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晶

　　远远地看见小年，我大声唤：“妈。”他大声应了。

　　这样叫了好几年。后来渐渐大了，知道不妥，再不肯叫。偶尔遇见，他常常取笑我小时候叫他“妈”的糗事。

　　小年是我们村里的人，按辈分我该叫他叔。

　　夏天的黄昏是光的亮的，背负着轻的重的，抹不开的晚霞，远远的夕阳还没有落山，皮肤上带着汗水浸泡的黑白，乡村的农人都希望能借着夕阳最后一丝余光完成地里细碎的活。

　　小年吃了晚饭站在渠道埂上。他看看天空中远远近近的云，被夏日的夕阳染成红红黄黄一片，又看看在地里劳作的人，一个个满头汗水，被夕阳照得，也是红红黄黄一片。遇上归来的大奎和二奎，“明天么的天啦，这么辛苦做啥呢？天都快黑下了，还不早点归家弄一碗夜饭？做到老做到死，还不都是眼睛一闭，啥都没了？”

　　大奎并不理会，二奎却要和他辩上几嘴，“都像你这样，田都要荒了，饭都没的吃！”

　　“种田哪块费事哒？种子一撒，收的时候能收一下，总归饿不死的。”小年悠哉悠哉。大奎横了二奎一眼。二奎撇了下嘴，跟着走了。

　　母亲刚到家，洗了手，把中午的剩饭倒进我已经烧好的开水锅里。烧滚了就盛，滚烫滚烫的，就着中午的剩菜，晚饭也就解决了。听着村后好像有吵闹声，我放下碗一溜烟就去瞅。二奎被二婶关门外了，坐门口生气，“你说说，还是个人话吧，说我还不如小年！我哪里不如他了，比他好吃懒做了？”

　　旁边看热闹的小年不干了，“你俩吵就吵，咋还扯上我呢？我这样，不好吗？”然后提高了音量对着门，“嫂子，跟二奎过不下去，记着我点啊，不要骗人啊，都说我好，咋没见一个跟我的？”大家轰一声都笑了。大奎过来，啥也没说，把二奎拖进自己家去。

　　夏夜的黑，带着白天的余热四仰八叉地摊开来。偶尔一丝的凉风，已经让人舒爽不少。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洗去一天的疲惫，摇把大蒲扇，三三两两找个有井的人家门口，或坐或站，说说近来的风声，讲讲老人的往事。我最喜欢听小年说。他是万事通，说啥啥都懂。他说：“开过年来去湖北，湖北比我们这里冷哦，刮的风像刀，我洗脸都不用水，就用这个风刀。工地上有个小妇女，老是叫我洗脸，我又不欢喜她，还老是往我身上靠——”大家伙儿轰一下又笑了。“小年，你尽吹牛，这么多年，你老说有小妇女跟你好，怎么没带回来一个半个的？”

　　我琢磨着怎么用风洗脸，二奎耷拉着脑袋从家里出来了，大伙立刻顿了顿。二奎说：“凉快点也要出门了，找点事情做，待村里也不是个事情，种田种不出金豆子。”

　　小年：“你舍得二嫂？我家里要是有个女人，我绝对不出远门。”

　　大伙笑道：“你要是家里有个女人，都会被饿跑了！”

　　小年也不生气，“说的也是，我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不用发财，不做也没人管，你们还羡慕不来！”

　　一晃就到了年底。寒假放得晚，一到家，母亲就说小年带了个女的回来了。我书包一扔就去看。小年没在家，屋里头黑咕隆咚的，有点冷。有个满脸雀斑的女人，高高瘦瘦的，看我冒失地进门，也在好奇地看着我。我顿时有点囧了，想了会儿，叫：“婶子。”空空的屋子里有回音，我吓了一跳。她抿了抿嘴，笑了，说：“我叫美娥！”

　　我又红了脸叫：“美娥婶子。”

　　她笑得更深了，让我坐。那桌子像是我家偏房里那张旧的。小年家原来的桌子，中间有个大裂缝，能伸进一只手。有时候都怕碗会掉下去。

　　我不好意思坐，又呼哧呼哧跑了回来。

　　这年的春节前，下了场大雪。整个村子都雪白雪白的，路全部给封住了。却封不住农村人的热闹，炒炒米，做米酒，杀猪宰羊，鸡鸭鱼肉，包子团子，一样都不能少。谁家热腾腾的包子第一个出笼，小孩子就一哄而上，吃掉半笼，主家也是开心地笑。母亲拿了二十多只包子、团子，让我给美娥送去。地上有点化冻。冬天的黄昏乌沉沉的，我踩着烂泥走到小年家门口。美娥正看着门外的雪，看不出表情，看到我就笑了，“我记得你的。”我又有点不好意思，扭捏了半天还不晓得说什么好。屋里头很冷，天还没暗，已经开了灯。桌旁摆着两张长凳，墙角多了两张小凳子，堆着一些南瓜山芋啥的，显得屋子不那么空了。她穿了一件新的棉衣，是紫红色的，像新娘子一样。

　　远远地回头看到她又坐下來，忧愁地看着门外的雪。炊烟从村里的烟囱升到半空，又慢慢散开，和阴郁的天空连成了一片，分不清是云，还是烟。

　　大雪化开，春天很快也来了。田里的麦子呼呼地往上冒，绿得醉人。村里人都以为美娥会离开，她却没走。她学着村里妇人的样子，在门前种起了蔬菜。小年在镇上找了个事情，没出远门，只是出来溜达少了。

　　村里人忽然间有了默契，隔三岔五地总有人偷偷拎些米面什么的送到小年的家门口。有时候不巧遇上，彼此心照不宣地笑笑。

　　很快就到了夏天，我们也放暑假了。满村子地跑，村里的狗也跟着我们到处跑。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叫，我们就去抓知了。田里的田鸡呱呱叫，我们就钓田鸡。有一天，狗们突然齐声叫起来，村头来了个陌生的男人，一口外地的口音问美娥住哪？我们都警惕起来，相互使着眼色，不肯透露半句。他皮肤黝黑，瘦瘦小小的，看上去病歪歪的，还带着两个女娃，大的看上去才七八岁。小姑娘们也是黑黑的，见人就躲到男人身后，脏兮兮的小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稀疏的头发也贴到脸上，脸上的灰被抹成一条条花胡子。男人一边安抚着孩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信封上寄信地址写着我们村的名字。还是没人吭声。远远的，小年骑着个破自行车到了村口。他啥也没说，带着男人和孩子就回了家。

　　男人和孩子就这样住下了。小年照常上班，傍晚从镇上带点小菜回来。美娥学着用井水把门前冲上两遍，和男人一起把桌子搬出来，放上小菜，倒上三杯小酒。他们很少在村里走动，只有两个孩子偶尔会在傍晚的时候远远看我家门口的花。母亲向她们招招手，她们慢慢地移走过来。母亲回去拿了两个洗过的番茄，她们睁大眼睛也不接，也不吭声，然后扭头就跑了。

　　暑假很快就结束了，男人带着孩子走了。临走的时候，小年给孩子买了新衣服和新书包。

　　美娥还是没走。她学着村里人的样子，扛着锄头去地里。这年小年的地里破天荒有了好收成，他用他那个破自行车驮着稻子问母亲，电管站在哪？

　　入冬的时候，美娥俨然成了村里妇人的模样。遇上下雨天，她会挎上针织篮子去二奎婶家。篮子里的毛线是枣红色的，暗暗的。二奎婶笑着问：“小年的？”她“嗯”了一声。二奎婶看她兴致不高，问：“想孩子了？”她低下头，好半天才轻点了下，似乎怕被看出来，把头埋得更低了。

　　二奎婶叹了口气，“都是当妈的。”也默声不说话。停了会，她又说：“你把孩子接过来吧，在这边上学，以后就在这边成家，多好！”美娥抬起头，眼里似乎有了一点亮光，想了想，又暗淡下去。窗外的风隔着玻璃呼呼地吹，天有些暗，似乎又要下雪了。

　　开春之后，村头的树还没开始冒芽，寒风吹在身上，冻得人直哆嗦。美娥说她也想出去打工。小年说，我陪你。两个人一起收拾。小年头发剃了个板寸，根根立在头上。美娥给他戴了帽子，板寸看不见了，眼睛里闪着光，枣红色的毛衣衬得更高挑精神了。他和二奎说，地里还有麦子，等收割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收。

　　刚刚初夏，麦穗卯足了劲在灌浆，桑树长得高了。村里人开始养蚕，肥嘟嘟的蚕趴在桑叶上呼哧呼哧地拼着命在吃。小孩子除了帮家里采桑葉以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满地里找桑果，每个人的嘴都吃得红红黑黑。小年回来了，没有美娥，也没有人问他美娥去哪了。他又开始在渠道埂上来回走动，吃吃饭，剔剔牙，找个人就聊聊闲话。

　　他说：“玩数字游戏？”

　　我早已洞察了游戏的规律，再没有兴致了，“不玩。我还有很多作业呢。”

　　他又走到别处，看看天空中远远近近的云，初夏的云白团团的，风儿柔和而温暖，再看看地里劳作的人，地里大多是不出门打工的女人。他说：“二嫂子，二奎自己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把你一个人留家里干活，苦巴巴的，早点别做了，也跟人家学着打打牌，多舒服啊！做到老，做到死，还不是眼睛一闭，啥都没有啦！”

　　二婶抬起头，回道：“你啊，就剩一张嘴了！”

　　金黄的油菜花已经谢了。阳光从云朵的缝隙里撒下一片片的光，被风吹得到处跑。不远处有一块地里，麦子稀稀拉拉的，像是瘌痢头。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村子，渐渐地也似乎远离了村里的故事，只是偶尔听到母亲谈及村里的人。一次陪着母亲下乡。远远的，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头走来，很瘦，面目填满了岁月的沟壑，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仔细看了才发现原来是小年。他穿着件深咖色的外套，里面一件枣红的毛衣，露出来的领子油腻腻的，发亮。我提高音量叫了声叔，他咧开没几颗牙的嘴笑了，“你小的时候还叫我‘妈呢！”我也跟着笑了。

　　听人讲，现在村委把他送到镇上的养老院了。一日三餐，吃住不愁，还有零花钱，他似乎一直过着他想过的那种日子，又好像不是。他看了看天空，晴空如洗，万里无云，又看了看地头，以及地头劳作的村里人。村里现在大多都是些上了年岁，又不愿和子女一起住的老人。不用种田，闲暇的时候摆弄摆弄些蔬菜，养些鸡鸭，时不时送一些给城里的子女们。小年坐在那个老井旁，耷拉着。二奎拉扯着一大群羊从渠道埂上走过，几只小羊羔围着羊群蹦蹦跳跳，路边有一棵花椒树，还残留了没收的果子零星地挂着，红红的，远远闻到淡淡的香气。二婶看到我，端了把小椅子到门口，问：“你爸还好吗？”我说：“还行，每天打打小牌，偶尔还出去四处走走。”一旁小年又看了看天，“不早了，要回去了！”

　　我疑惑地问：“回哪？”顿了下，“哦——”

　　去年冬天，母亲说，小年在养老院不小心摔了一跤，躺了几日就不行了，正是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丧事也没通知几个人，就给简单地办了。听说他的包里没有什么私人物品，倒是有两个女孩子的合影，看上去30多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