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平 阮陆宁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南昌 330047)

　　中部六大先行试验区发展规划的比较研究*

　　罗海平 阮陆宁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南昌 330047)

　　中部六省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塌陷”严重。中部崛起战略启动后，我国确立了建成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为重点开发的中原经济区。六大区域发展规划的陆续出台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开发路径已经形成。

　　中部崛起;发展规划;试验区

　　中部六省地处我国内陆腹地，是我国的人口大区、粮食大区、能源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继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涌现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以及中共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战略后，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2006年2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2007年7月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09年12月正式批复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10年1月批准成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0年12月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2011年1月“中原经济区”被正式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此，我国在“十一五”时期全面完成了中部六省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中部六省均获得国家层面的战略定位和部署，从而开启了中部崛起的新篇章。

　　

　　表1 中部六省经济地位比较(2010年)

一、六大区域规划基础比较

(一)中部六省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塌陷”严重。从经济总量来看，中部六省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2010年实现生产总值85437亿元，占全国比重21.47%。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是河南省，2010年GDP达22943亿元，位居全国第五，占全国的5.76%。其次分别是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均超过万亿元，在全国31个省级辖区中分别排名为10、11和14。江西和山西是中部地区经济最弱的省份，排名分别在19和21位，处于全国的后十五位。如果以全国人均GDP为衡量是否塌陷的基准，由表1可见中部各省均存在严重的“塌陷”。中部六省人均GDP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仅为全国的80%，总体塌陷率为20%，其中安徽和江西分别仅为全国平均的67%和72%，人均GDP最高的湖北也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0%。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中部六省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湖南为16566元，其次是湖北16058元，江西省则最低为1548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为湖北5832元，其次江西为5789元，最低山西为4730元。而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可见中部六省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二)中部六大城市圈初见成型，是各省最重要的经济区域。湖北武汉城市圈总面积占全省的33%，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占湖北省的73%和74%。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群。人口占湖南省的13.3%，GDP占湖南省的33.2%。江西环鄱阳湖城市群包括江西省5个环鄱阳湖城市，国土面积5.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2000万人。安徽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土地面积7.6万平方公里，人口3058万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66%。山西太原都市圈由太原市区、晋中市区、清徐县城、阳曲县城构成的太原都市区为“一核”;是以太原都市区为核心，以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主体，包括太原、晋中、吕梁、阳泉、忻州五市的30个县(市、区)的太原大都市圈为“一圈”;以大同、朔州为核心的晋北中部城镇群，以长治、晋城为核心的晋东南中部城镇群，以临汾、运城为核心的晋南城镇群为“三群”。河南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中心城市)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副中心城市)、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9城市为结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土地面积5.87万平方公里，人口3872万，是我国人口、城市最为密集的城市群。

　　(三)中部六大城市圈经济总量参差不起，经济集聚和辐射能力不强。经济区在中部六大城市圈中，经济总量较大的(达到4000亿元以上)的核心城市，只有武汉(5515.76亿元，排名第12位)、长沙(4500.00亿元，排名 18)和郑州(4100.00亿元，排名第22位)，而3000－4000亿元间的城市则没有。合肥为2702.50亿元，排名在38位，南昌2207.00亿元，排名为48位。经济总量最弱的是太原仅为1778.05亿元，排在全国GDP过1000亿元的120个城市中的66位。同样从城市圈的总体力量来看太原经济圈最弱，其次是鄱阳湖经济圈，鄱阳湖经济圈次核心九江市经济总量也仅为1032.06亿元。中部城市组团中整体实力最强的是中原经济圈，次核心洛阳达到2205.00亿元，排名49位，且驻马店(1000.00亿元)、许昌市(1362.00亿元)、平顶山(1320.00亿元)等成员均超过1000亿元，且囊括了河南省60%以上的城市。而武汉城市圈除武汉外其它城市经济总量均不大，没有达到1000亿元的城市。相对而言，长株潭城市群除长沙外，株洲2010年GDP已达1274.85亿元。皖江城市带除合肥外，安庆(1000.00亿元)和芜湖(1080.00亿元)两市已达到1000亿元。为此，仅从经济的集聚程度看，中部六大城市圈的经济总量依然偏低，辐射能力不够，核心城市以及次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很难真正发挥。

二、六大区域规划属性与问题

(一)六大区域规划发展战略侧重不同，但核心任务却是一致的。中部六大试验区均是从自身的发展问题和发展优势出发进行区域开发的路径设计，且每个区域发展的主路径或发展主线十分清晰。鄱阳湖城市群是从生态入手，通过发展生态经济确保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内生型发展思路;皖江城市带定位为承接江苏、上海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这是一种外生型发展思路;长株潭城市群依托整合区域多中心的经济资源，实现经济整体发展，而武汉城市圈则是通过武汉周边城市以武汉为核心或中心，目的在于形成大武汉的整体实力。所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战略实现途径在于整合优化内部资源，靠实现一体化来谋求经济发展。山西的发展则依托于国家的扶持或资源补偿，靠获取有利于利用自有资源煤和气的开采权或收益权的权力下放谋求发展转型。河南中原经济区则是依托独特的交通枢纽区位，在整合和发挥自身城市群发展资源的基础上汇聚经由交通枢纽带来的发展资源。不难看出，尽管中部六大区域在发展定位和试验属性上差异明显，“谋发展、求大、求强”依然是中部六大试验区或六大城市群区域发展规划的核心。

　　(二)相对于东部和西部，中部地区的非经济职能意义更大。与东部优先开发、西部重点开发相比，中部六省的规划定位核心并不在于经济开发而是在于全国主体功能的实现。为此，六大区域规划均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的出发点，不再以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为目标。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都以建设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目标，实现城市群和城市圈的一体化，实现资源节约共享，建设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城市群。江西则以鄱阳湖为中心构建环湖生态经济区。山西是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安徽设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探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途径和新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可见从中央意图来看，中部六省作为东部生态屏障，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的意义似乎比单纯的经济崛起更重要。而同期出台的国家战略比如分布于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的横琴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海西区、江苏沿海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重庆两江新区、喀什经济特区等无一例外均是以重在通过对外开放或重点开发实现经济发展以确立或重铸区域发展的战略地位为根本任务。反观中部六个试验区则重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资源转型、生态经济、产业承接等“非经济因素”的试验，其出发点并不在于“经济”。尤其是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后，这种出发点的主体功能的意图就更加明确了。因为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部的主体功能主要在于粮食安全、交通枢纽、能源、稀有资源、生态、江湖防洪等。

　　(三)中部六省先行先试“示范”职能各不相同。根据中央设定的六大试验区的发展规划均具有特定领域的先行先试“示范功能”和“试验”属性，且示范和试验的内容各不相同。长株潭城市群致力于建成三个典范:一是成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城市群;二是有条件打造成为全国区域科学发展典范;三是有能力打造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典范。而武汉城市圈则以建设成为全国宜居的生态城市圈，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与沿海三大城市群相呼应、与周边城市群相对接的充满活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的典型示范区。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示范性则体现在成为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建成全国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和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区，探索建立国际生态经济合作新机制。皖江城市带承接性产业转移示范区在于成为合作发展的先行区，把示范区建成长三角产业拓展优选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区，探索产业承接与自主创新统筹发展新思路，探索区域联动发展新机制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途径。山西作为资源耗竭型经济则致力于获得制定财返还策、省内企业优先获得煤层气开采权和国家下放旧有煤矿用地使用权等五项优惠政策。获得《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认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中原经济区则致力于建成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区域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密集区，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板块。尽管六大城市圈均被中央赋予试验区或示范区，但找准特色、做大特色谋求自身经济发展，提升自身的区域竞争力才是中部六省极力争取中央批准成立试验区的真正目的和动力源泉。

　　(四)中部六省无一例外均选择了城市群、城市带或城市带组团进行区域一体化建设。中部六省中较为成型的城市圈或城市群有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皖江城市群、太原城市带。每个城市圈均为各省较为发达的区域或占有较高的经济比重。通过城市组团更能突显区域中心的地位和价值。而实现同一经济圈的城市经济一体化则是中部六大试验区发展规划中共同的“亮点”。目前长株潭三市已经实现了交通规划同环、电网同网、金融同城，并进一步建立“3+5”多中心的网络城市圈。武汉城市圈则以武汉为中心由黄石、咸宁、黄冈、孝感、鄂州、仙桃、天门、潜江等八市共同形成的(8+1)城市圈。通过地方政府部门主动拆除市场壁垒，搭建市场准入、人才流动、子女入学、居民就业等方面的一体化合作平台和政策框架，以提高武汉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吸收洪湖市、京山县、广水市作为观察员先后加入武汉城市圈。江西则提出“环鄱阳湖城市群”大发展思路，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空间范围以南昌为核心，昌九工业走廊为重点，以环湖设区市九江、景德镇、鹰潭为主要支点，环湖高速公路和铁路为轴线，辐射周围50公里左右范围。并以南昌市9县区，九江市10县区，景德镇市4县区，鹰潭3县区，上饶市的鄱阳、余干、万年3县，抚州市的东乡县共30个县市区作为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的基本区域。同时将上饶、抚州、宜春市的其他部分县市作为未来规划范围。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中原城市群是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为副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地区性城市为节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包括23个城市，34个县城，374个建制镇。太原经济区则以太原市为龙头，以晋中盆地及吕梁、忻州、阳泉三市部分区市县为腹地的经济区域，具体范围包括太原和阳泉以及晋中市的榆次区、寿阳县、太谷县、平遥县、祁县、介休市，忻州市的忻府区、定襄县、原平县，吕梁市的交城县、文水县、孝义市和汾阳市。由上可见，中部六省几乎都将各自省份主要经济区域纳入规划的城市圈或城市带建设，且不断扩张的愿望十分强烈。

　　

　　表2 中部六大先行试验区规划

　　(五)六大试验区规划均注重产业升级、产业优化和产业集聚，都力图成为中部崛起中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中部增长极，增强辐射带动作用。中部地区之所以强调城市圈或城市群的整体规划建设，目的在于构建区域性经济增长的极点。强化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集约利用土地，加快形成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成为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武汉城市圈主要建设成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充满活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的典型示范区。中原城市群则以客运专线和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等重要交通干线为纽带，重点以郑东新区、汴西新区、洛阳新区建设为载体，把中原城市群建设成为沿陇海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和重要的城镇密集区、先进制造业基地、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长株潭城市群则致力于建成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和高效率、高品质的组合型城市地区，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提供示范。皖江城市带将建设成为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环鄱阳湖城市群通过建设环鄱阳湖综合运输通道，实现与国家综合运输大通道和周边省交通主通道相连通。创建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建设生态城镇，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和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太原城市圈将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与技术创新基地，山西省对外开放的主要平台，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和较强辐射作用的现代化城市圈。

三、规划的意义及部署要求

(一)六大试验区发展规划是我国新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和构成形式。“十一五”时期我国出台了数十个重点区域的发展规划。从已经出台的区域规划和各地正在积极申报或待批的规划来看，高密度的区域发展规划，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我国区域开发的优先序列，也不是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空间布点。而是新时期新的区域开发战略思路转变的和盘托出。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最后出炉则是这种转变全部谜底的揭晓。全国主体功能区概念的提出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我国区域发展和开发的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从依靠海外资源到整合自有资源转变;(2)从单纯发展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变;(3)从重点建设依靠产业扶持和产业倾斜向全面的特区模式转变;(4)强调了区域中心的试验性和示范性;(5)更加强调区域发展的整体规划和部署;(7)强调生态—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和谐。而中部六省六大试验区的建立正是这种新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变的重要构成和体现。

　　(二)中部先行试验区规划对中部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作用不宜过度夸大。“十一五”时期我国陆续出台的数十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分别服务于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2007年设立了成都和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建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9年建立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横琴新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10年建立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和重庆两江新区。2010年5月设立喀什经济特区，率先在新疆进行资源税费改革。为此，中部六大试验区的相继出台并不意味着国家建设的重心转移到了中部，而是东部先行、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与中部崛起齐头并进。同时，从政策支持力度来看，中部的支持力度并不是最大。比如试验区特区属性最重即“先行先试”功能最大的依然在东部和西部，比如四大经济特区在特区三十年之际均扩容，海南特区成为国际旅游岛，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深圳均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样中央对西部的支持力度也远高于中部，比如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地——重庆近二十多年来得到中央前所未有大力度的支持。重庆的两江新区成为继浦东新区和滨海后的第三个新区;再如新疆喀什经济特区则是我国继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后成为20多年来唯一的一个被冠以“经济特区”的试验区，也是唯一一个分布在南部沿海外的经济特区。为此，在“十一五”时期试验区层出不穷、全面开花的背景下，中部每个省获得一个试验区的“名分”其意义并不足以过分夸大。中央对中部各地发展基调并没发生改变，依然是希望“中部靠中部实现崛起”。为此，中部六省必须清醒认识到中部崛起依然得靠中部自己而不是靠中央给予的“名分”和“帽子”。

　　(三)中部崛起必须建立在主体功能实现的基础上。确保主体功能是中部六大试验区开发建设的前提，也是中央给予中部各省试验区试验权限的条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新区域开发路径的产生。《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中部六省在国家主体功能中占有重要地位。六大试验区和相应的城市群都是属于中部崛起战略所必须要求的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的核心区域。除此外中部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矿源保障、江湖治理、生态屏障等涉及全局利益的主体功能，为此六省中有大量的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如何将主体功能建设更好地促进中部崛起，让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区域也能产生更多地经济回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则是中部六大试验区必须肩负的主要试验职责。

　　(四)中部六大试验区自身的区域合作与协调比特殊政策和外部资源的承接更重要。中部六省相对于东部和西部而言生产性资源都较为丰富，这是中部崛起最大的潜在优势。首先，中部六省人力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所以六省都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低端劳动力输出地。而扩大内需、挖掘内部潜力是减少和扭转中部劳动力输出的根本途径。中部是我国文教重地、高校资源分布密集，高层次人才培育发达。但高层次人才的有效需求不足，高端人才的使用和利用效率不高，并未转化为中部的发展资源和竞争优势。同时中部核心城市间竞争激烈，产业分工不明确，整体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整体竞争力低下。这是中部塌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此，需要创新中部合作和协调机制。只有当中部几个核心城市真正成为一个中部整体，中国的第四极才会可能出现在中部。故需建立中部协调委员会或大区域级别的行政机构来进行统一决策，破除六省间的体制壁垒和市场壁垒。六个城市圈都应该首先实现城市圈内的一体化，其中最急切、最便利也是最简单易行、投资最小的一体化包括通信、金融服务、邮电、交通、电信服务、广播电视的互通互享等。这种软件一体化比盲目圈地投巨资建立城市圈城际的轻轨和高铁更能产生效益，也更急切、更惠民。

　　(五)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能否主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是中部六大试验区成功的关键。中部能否实现真正崛起、六大试验区能否真正实现示范职能取决于中部各省市政府是否真的想、是否真的愿意、是否真的能面对体制上、意识上、工作上的问题进行自改、自新、自强，敢闯敢干而不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是否真的寄望于自力更生而不是寄望于中央的特殊政策、重点支持和扶持。为此，中部六省应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来进行创造性的开发建设。对于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而言，应加快推进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和人才管理、土地管理、对内对外开放、财税金融、城乡发展、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制体制创新，率先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机制体制，积累传统工业化成功转型的新经验，培育城市群发展的新模式。对山西而言，则应加快推进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进一步深化山西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而言，则是要探索生态与经济并重，生态带动经济发展的发展路径。而皖江经济带以及赣南地区来讲如何承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的产业转移，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科学发展新模式。而这些试验和探索都要求各试验区政府要有当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者所具有的“敢闯敢干”的改革家精神。这种精神显然是与各试验区的试验性融为一体的，是试验区上升为特区所必须要具有的品质要求——特区精神。因为新时期的区域开发除了发展经济外还要兼顾其它职责，比如需要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协调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屏障安全等主体功能的实现。加之，当前“民生为本”、“低碳化”、“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区域的赶超将更加困难。从而使得特区精神对试验区的建设更加重要。

　　［1］杨伟民.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定始末［N］.中国投资，2011－4－13.

　　［2］陈栋生，罗序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中部地区科学崛起的新引擎［J］.江西社会科学，2011，32(1):193－197.

　　［3］张湖林.论促进中部崛起的城市带动战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31(1):105 －109.

　　［4］张合林.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理论基础及其政策完善［J］.郑州大学学报，2010，43(1):68 －71.

　　［5］罗海平，钟坚.基于原生市场和转型市场的特区模式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2009，26(2):21－26.

　　［6］罗海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特区性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0，(8):10 －11.

　　F061.5

　　A

　　1001－862X(2011)06－0029－006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度研究项目“中部地区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及其实证研究”(JD1001);江西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中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10YJ27)

　　罗海平(1979－)，男，四川南充人，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部经济研究;阮陆宁(1960－)，男，江西吉安人，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部经济研究。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