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中的农村金融抑制研究

　　钱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本文研究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之间的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的影响，并利用1988—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战略透过资本积累、劳动力流动、收入分配等机制所产生的诸多经济扭曲的反映，并主要地通过资金流动渠道将其负面影响传递到农村金融体系。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趋于协调一致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投向农业的信贷资金比例和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从而抑制农村金融资源外流。

　　城市-工业体系；农村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抑制

一、引 言

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安排显著地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上扮演了动员农村储蓄并为城市工业战略输送资金的角色。改革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全脱离早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固有逻辑。同时，在分权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压力被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不约而同地采取加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方法。在资金短缺时期，这依旧需要借助于金融体系。然而与改革前由中央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的情况不同，由于1984年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地方金融。金融机构原先秉承的主要追求社会收益的经营方式，也迅速且明显地商业化了。中央、地方和金融机构三种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张杰，1996）。激励的改变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了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

　　首先，政府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这在短期内仅凭工业部门和城市内部的资金积累无法满足。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一是以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扩大投资渠道，二是从农村汲取资金。章奇和黄季焜（2004）指出，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经各种渠道流出农村的资金达2.84万亿元，其中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最主要渠道。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农村资金外流速度加快，1994—2000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占到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体系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79%。蔡昉等（2008）估算，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价格机制转移的农村资金量大幅缩减。但是从1994至2006年，通过金融体系（农信社、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外流的农村资金从2910.8亿元上升到31483.9亿元。而从90年代开始到2006年，累计资金净流出量超过15万亿元。

　　其次，日益商业化的经营目标驱使农村金融机构主动地将资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城市部门。城市工业和商业的资金收益率相对于农业部门较高，带动了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经营倾向。周立、周向阳（2009）认为，从1996年开始，我国出现总体上的资金过剩局面，人民币存款开始大于贷款，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积累，但是城市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共存，流动性过剩局面极不平衡。

　　我国农村资金的外流现象具有深刻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但是，过去30多年间，通过金融体系的、持续且有不断加大趋势的农村资金外流却也是非正常的。尤其是，自1996年大力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为什么农村资金外流依旧严重，农村金融抑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本文拟从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中寻找解答。

二、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的成因与农村金融抑制

学术界对工业化、城市化的非效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而对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及其影响论及不深。通过观察工业化和城市化非效率性的联系，本文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解释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阻碍农村金融深化的传导机制。

　　对工业效率的讨论主要围绕所有制类型展开。林毅夫和刘明兴（2004）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工业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源自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遵循了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赶超战略目标和社会政策负担，效率提升空间受到限制。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刘小玄（2000）发现，在所有制变量上，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在隶属等级变量上，隶属等级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效率超过等级较高的国有企业，并导致后者丧失规模优势（效率）。姚洋和章奇（2001）发现在技术效率上，非国有企业也比国有企业更高。

　　尽管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城市国有企业的大举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扭转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难度相当大。利用1998—2003年全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白重恩等（2006）认为，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方面仍需要努力。刘瑞明和石磊（2010）利用1985—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提供了以下证据：国有企业具有双重效率损失，不仅城市（国有）工业本身效率较低，还拖累了整体工业效率。进一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软约束既是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又是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积累的原因。除了从所有制角度分析，对工业企业高投入高消耗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唐玲和杨正林（2009）以工业行业作为观测单位，利用1998—2007年的数据实证发现，我国的工业能源效率总体水平偏低，那些开放程度低、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能源效率水平相对更低。

　　以上讨论均表明，我国工业化效率在提升，但仍未进入高效率区段，这在城市（国有）工业部门中尤为显著。那么工业化过程的非效率是否影响到城市化过程？如果城市化本身也是非效率的，则这两个过程必然是非协调的。依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进程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起步和发展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亦步亦趋、相互促进。由于工业生产过程与资本使用方式密切相关，当工业化进入成熟期后，工业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特别是低技能岗位的能力逐渐饱和，城市化进程此时转而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步起来。于是，在工业化开始后的较长时期里，城市化应与工业化同步协调发展，伴随工业化过程，工业人口逐步增加，农业人口逐渐减少。

　　然而，我国的情况却非如此。从时间纬度来观察，伍晓鹰（1986）认为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有“城市发展”意义上的、没有“人口城市化”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是在城乡二元分割条件下进行的，以人为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为前提；城市发展以扩大市镇建制、有计划的农转非和依托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实现。为了工业发展而牺牲农业利益的特殊工业积累模式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人为地切断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同性。

　　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不断松弛，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图1显示，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 10.64%，1981年首次超过20%，随后在1996年和2003年分别跨过30%和40%的整数门槛，到2010年末，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从1981—2010的30年间，城市化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

　　

　　图1 城市化和工业化（1949—2010）（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工业比重=GDP中的工业产出比重）

　　鉴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工业比重（1980年为43.92%），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实际发展程度，有低度城市化、浅度城市化等说法。低度城市化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或落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浅度城市化关心的则是离开土地的准城市人口如何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左学金，2010）。2003年之前，工业比重确实高于城市化比率，但这是否就能支持低度城市化一说？郭克莎（2002）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判断依据是我国的工业化比重出现了偏差，属于偏离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过度工业化，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国的城市化主要不是跟工业的就业比重或工业的产值比重相联系，而是与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由于非效率的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所以不能带动整个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较快增长。由此，即使从改革算起，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联系紧密，却并非协调。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性主要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制有关联。从非农就业比重角度出发，还能解释2003年以后数据上显示的城市化率高于工业比重的特征。由于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非效率，过早地使得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机能减退。国有企业对于劳动力户籍资格的严格要求，使得外来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体制内企业。即使许多年轻的外来劳动力进入了制造业部门，也大多从事一些低端工作，容易受到各种冲击引起的工业生产波动影响。农村劳动力转而更多地选择了建筑行业。由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所以服务业劳动市场最早向城市或城郊居民开放，最后向外来劳动力开放，并且在工作内容、等级、收入及福利等方面向城市居民倾斜。最终，虽然城市化率高过了工业比重，但却落入了浅度城市化陷阱。浅度城市化和工业非效率无法有效地创造价值和收入来支持它们本身。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便是农村金融抑制。从一般逻辑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技术约束，进而不仅两者效率改进有限，同时也彼此不协调。从具体机制上看，在技术进步有限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起初，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资金，由于工业和城市的资金收益率相对农业较高，资金通过农村金融体系流入城市。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利用是集约的，即相同数量的资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和公共服务，则在资金不断涌入的情况下，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会降低。这样，部分资金会流向其他地方，或者流回农村。但是，如果工业和城市的资金使用是非效率的，则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资金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就会提高。高收益率吸引的大量资金会首先留在城市金融体系，资金出借者既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识别风险，又要为这些资金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机会，如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重要的商品市场。如此，城市的流动性出现了过剩，而农村在面对流动性缺失的困难时，却总是处于资金回流的最后一站。因此，要缓解农村的金融抑制问题，不仅要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效率，而且必须提高两者的协调性。

三、数据指标、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本文首次尝试用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差来度量两者之间的非协调性，称其为工业化偏差值（GAP=GDP中的工业比重-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内力看，本文认为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正的，表明过度工业化造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负的，则体现的是浅度城市化背后工业的非效率，是工业化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存在困难，城市化缺乏技术效率。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整理了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份（不含西藏自治区）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的变化趋势，基本情况是：

　　第一，绝大部分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都出现了下降。改革之初所有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都为正数。目前一些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出现了负值，但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一直为正值的省份在29个样本中占到了55%，其中不少省份是农业大省。在出现过负值的省份中，负值也比较接近于零。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海南之外，工业化偏差值为正或接近于零的省份共有25个。

　　第二，在京津沪，工业化偏差在改革后出现快速下降，并且工业产值比重大大小于城市化率，除了海南（2009年为-0.21）之外，三个直辖市目前的工业化偏差值为全国最低，主要原因是京津沪的农业比重较小，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在2010年分别为北京75.1%、天津46.0%、上海57.3%。海南的特点是改革以来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始终较第二产业高，2010年第三产业比重也达到了46.2%。这说明，初始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初期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的（超过中值0.22）省份中，包含了较多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到2009年，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省份（超过中值0.10）中，除了浙江、山东和河北之外，其余全部为中西部地区省份。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调整速度较快。当前，东、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值处在全国中值水平之下，西部地区仍然高于全国水平。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198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所有贷款中农业贷款的比重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这个指标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图2显示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和工业化偏差值（GAP）之间的散点图，剔除了京津沪的数据，可以看到农业贷款比重和工业化偏差值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似乎存在二次项关系。

　　

　　图2 农业贷款比重和工业化偏差值的散点图及拟合曲线

　　本文采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固定或随机效应方法来估计工业化和城市化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的影响，将回归模型设定为：

　　RLOAN=c+c*GAP+c*GAP+

　　∑（β*CONTROL）+μ和 t(i=1,……，29,t=1988,……，2009）（1）

　　代表省份和年，在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相对不全，未将其纳入样本，对重庆市的数据与四川省的数据做了合并，样本最终涵盖29个截面。除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之外，还使用农村存贷比（DIFF=农户存款/农业贷款）作为被解释变量，一般认为农村存贷比越高，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就越严重；工业化偏差值（GAP）与其二次项是关键解释变量，是扰动项；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了：

　　（1）经济增长 （GRTH=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这会推动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从而收入增长对农村金融体系具有正面影响。不过，农村金融深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加收入也会起到作用。为了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在估计过程中对收入增长指标取一阶滞后值。此外，收入增长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推动可能并不那样直接，或者即使存在，其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形在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尤为明显。Greenwood和 Jovanovic（1990）就表明，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跃过一定门槛之后，更多的人口才能获取金融服务。

　　（2）政府干预能力（GOVN=财政支出/GDP），越高的指标值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越大。在当前农村金融体制下，政府干预金融流量至少包括两种可能的效应：第一，市场失灵，政策有效。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能力越大，就越容易调配信贷资金，不过由于农业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上具有一定能力，政府总是会保证一部分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第二，市场失灵，政策无效。指导性信贷配置方式可能是低效率的，它忽视了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因而对金融体系具有破坏性。因此，政府干预具有双重影响，它对维持农业信贷量具有正面影响，但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3）财政支农（AGRI=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比重）。财政支出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往往投向扶贫、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财政对于农业的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来说是一种补充。它可能会对农村金融深化起作用，如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不过由于财政支农偏向的是公共服务，其收益难以在短期内体现。

　　（4）民营化（RPV=全部职工人数中不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率）。在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它们更加遵循市场法则，对改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政府干预力量来讲是一种制约因素。民营经济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对于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业贷款在所有贷款中的比重，没有包含乡镇企业获得的贷款，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对农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总体上，民营化指标的最终影响也是不定的。

　　（5）对外开放（OPEN=进出口总额/GDP）。对外开放引入了外部资金来补充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一些研究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对金融抑制下的国内市场起到补充作用，甚至成为众多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发展战略特性，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也对地方财政支出形成压力。此外，一些研究还把对外开放指标作为市场环境改善的一种度量，市场环境的改善对农村金融发展有促进效应。由于对外开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效应比较显著，改善市场环境的效应难以在短期中显现，所以该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不利。

　　（6）产业结构（TER=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产业结构指标控制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变化趋势。如果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逐渐减少，并且农业经营具有效率，那么农业对货币资金的相对需求就会降低，配置到农业上的相对信贷资源就会减少。

　　（7）通货膨胀率（INFL=以CPI指数计算的通胀率）。通货膨胀对金融体系的深化有害无益。

　　首先对解释变量为农业贷款比重的模型进行估计。由于京津沪具有异常值的特征，样本截面缩减到26个，面板数据的特征为26省份22年。除工业化偏差值（GAP）及其二次项之外，其他解释变量都采用一阶滞后值。

　　结果（1）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工业化偏差值的下降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正面影响。但同时也看到，当前城市化超过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收入增长指标、财政支农指标、民营化指标、开放度指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干预能力表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第三产业比重指标和通货膨胀指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预期一致。

　　

　　表1 实证检验结果

　　由于在具有较长时间序列的宏观面板数据中横截面相关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横截面相关检验。根据Pesaran（2004），对个体间的残差进行检验，原假设是残差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但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存在横截面相关。按照 Driscoll和 Kraay（1998）的建议，使用Driscoll-Kraay稳健标准差。结果（2）与结果（1）基本没有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开放度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对外开放也主要地为城市-工业体系服务。

　　结果（1）与（2）仅控制了随省份变动但不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但是，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出台了大量针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这些政策主导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对农村金融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忽略这些因素会对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此，就有必要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从而使模型成为双向误差因子模型。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依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而定。

　　根据F检验的结果，引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是必要的。Hausman检验结果建议采用双向随机效应。进一步检验不支持横截面相关性。结果（3）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影响的倒“U”型特征依旧显著。一些差异体现在，政府干预能力指标不显著，而民营化指标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本文用以度量农村金融深化的指标是农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未包括发放给乡镇企业的贷款，而乡镇企业是民营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信贷资金有较高的需求。因此，民营化指标的负面影响可以解释为乡镇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排挤了对农业信贷的发放。

　　结果⑷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存贷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此时工业化偏差值对农村存贷比的影响是正“U”型的，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降低农村存贷比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当前阶段城市化超过工业化比重的趋势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有负面效应。综合结果⑴和⑷的结果，两者提供了一致的分析结果，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有积极作用。最后，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模型⑸中使用了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值来进行估计，结果与前面一致，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与农村金融深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讨论，认为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产生了抑制效应，进而借助1988—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在城市-工业体系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的倾向。一个例子是，许多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户籍上却拥有城镇户口。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既偏离工业化发展要求，也偏离产业结构高级化要求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和浅度城市化并存的现象。本文的实证结果同时说明，过度城市化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逐渐去除过度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城市-工业体系的发展逐渐契合，但是，如何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完善城市治理、协调城市-农村-工业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难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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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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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862X（2013）03－0021－007

　　钱力（1974—），安徽枞阳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