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德海

　　（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上海 201620）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伦理文明的国家。二千三百年前的孔子就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一部《春秋》，甚至将国家的兴亡归之于道德的变迁。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中国的伦理文明也不乏由衷的赞美。从历史传统的角度，中国人无疑应当有最好的教养。但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文明似乎与现代中国人的教养之间失去了某种应有的呼应。两年前，美国首位华裔市长黄锦波“很多中国人受过教育，但没有教养”至今仍让我们揪心。今天富足起来的中国人，在国内外公共场所引发的教养问题已经不是一种个案。中国现代社会在道德和教养之间出现的这种历史和现实的脱离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道德和教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从道德走向教养的桥梁是什么？

一、道德、教养及教和养的分离

道德和教养是我们生活中用得最多的概念。一般认为，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道德是人们关于善和恶、荣誉和耻辱、正义和非正义等问题上的观念、原则以及根据这些观念、原则而形成的人们相互行为的某种准则和规范。”规范也是准则。符合这个行为准则的行为，被认为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与法律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它取决于某种精神的感召力。道德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而且是一种精神价值，它以一种特殊的观念、情感、信念、意志等心理形式影响人们，使人们能够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

　　教养是人通过教化达到和养成的一种行为方式。在这种行为方式中，道德变成了一种习惯或行为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教养不过是道德的外化或沉淀，道德则是教养的内在灵魂。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一种支配我们选择的气质”，就是从这意义上讲的。没有道德，谈不上教养。一个人教养的深浅，取决于他的道德力量的大小。2007年，济南一个普通的出租司机之家曾感动了整个济南，也感动了中国和世界。新加坡《联合时报》的评论写道：“这对夫妇是一座城市里极其平常的劳动阶层，终日卖力流汗为生活打拼，日子不富裕，但身体里流着高贵的血性，喷发出了道德的无比能量，整座城市都被感动。济南城内许多出租车与私家车相约在车上扎上红蝴蝶结，向这对夫妇致敬。”这是一种转化为教养的道德。

　　但是，道德和教养并不重合。高档音乐厅里正在进行一场高层次的演出。观众中有人一会打手机，一会有人中途进场；餐厅里吃饭时，有的食客边吃边发出滋滋的满足声；在公共场所，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大声喧哗；有的人走到公共场所，带来一阵清香，有人则带来一股汗臭等等，很难说这都是道德缺陷，但这些行为的教养缺乏却是没有问题的。

　　道德和教养有相同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道德和教养都是行为规范，但道德比教养深刻。说一个人不道德比说一个人没有教养要严重的多。因为“道德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它深刻地反映在社会的体制和社会的正义理念及善恶对立之中，是判断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教养则浅显得多。说一个人没有教养更多侧重于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比如坐姿不文明，衣着太暴露，言行太粗鄙等等。虽然这些行为深处也有道德的内涵，但它们大多属于表层性的东西，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习惯等有关，反映的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特点，人们一般不会用不道德来评价这些行为。

　　第二，教养的内容和道德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教养的内容大于道德。教养的内容不仅包括道德，还包括文化、科技、心理等方面。在现代社会，没有人会否认一个文明市民的教养中应当有现代科学文化的构成，但教养中的这些内容成为教养或成为公民的行为方式的途径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作为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教养，与人们科学知识的教育有关。比如，良好的生活方式，不喝生水,开车坐车主动系好安全带等等，这些内容与公民的生命安全、生活质量等有关，当公民懂得了这些科学知识后，就会将其纳入生活习惯并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但作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的教养，就不仅仅是一个宣传教育的问题，还取决于社会及其环境。现实生活中，有教育没有教养的现象比比皆是。2006年上海的交通大整治中，曾经出现海归女硕士闯红灯被拘留的新闻。不是她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而是这些知识还没有转化为教养。

　　第三，道德规范在教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虽然教养中有不同的内容，但道德规范在教养中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说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教养不好，也不会因为某人不知道一些基本的科学常识而指责他教养有问题。但当一个人占着公交车上“老弱”座位不让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某人教养不好。因此，我们社会大多数人所关注和理解的所谓教养问题，其实主要是一个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方式即教养的问题。另一方面，科学、心理等方面的知识性要素虽然也构成教养的内容，但由于其不具主要地位，就出现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和教养不同步的现象。所谓“有教育没有教养”主要就是这个意思。科学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会随着教育的深入而提高，但一个人的教养，即道德规范的行为方式却不仅仅取决于教育。事实上，科技文化水平高、能力强的人未必教养好。而一个守法的清道夫却可以比一个自私的天才有教养得多。由此，我们在关注一个人教养的时候，必须更多地关注其遵守道德规范的内容，并更多地考虑如何使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方式。

　　一般来说，道德、教养与教育有关。没有教育，谈不上道德和教养。但教育只是教养的基础和前提。有教育未必有道德和教养。教养不仅需要教育，而且需要将教育的内容化为行为方式，这就是一个养的问题。理论和实践证明。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教育，并按所受教育的内容去做，不仅取决于教育，更取决于社会及其环境。生活中，有教育没有教养的现象很多。比如媒体就报道过母亲拣垃圾供儿子上研究生，但儿子在公共场所却不认母亲的事例。因此，教养问题，有一个道德的教化问题。教化是教育的延续，教育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实现目标。没有教化的教育，就难以有教养。教养中的教育是课堂上的事，而教化则取决于社会。从这意义上，教化比教育更重要甚至更艰难。在行为层面上，教育只是一种认知，一般来说，与行为规范有关的认知并不困难。而教化则要在认知的基础上实现某种认同。正如德国法学家魏德士所说：“道德规范之所以有约束力，是因为其含义得到人们的承认。”认知未必认同，认同必然认知。某地有一个大学生，上午上法律课，下午就去盗窃。上海的“七不规范”妇孺皆知，但有警察在和没警察在，市民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就有很大差别。这都是认同上的问题。如果说，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等级制度等原因，还不可能实现“有教无类”的理想，存在着认知问题，现代社会中的义务教育则已经解决了与教养有关的认知问题，也就是说，现代生活中的教养问题主要是一个认同问题。

　　应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教养的。有一个笑话，说有次孔老夫子在路上遇见大雨，赶快狂奔起来，跑着跑着，忽然想起这样跑很失态，于是又回到原来起跑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地迈起方步来。这个笑话的目的是取笑迂腐的人，但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文化知识及身份与教养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儒家注重的修己中就包含着大量教养的内容。儒家教育的培养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 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修养自己，使自己和百姓都得到安乐，这都是中国儒家的道德和教养思想。

　　但是，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对待教养的理解是片面的，甚至包含着教养不分的倾向。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要求，很少有涉及环境、制度等与养有关的论述。而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正是以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为目标，教人如何“做人”，强调在学校、家庭及日常生活之中积累道德行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并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概括和形成了一套极为完整深刻的教育方法，如 “长善救失”，“善教继志”，“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等等。但是，一个人的教养仅靠教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养，则教就无法生根。另一方面，由于忽略了养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养和教就很难统一起来。比较典型的就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天下人为己任，追求卓尔不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理想，在秦统一中国以后逐渐消失，封建专制统治的野蛮和残暴，它们不能容忍这种教养和人格理想有生存的空间。这也表明，养仅靠教化是不够的，它有一个精神和实践的过程。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教就很难转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习惯和气质。因此，在任何社会中，精神和实践方面的“养”意义更大。而要实现精神和实践方面的养，则不仅要有教，更要有教得以实现的环境和制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养的缺陷。

　　中国传统教育对教养的片面化理解也影响到了今天。一方面，虽然中国的中小学教学已经注意到了素质教育，但仍然没有跳出传统中国教育中教养不分，将教当作养的习惯。中国现行的素质教育主要仍然停留在教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家俞天白说，“我国的中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只重知识，不重教养。”美籍华人所谓“中国人有教育但没有教养”的感叹也与此有关。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对道德的理解，至今有一种教养不分的倾向。不久前北京市有关部门隆重推出了中国官德研究的作品，并列为“北京全市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材料和教育读本,”并主张 “好官，坏官，衡量标准不过良心二字。凭着良心为好官，昧着良心为坏官”等等，在手段上就是一种教、养不分的做法。其实，对于官德，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官德的关键是制度。此外，中国汉语词典中对教养的解释也停留在教育的层面，其特点就是将道德和教养混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养不分的反映。

二、当代法治文明和教养的互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养。现代社会的市民教养与法治文明相联系，是法治文明的产物，并成为民主法治意识在市民行为上的表现。马克思曾将自然人区分为“公人”和“私人”，与此相适应，自然人也就有两种权利，即“私权利”（private right）和公权利（public right）。 马克思指出，公民即“公人”，是参与政治共同体即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人，是“政治人”，是民主法治国家的主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即公权利。公民这种社会主人地位和身份感必然反映到社会生活中来，并强烈影响市民教养的形成。一个有教养的市民正是充分意识到自己主人翁地位的一种表现。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公民有义务抵制各种形式的违法行为，这是一种现代民主法治下的市民教养。推进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塑造市民的公民精神，从而形成现代市民教养。我们的法治建设，在最终意义上就是要使每一个市民都具有公民的精神和教养——当他们遇到破坏社会秩序、丧失法治文明的现象时，能够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只有当这个时候，宪法和法律才能够得到忠实的遵守。

　　不仅如此。现代法治文明的内容还是现代民主政治下教养的核心。正如英国思想家阿克顿所说：“市民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公正。 ”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市民应当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教养。比如，遵守秩序、讲卫生、爱护公物等等，但所有这些教养都离不开法治文明。为什么一个市民能够遵守秩序，在排队的时候即使遇到熟人也不加塞？除了个人道德上的努力外，法治文明的环境意识及其教养无疑具有决定意义。如果破坏秩序、没有教养的行为普遍得不到纠正和鄙视，人们就不需要教养，也不会有教养，即使形成了教养也无法持久。反过来，一种良好的教养不仅受人尊敬，而且在法治文明的引导下，具有普遍的正当性和行为尊严，不讲教养的行为就无法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教养就会成为一种主流，任何不讲教养的行为都会受到人们的鄙视。

　　作为教养核心的法治文明，对教养具有三种作用：首先，法治文明是一种促进教养的力量。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教养以守法为第一教养。而一种普遍化的和具有持久性的教养的形成，离不开法治文明的社会环境。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引用班尼费尔德的话说道：“正是对相互吵架的孩子以及他们相互矛盾的基本愿望所给予的公正程度，会对家庭的和睦与否产生影响。社会也是如此。公正会增进合作，而歧视则会侵损合作。”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每个人都有一种法治文明的信念和教养，则任何违法行为都会退避三舍。反过来，不少地方的陋习恶俗之所以改不了，就在于制止这种陋习和恶俗的行为得不到法治文明的支持。

　　其次，法治文明滋养市民教养。法治文明是一种社会氛围，一个人在良好的法治文明环境中时间久了，就会形成各种与法治文明相辅的教养。反之，如果社会氛围缺乏法治文明，即使有良好教养的人也会蜕变。孔子说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比如吸烟，吸烟有害健康的道理人们宣传了多少年，但作用并不大。从2006开始，欧洲全境公共场所禁烟，效果明显。有些国家的瘾君子到法国、德国仅仅待了两周就感到了禁烟令的威力，它有效地促进了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教养的形成。

　　再次，法治文明保障教养。孔子说得好：“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认为道德观念虽认识了，如不能保持它，即使得到了，也定会丧失。而保护良好认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文明的环境。同样是闯红灯，在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使你脸发红身发热”。反过来，如果一个人闯红灯，其他人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认为是一个机会跟着走，良好的教养就建立不起来。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如果有教养人的不但得不到尊重，反而处处受气，利益最小化，就没有人会尊重教养。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养就难以成长。

　　反过来，教养也反作用于法治文明。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教养也是法治文明的一种促进力量。“法总是费劲地跟在道德后面，随着道德观念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规则。”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淹没其他人的潮流，不会偏转流向，把法官们闲置在一边”。但美国的大法官们确实实现了清正廉洁，原因就在于“法官们注定要被那些往往为平常人所看不到的壁垒、界限和限制所包围——这一切来源于法律遗产，来源于长期以来发挥作用的案件的影响；来源于对判例的尊重，来源于司法自我约束习惯做法的重大作用和对立法程序的尊重”。这里就有司法从业人员的教养对司法独立作为一种法治文明的贡献。法治促进和保障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教养，而符合法治文明的教养又反过来维护法治文明，从而形成了现代法治文明和教养的一种良性互动。

三、以法治文明促进教养

虽然法治文明和教养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治文明具有更大的主导性和主动性。充分发展的法治文明，不仅是现代道德的体现，而且是道德和教养之间的桥梁，其优越性是不可比拟的。

　　首先，要转变教和养的观念。由于中国传统教育伦理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教养理解为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市民来说，教养问题主要不是教的问题，而是养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市民都经过学校阶段的相关学习，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存在认知的问题。上海的“七不规范”已经推行十年余，可以说上海从小学生到老人，每一个层次的市民都知道。但是，2006年上海有关部门的调查证明，经过十年的宣传教育和有关执法，“七不”规范所针对的传统陋习依然相对突出。这就要求推进市民素质和教养的努力，必须超越传统教养以教为主导的习惯，突出“养”在市民素质建设中的地位，以建设良好市民教养所需的环境为重点，将市民素质的提升转向外部，建立起培育和保障市民教养的社会机制。对我们社会来说，提倡一种良好的教养谁都不会反对。但一种良好的教养能否持久坚持下去，还需要有相关的社会机制，离不开严格的诚信约束。

　　其次，大力推进以法治文明为基础的社会氛围，重点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教养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所谓“正人先正其身”的提法。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但是，长期以来，孔子这种正人先正其身的思想，始终只停留在教育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政治和法治的层面。相反，在西方，公元前2世纪的古希腊就建立了严格限制权力的法治机制。“它开创了一种通过制衡的方式控制权力的制度结构。”现代法治的实质就是治权，“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这种限权理念及其民主法治建设无疑大大促进了国家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教养。另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教养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文明的引领具有突出意义。具有高素质和良好教养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市民素质和教养的榜样。这就要求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首先有良好的教养和素质，并以这种良好的素质和教养引导社会。如果提高教养的努力仅仅局限于普通市民，作为管理者和“公仆”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的教养却不提高，提高社会教养的举措就不可能成功。

　　第三，以法治文明提升教养，民主建设具有突出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也是我国道德建设和提升社会教养的根本举措。当务之急是加大对公民民主权力的保障，包括选举权、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述权，以真正实现“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美国思想家亨廷顿在研究政治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政治发展的相关因素时，曾把公民参与的程度和规模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这其实就是一种教养。多元民主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在论述什么是 “民主”时，提出了民主的五项标准，其中第一项标准就是“有效的参与”。当然，人民参与的形式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市民参与的制度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只能完善它，而不能废除它。

　　注释：

　　（1）不久前，美国首位华裔市长黄锦波“很多中国人受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 ”.http：//bbs.163.com/shishi/3716960，586.html。

　　（2）某中国代表团刚到欧洲，中意贸易促进会在《致团长的一封信》中提到：绝对不允许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加拿大某历史纪念地的流动公共厕所内，贴着一张写着歪歪扭扭的简体中文提示：“便后冲水！”同样的标语也出现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意大利罗马的酒店里。

　　（3）我们不同意伦理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道德不仅是特殊的社会规范，而且还表现为人们的一种行为活动、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道德关系。（见唐凯麟：《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版 第3页）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但道德却不能等于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有合乎道德和不合乎道德或没有道德规范三种。只有合乎道德的行为才是道德规范的某种表现。不能笼统地说所有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体现。

　　（4）一个歹徒在抢劫出租车司机的过程中，司机与歹徒进行了坚决的搏斗，后双双受伤，送医院后，司机妻子将押金送来了，但奄奄一息的歹徒却因为没有押金面临死亡的威胁，此时，司机妻子为歹徒付了一千元押金，她的回答是：“这毕竟是一条命。”出租司机被捅3刀 妻子出钱救助受重伤凶手（2007-04-05）。

　　（5）汉语词典中对教养的解释，一是“教育培养”，二是“一般文化和品德的修养”，都是一种教育。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640。

　　（6）市民是社会概念，公民是政治概念。市民概念的外延比公民大。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公民的精神和品质是市民的基本要素和首要前提。

　　（7）市民意见集中度最高的是“随地吐痰”74.9%、“随地乱扔垃圾”66.1%、“破坏公物绿化”56.5%。见上海市妇联和社科院《上海市家庭文明状况调查》华东新闻，2006-09-20 （2）。

　　（8）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汉城市政府决定对吐痰者处以约合300元人民币的罚款，并增派大量警察监督。那时，只要随地吐痰者被抓住了，就要被处以约合人民币300元左右的罚款。结果，只一年时间，汉城随地吐痰的现象就几乎被杜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