增长

　　张晓颖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1992年，巴西里约，世界各国元首承诺给地球一个更好的未来；2012年，巴西里约，共识越来越少，信任越来越少。曾经的可持续发展路向何方？逐渐流行的“绿色”、“低碳”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的升级还是替代？本文将围绕“可持续发展”、“绿色增长”、“低碳增长”等几个概念展开，理清这些概念的发展轨迹及本质区别，找到每种概念产生的背景、特点及主要倡导机构，并分析其缺陷。同时，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即包容性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包容性

引言

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显示有限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无法支撑“先增长再治理”的发展模式（Bauer et al，2012）。同时，随着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气候变化等因素加剧环境退化，突发性气象灾害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于发展绿色经济的呼声不断增加，我国领导人也多次指出中国要发展“绿色经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创新“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增长”。本文将围绕“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等概念展开，理清这些概念的产生背景、发展轨迹及内在区别，找到每种概念的实践特点及主要倡导机构，并分析其局限性。

一、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人口或社会发展的关系，例如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资源诅咒”理论等。但是关于经济增长、环境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综合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不但首次论述了农药污染（主要是DDT）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还对长久以来占据主流的“征服自然”理念进行了抨击，对之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深入研究该领域有重要启示作用。1972年，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也称《斯德哥尔摩宣言》）提出保护环境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经济发展，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各国政府应尽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多数问题是发展迟缓引起的。因此应先致力于发展，同时也要顾及到保护和改善环境。在工业发达国家，环境问题一直是伴随着工业和技术发展产生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也不断引发环境问题。《宣言》的发布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正视环境问题，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环境问题的根源。倡导各国采取行动，共同保护环境。

　　（一）现代“可持续发展”观的产生及发展

　　“可持续”一词最早见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1713年）德国皇家矿业办公室发表的一份针对木材资源短缺的报告中（Grober，2007）。后来“可持续”一词被大量援引在国际组织或政府有关自然资源管理及利用的文献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是在1980年由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联合出版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保护》中。这份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对地球的关心，除非地球上的土壤和生产力得到保护，否则人类的未来是危险的。”（冯华，2004）1981年美国农业学家莱斯特·R·布朗在其著作《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了系统论述，主要依赖于控制人口数量、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可再生资源等三大途径，并对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了多侧面的描述，社会发展的理念进入可持续发展框架，至此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始具雏形（冯华，2004）。

　　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1987年在该委员会的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又称布伦兰特报告）中首次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产生，同时这个定义也成为被多次引用的经典定义。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了两个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即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

　　随后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进了完善和修正，但都围绕 “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论述展开。最近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来自UNDP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关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阐述：“人类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采取合理措施尽量避免严重影响后代自由的前提下，努力扩大当代人们的实质性自由。”（UNDP，2011）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把 “可持续发展”理解为一种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满足当代人及后代人发展的资源利用方式，这种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弱”与“强”两种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的讨论。

　　所谓“弱”可持续发展观，实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延伸，这种观点认为对子孙后代十分重要的人造资本和社会资本 （或许包括其他形式的资本）总和，而不是自然资本本身。简言之，按照“弱可持续性”的观点，这一代人是否利用完资源并不重要，只要造出了足够的机器、道路、机场进行补偿就行，或者是直接进行经济补偿（诺伊迈耶，2005）。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资本总存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枯竭（UNDP，2011），世界银行的大部分观点都基于这一立场。相反地，“强可持续性”假定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很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刘鸿民等，2010）。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介于“弱”与“强”可持续性的中庸观点，例如埃里克·诺伊迈耶（Eric Neumayer）认为，两种范式都不能证明是虚假的，因此度量可持续发展时要谨慎。

　　（二）对可持续发展的批判认识

　　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可持续发展”质疑。以罗伯特·索洛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首先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疑问，索洛将极大极小规则应用于分析代际问题时发现可持续发展可能将社会锁定在永远的贫困之中，其论点可概述为，极大极小规则意味着最差一代的效用必须极大 （诺伊迈耶，2005）。福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起初那一代的条件，如果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上一代在消耗他们那一份资源时作出牺牲，都会影响后一代的福利，尤其是对于初始阶段就很穷的社会。类似的还有一种由贝尔曼克和海伊斯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要求选择更差的效用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要求社会选择一种低效用不变的道路，而不是不断上升的，可能有短暂下降的道路，赫曼（2000）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原因主要有二：效用不能计量；即便效用能计量，我们也不能将它流传下来。因为效用是一种经验，不是一种物品。孙耀武（2007）认为可持续发展缺乏可操作性，就“满足当代人……后代人……”这一定义而言，它既没有体现可持续发展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说明应该怎么做，是突出发展还是保护环境，或是两者的协调，即便是协调，协调的实际可操作性也是突出问题。并且，资源是有限且稀缺的，在对资源作代际分配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年限划分，即便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分配的年限有了科学的论证，在此年限之外的发展还能可持续吗？

　　此外，人类学家也从实践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批判。很多人类学家在实地调研后发现，所谓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并不能像设计之初时那样满足大众的利益，而是极大地满足了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渴望，包括国际援助提供者、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等。西方科学家试图代表地球说话，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他们的重点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在执行可持续发展项目时推广西方的技术。同时，那些环境保护或资源管理项目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有限，这些项目事实上非但没有真的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反而对土著居民的原有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Smyth，2011）。

　　（三）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尽管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可持续发展观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从认识到实践已实现过渡。我国于1994年颁布《中国21世纪议程》，履行了在里约大会上的承诺，并于同年成立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工作。由于该议程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此后，我国陆续颁布了 《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30多部环境资源法律，以保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联合国是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协调者。从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到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峰会，虽然参会各方分歧不断，但是联合国仍在积极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世界银行是国际组织中另一个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活跃分子。世界银行也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减贫的根本途径，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1971年首个环保NGO绿色和平组织在加拿大建立，此后环保NGO逐渐成为一支活跃力量在政府与民众间展开斡旋。与政府相比，NGO的优势在社区，他们往往更愿意深入基层开展活动，但与发达国家成熟的NGO管理体系相比，中国的环保NGO在组织管理、项目执行、立法、筹资等方面都处于发展初期，NGO各自为营，无法形成合力。从生存状况来看，民间草根NGO较政府设立的NGO更为艰难，且容易被政府排斥。因此创新NGO管理机制，将NGO吸纳为政府的补充力量是目前环保类NGO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二、从“可持续”到“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上世纪末尤其是199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后广为流传，但进入新千年后，“绿色经济”、“绿色发展”、“低碳经济”等概念逐渐活跃于各类政府文件、倡议及行动方案中，这使得“可持续发展”更加模糊，“绿色增长”或“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延续？

　　（一）绿色增长不是可持续发展

　　“绿色增长”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新说法，而是从另一个方面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可操作的方法，以实现一种稳定的、可测量的经济环境发展过程（OECD，2012）。“绿色增长”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05年韩国首尔（时称汉城）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会议上通过的《汉城绿色增长倡议》中（UNDESA，2012）。这份倡议指出，绿色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及联合国千年目标中（尤其是目标1、7）的关键战略。

　　“绿色增长”这一理念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不同的机构、学者也对其定义各异。UNESCAP认为绿色增长是一种强调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过程以促进低碳社会包容发展。OECD认为绿色增长是“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也要保证自然资源能够持续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服务”（OECD，2012），而世界银行的报告则更加清晰地点出了绿色增长是在增长的过程中保证资源利用有效、清洁且有弹性，但没有必要放缓增长（Hallegatte等，2011）。 中国学者对绿色增长的定义更加宽泛。彭红斌（2002）认为，绿色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健康的、科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绿色增长并不排除集约增长方式，而是一种“可持续的集约型”。王有捐认为绿色增长指的是保持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它的核心是节能减排，并且与绿色GDP概念的提出紧密联系（王有捐等，2011）。以上这些定义的表述虽各不相同，但都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增长质量，并主要依靠科技和政策创新。

　　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国际社会对重振经济的要求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绿色增长逐渐成为各国的发展主线。韩国于2009年首先制定了国家绿色增长战略——“国家绿色增长战略”及“绿色增长五年战略”，并在国际社会大力推行绿色经济。同年，由该国作为主席在巴黎召开OECD环境政策委员会部长会议，来自30个成员国及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非成员国代表（占世界经济的80%）决定联手发展绿色经济，并由OECD牵头研究如何将经济、科技、环境、金融等发展要素融为一体的绿色增长战略，从此以后OECD成为国际社会中倡导绿色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2011年OECD的《迈向绿色增长（Towards Green Growth）》出版，这份报告为如何实现国家经济增长并抗击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提供了政策框架、指标及监管体系，是第一本关于国家绿色增长战略的工具书。

　　（二）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改革战略

　　“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是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常用的术语之一。“绿色经济”最早见于1989年英国一份由皮尔斯等主流经济学家起草的《绿色经济蓝皮书》（UNDESA，2012）中。但在这份报告中除了标题中包含“绿色经济”外，并没有对发展绿色经济作进一步的说明，1991、1994年在《绿色经济蓝皮书2：绿色世界经济》和《绿色经济蓝皮书3：测量可持续发展》中作者又将一些世界问题，例如气候变化、雨林过度开采、发展中国家资源流失等问题包含其中，这三份报告对进一步完善绿色经济理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如同“绿色增长”一样，目前国内外并没有一种统一的“绿色经济”定义，UNEP在里约+20峰会之前发布的绿色增长旗舰报告中指出绿色经济能够在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性的同时极大地减少环境风险及生态稀缺。简言之，绿色经济是低碳、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具有社会包容性。这是目前常引用的“绿色经济”定义。在国内，“绿色经济”的定义也形式各异，例如赵斌（2006）认为绿色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始终强调经济发展的生态化，同时是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努力追求高层次的社会进步。绿色经济不但包含了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科学理论，又扩展了创新和效率最大化的内容。从实践来看，要从绿色消费、绿色技术与绿色生产、实施绿色GDP、构建区域绿色经济等方面构建。杨美容（2009）认为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效地、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发展形态。概括而言，在绿色经济中，公共及私营领域投资的增加是发展经济和就业的动力，这些投资主要用来减少碳排放和污染，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防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减少等（UNEP，2012）。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各国制定经济改革战略时使用的高频词汇。例如，在韩国，绿色经济战略主要是依照上文提到的 “国家绿色增长战略”及“绿色增长五年战略”展开；在墨西哥，为发展绿色经济，政府增加了共同交通的支出及环境污染治理；肯尼亚为发展绿色经济，政府通过采用社区资源管理的方式增加食物及就业；而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和战略新兴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也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联合国系统包括UNEP、UNCAD（联合国贸发组织）、UNDESA（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UNCSD（联合国持续发展委员会）等成为绿色经济的主要倡导者和行动者，其中尤以UNEP积极。

　　（三）强调“人”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理念

　　“绿色增长”与“绿色经济”看来相似，都强调环境与经济的交叉协调关系，但也有差别。绿色增长倾向于一种 “自下而上”的在产品生产、制造、服务等环节采用绿色技术和服务的方法，而绿色经济则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要求创新经济政策，改革经济体制以适应环境要求。也有机构、学者认为“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理念存在缺陷。如上文所述，世行（2012）认为经济快速增长对于满足世界贫困人口的迫切发展需求是必要的，但如果增长不具备社会包容性，不是绿色的，从长期看就没有可持续性。而当前全世界的增长模式不仅不具备可持续性，更严重的问题是浪费和低效。如果各国现在就采取行动，其成本要大大低于污染型增长或在增长模式不可逆时治理污染的成本，这种污染型增长不仅成本高，而且会导致社会变革中断。“绿色增长”、“绿色经济”概念的提出是必要的，它强调了要有效利用资源、减少污染、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却忽略了政治、行为惯性并缺乏金融工具支持等影响，另外如果这种“绿色增长”或者“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它就应该具体提出一个能够以地方发展为目标的短期目标，而不是现在这样宽泛、模糊。最后，绿色增长需要有更好的指标来监测评估经济表现，现行的GDP等国民经济指标只衡量短期经济增长，而综合财富指标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世行倡导 “包容性绿色增长 （Inclusive GreenGrowth）”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包容性绿色增长”不是一种新的模式，而是强调了要在发展过程中协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减贫与避免不可逆的、昂贵的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强调了对“人”在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对穷人和脆弱群体的包容，可以理解为具有包容性的绿色增长。它具体强调五点：高效的绿色经济增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政治壁垒、固化的行为范式、缺少融资手段是绿色增长的主要障碍；绿色增长必须着力制定未来5～10年的政策，以逆转破坏性的政策带来的治理成本高、公共卫生代价大等问题；包容性除了社会包容外，也包括学科包容，需要利用多种途径松绑制度约束，创新融资机制；穷国和富国都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包容性绿色增长，要打破过去对贫困国家发展经济只能选择依靠能源、污染环境、先开发再治理的错误认识。

　　（四）边界模糊但包罗万象的“绿色发展”理念

　　类似的，一种 “绿色发展 （Green Development）”的概念也在悄然兴起，尤其是在许多中文报告中，常用“绿色发展”强调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区别。“绿色发展”最早是空间规划和开发时使用的术语，它重点关注建筑环境、社区和土地利用。而目前的“绿色发展”概念事实上比“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等概念更加笼统，边界更加模糊，它包含了绿色增长、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所有概念，是一个强调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概念，是一种对“绿色”发展观的综合性描述，同时也是对旧有“黑色”发展观的反思。简言之是绿色经济发展的简称（李扬，2012）。

　　（五）“绿色”理念的实践

　　相较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绿色概念新添了和谐、公平、包容等内容，并且更加清晰地阐明了经济、环境与社会三要素的具体内容，其中绿色经济要素包括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科技及创新、私营领域投资等，绿色社会要素包括税收、分配、公共投资、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住房等，绿色环境要素包括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节能减排、提高能效、应对气候变化等。更加具体而言，绿色经济工具包括增加服务业就业、绿色信贷、发展战略性新兴能源等，绿色社会工具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防灾减灾项目、住房医疗教育改革、妇女儿童保护等，绿色环境工具包括生态补偿、生态功能区划分、资源税、碳交易、使用清洁能源等。

　　一些机构和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为绿色增长建立指标体系并进行测量。2009—2011年，绿色增长的倡导者OECD制订了绿色增长测量框架用以测量国家层面的绿色增长进步情况并进行国际比较。O EC D成员国捷克、韩国、荷兰已经利用这一框架并结合自身国情评估了本国的绿色增长情况。这一测量框架包括环境及资源生产力、自然资源基础、生活的环境质量、经济机会及政策回应4个指标组，每个指标组包含3～5个主题，共16个，每个主题包括1～2个具体指标，共30个，指标的选择根据国情而定，例如韩国在测算时选择了22个指标。

　　在经合组织的支持下，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系统（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System）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巴拉圭也运用OECD的绿色增长指标来确定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改善政策工具设计、选择及实施。另外，除OECD外，其他机构也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绿色增长设计指标进行测量，例如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CSIRO）首席科学家Heinz Schandl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选择了经济、社会、生态、治理方面设计了绿色增长指标体系。

　　绿色经济领导者UNEP自2008年开始在20多个国家开展了大量的绿色经济行动，并于2011年发布了《绿色经济报告》。在这份报告中UNEP提出了一个评价绿色经济进步的框架，并利用该框架的指标及度量体系为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些选择政策建议，包括部门绿色转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生产率等，并且建议政府可以根据国情选择指标对本国的绿色经济进步情况进行分析，该指标框架包括5个指标组，22个指标。

　　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明确制定国家层面的绿色指标体系，但已将“绿色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例如，中国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提出“绿色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印度在十二五（2012—2017年）规划中强调了“快速、可持续和更加包容的增长”，这是印度首次在国家五年规划中突出可持续增长这一重点，表明了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Bauer等，2012）。

三、气候变化背景下产生的“低碳发展”和“低碳经济”

随着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断增加，“低碳”一词逐渐活跃于各类政府文件中。“低碳发展（Low Carbon Development）”最早见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UN，2012），因为低碳发展战略主要是以减排为主要手段，所以目前的“低排放发展战略（Low-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LEDS）”、“低碳发展”或者“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等提法其本质都一样，而且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和统一定义，核心都是围绕减少碳排放和增加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展开。国际上使用 “低排放发展战略（LEDS）”较多，而国内则以“低碳发展”或“低碳经济”更为常见。OECD的“低排放发展战略”是目前较多引用的概念，它是“一种前瞻性的以低排放或气候适应增长（Climate-resilient Growth）为重点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或战略”（OECD，2010）。徐瑞娥（2009）更加全面地总结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2009年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论坛领导人会议以后，包括澳大利亚、巴西、中国等17国领导人承诺制定低碳增长战略，随后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陆续颁布低碳增长战略，而中国早在2007年就率先制订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第一个颁布国家低碳减贫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的低碳发展战略仅限于城市，低碳城市建设存在规划不合理、基础薄弱、居民低碳意识不强以及关键着力点缺乏等问题（中国环境网，2012）。许多多边组织也在积极参与低碳发展政策及工具的开发与创新，例如碳交易、碳融资等。目前没有机构或学者提出低碳发展指标体系。

四、结 论

“可持续发展”到“包容性绿色增长”概念的变化本质上体现了人类对经济、环境及社会发展的认识变化，即从最早期单纯的保护环境，到强调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到目前的强调“公平”、“以人为本”的包容性绿色增长观。“可持续发展”、“绿色增长 （或经济）”、“低碳增长 （或经济）”虽然都涉及了经济、社会、环境三大要素，都强调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发展，增长的“质”胜于“量”，但是这些概念仍有明显的区别。简言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宏观发展目标，是人类追求的社会发展状态。“绿色增长 （或经济）”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途径。减少温室气体，增加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是实现 “绿色增长（或经济）”的重要环节，而“低碳增长（经济）”恰是这一环节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很多多边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系统 （主要是UNEP）、OECD等都针对不同主题开展了大量活动。世界银行以减贫为宗旨，世行认为“可持续发展”与减贫密不可分，因此强调通过与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及私营领域携手解决气候变化并推行“包容性绿色增长”。经历了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反思过去的增长模式，OECD顺势倡导“绿色增长”，旨在通过技术及政策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的增长动力，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投资。类似的，UNEP开始倡导“绿色经济”，虽然与OECD的工作有很多交叉，但“绿色经济”更加强调绿色的经济，是对过去“黑色经济”的修正。

　　绿色经济（增长）强调的是增长的手段和方式，其核心是技术创新。OECD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在绿色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绿色增长。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减贫，他们担心由绿色增长概念引发 “绿色投资”、“绿色援助”、“绿色贸易”等壁垒，挤压发展空间，因此更加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所以更加积极地支持“包容性绿色增长”，即给“绿色增长”加一个“包容性”定语，这就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机会公平，富人与穷人机会公平，避免陷入发展的“绿色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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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吴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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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颖（1982—），女，山西太原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扶贫与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