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林

　　

　　一

　　顾彬先生：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里反复提及一个概念“KITSH”。有关这个捷克词语，中国一些翻译家翻译成为 “媚俗”，或者，干脆音译“刻奇”。所谓“刻奇”，就是一些人喜欢在滥情，在最平常不过的生活里附着上无限“高大上”的意义。比方说一位美国政治家，看到自己孩子在草地上玩耍，会由衷赞叹：“他们多么自由，多么幸福！”昆德拉真心认为这位先生就犯了“KITSH”的毛病。可是，人为什么不能“媚俗”？我们就是爱滥情，就是乐于用廉价的幻想把自己捧上云端，然后轻悠悠地飘着、浮着。意义不会使我们沉重，只会让我们轻松。唯有生活是重的，轻松值得被称颂百遍。不过呢，与媚俗相反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没有想过呢，顾彬兄？一些人在仪式的庄重中，意识在不自觉地逃逸到一种尴尬的状态里。就是说在特别神圣的时刻，人的意识却跳到特别污秽、不堪的想象中，这种状态你有没有？好似人的大脑突然触动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始的世界。对，一定是突然触动的。就好像“文革”里说“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那一“闪念”。我觉得我经常有，兄是大批评家，善于命名，可否为小弟解解惑呢？因为我很想就这个应该人人都有的思维小活动，写一篇小说……

　　最近，青年小说家陶林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从小说界的现状谈起，说着说着说起什么污秽的思想——这真令我情何以堪。他说了一大通，无非是说意识与潜意识么，我很想劝说他找几本弗洛伊德读读不就完了么。又怕他下一封信喋喋不休地跟我说啥弗洛伊德，没完没了地搞自我感觉良好，却已已然落伍的“高大上”。老实说，作为文艺评论家，我一看到“昆德拉”之类的小资词汇头就大，觉得能沿着这位先生思想进行思考的人，要么是真小资，要么就是没脑子。陶林显然不属于前者，而且男人之间没完没了地聊文艺，十分别扭的事。

　　我跟这位陶林是在一次文学交流会上认识的，这位先生是一个自视甚高却不怎么得志的八零后作家——至少，在那次交流会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还记得那次会议的主题，主要研讨最基层青年作者，如何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社会的“正能量”。会议开得很闷，邀请的都是类似陶林这样不甚知名的“草根作家”，开着开着就偏离了议题，变成这帮人感叹发表难、出书难、出名难的诉苦会，“正能量”好似顿时荡然无存。

　　正巧在那次会议上，陶林就坐在我右手边。是他主动找我攀谈起来的，他说看过我跟我好友、小说家黄孝阳先生发在《文艺万象》杂志上的对话。他说他认识小说家黄孝阳，是老黄的好友。老黄是我至交的好友，是个不错的小说家，经常把我的见解写到他的作品里。我也喜欢用老黄的小说写评论，阐述自己的文艺观点。目前，老黄在国内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涅槃集团做编辑。而我，则有一本专著要出版，正好插在老黄责编的丛书里。好友的好友不是外人，所以，对于自称是“老黄的好友”的人，我还真不好不搭理，陪了他聊了半天，最后还互留了电邮、电话之类的。结果，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这样，一来二去，这位先生就跟我自来熟了。他好像遇到一个知音一般，总是喜欢滔滔不绝地写大封大封的电子邮件给我，要跟我探讨艺术、哲学、美学、未来等等问题。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倒不是不喜欢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貌似是我们学术的根基么。但是，我觉得这位没有念过大学的先生，可能太不了解我们高校教师的工作情况了。我要做的研究很多，每一个研究对应着严格的课题，每个课题要有一堆的表格要填，一堆非常细致的论文要写。我要去关心这些泛泛无当的问题，实在是太奢侈了，只有像陶林这样无所事事的人才会乐此不疲——据他自我介绍，说在我家乡某县的民政局陵园管理处搞档案管理工作——我×，这算一份什么工作。

　　当然，其实我跟这位先生并不是什么都聊不来的，也不是因为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工作，或者学历差距问题，我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种没有素养的人，至少在小说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不少共鸣的。只是，我最近比较烦，各种烦，好似刚刚搞定了讲师的职称，把新房子装潢搞定，迎接孩子出生、长大，一转眼明年就要评副教授了。我的论文都达标，就是缺少课题。课题，课题，该死的课题……真要了我的命了。本来，我有一个十足的把握做一件文艺批评的课题。可是，有同事提醒我文学类的似乎太“不见水准和智商”，评委专家们很难通过立项。此言在理，我得推翻我的“路径依赖”，重起重打桩，今年所有的评论约稿都要搁到一边去，做一个“词义学与文学能指层次分析”的课题，以后一鼓作气把正教授的职称拿下，再回头搞我热爱的文艺批评。所以，陶林可能并不知道我的处境，以为我多大的能耐，应该为他这样的作家做些什么——不是我不愿意这么做，而实在是时机不恰当吧。

　　就在这关键的当口，我最敬爱的父亲、顾炎城教授已经是癌症晚期，将近弥留了。我得一边准备着自己的课题，一边在父亲的病榻边照顾着他老人家。

　　二

　　我父亲顾炎城教授，在我老家的一所文理学院的教育系教书育人一辈子，主攻高等院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教学与研究，一辈子发表论文近300篇，其中有100多篇在国家核心级期刊发表，出版过专著5部，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两项，省级科研课题5项，多次到美国和欧洲的高校访问交流。应该说，在全国高校思品领域里，他老人家还算是卓有成效的高校思品研究专家。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我的父亲为荣，不顾他的反对，读研、读博，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大学老师。也是一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父亲的用心，为何反对我留在校园里做老师。现实和理想，差距简直是天高地远。比方说，我本来兴趣极大的科研课题，不知怎么搞的，弄到现在，成了我最头疼、最烦心的一个负担。

　　就在照顾我病重父亲的时候，我们父子还为课题这件事，闹出最后一点点的小纠结。父亲生前有最后一个课题没有完结，有一部如何在网络环境强化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书稿，写了还剩三分之一的篇幅。他老人家不幸查出癌症来了，手术了，化疗了。这段时间内，他放下了工作，一直没有去碰那份书稿，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完全康复，一定会回到书桌前写完这份稿子。然而没有想到，癌细胞复发和扩散得竟这样地快，我哥哥把他安排到北京最好的医院救治，都没有扳得回来。

　　在生命的最后一程，父亲主动要求回来，到我们所在的省城进行治疗。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们商议聘请好护工照顾。而父亲却点名要我来陪伴他，他想在病榻上，把他书稿的最后部分口述完毕，他觉得只有我有这个能力帮助他完成心愿。照顾父亲我是愿意的，但我实在不愿听从他的要求，帮他录什么书稿。我希望他在最后的一段光阴安心休养，静静地回忆一下过去，特别是回忆回忆与母亲一起的日子。她已经离开我们有8个年头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也有课题要准备，有一堆的表格要填，一堆的资料要爬梳整理，一堆的论文要写，写完了还要烦发表的事，又是省级期刊、国家核心期刊、数据库收录等等……没完又没了。

　　我原准备把我的书桌搬到父亲的病床边，利用晚上陪他的间隙完成这些事。可是，在这件事上，父亲简直较真得过分，他花了比忍受癌痛还要大的力气呵斥我，坚持要把口述的工作做完。不仅如此，他还善于通过哥哥姐姐向我施压。我哥义正词严地跟我说：“小彬，你就遂了爸的意。他老是一辈子的模范教授，就算走，也不愿意自己欠着谁的东西。他说他一定要争在闭目之前，把他的课题做完唉！”

　　我就跟我哥争辩：“我不是不愿照顾他老人家。可是，我也有自己的课题要做……不是，他老人家这时候了，还管什么课题呢，他应该全身心地休息啊……”

　　我哥有点火了，带着非常不屑的口吻说：“你不能这样，你这是不孝啊！你是搞文艺学的，说不好听的，那些狗屁课题有多大意义？搞一项就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增加很多的GDP？你不听爸的话，看我揍不死你！”

　　我家的老大哥顾杉董事长是一个自主创业成功的大老板，曾经在本省商贸厅做公务员，上世纪90年代辞职下海，生意做得很大。他老大可是我们家的荣耀，不仅成功地培养出了赴法国巴黎电影学院留学的富二代千金，让咱家不出三代出了个“贵族”，还能给我们引进了“二奶”这个新的家族成员（据我二姐爆料，可能还有“三奶”），还为我爸添了一个“私生孙”、给我添了一个“私生侄”——一般不生产“成功人士”的人家，谁能有这样的亲戚？

　　这种成功人士，无事时说话带着七分的牛逼劲，有事时更有不容分说的霸道，是我平素最烦的那号人。是我老大，所以平时我能忍就忍。不过，这次他这话格外刺耳，我有点忍不了，我说：“滚你个臭蛋，你跟我到妈遗像前说‘不孝’去，叫你的老婆来！”

　　提及我妈和嫂子，正是我老大的软肋。8年前，他和嫂子闹离婚，搞得整个家庭鸡犬不宁。我嫂子曾经也是个老大学生，也在省级机关工作，平素文文静静，是家庭的模范长媳。可真和我哥闹起来，她所爆发的能量惊人得厉害。听二姐说，她慷慨陈词，指责我们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教子失当，把一个好好的正直、聪明的大学毕业生、政府机关干部，搞成了暴发户一样的禽兽等等。据说吵架是相当厉害，我当时正在读研，被交流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无法确知我妈的突发脑溢血是否是因为这件事而起的。等我从香港急匆匆赶回到家，与我妈遗体告别的时候，整个家庭出奇的平静，没人跟我聊聊原委。我哥哥嫂子也不闹离婚了，名分还在，可确实又分居了。

　　大概是我提到了妈，我哥也觉得自己说得过分了，他换了一种商量的口吻给我下命令说：“四爷，你也是成家立业的人了……话我们不多说，反正你得听爸的，现在不是我们哥俩闹情绪的时候！”

　　怨归怨，没有办法，我还是挤出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与同事调了无数次的课，利用一切能用得上的时间，帮助父亲完成最后的专著。我也顾不得照顾尚牙牙学语的孩子了。忙碌的老婆也微有怨言，不过这种生死事大的问题，她也不好发作太多。

　　其实，我倒也不怎么累。我哥给父亲包了一个特需病房，雇了三个护工，分三班轮番帮我照顾父亲的日常。哥哥和两个姐姐也轮番来照顾父亲的吃喝拉撒。大家分配给我的职责，只消陪在他身边，等他神智稍稍清醒、身体不是那么的不舒服了，就帮他记录专著的文字。老实说，因为工作搁置了这么久，还有癌细胞的干扰，其实，父亲对完成他的专著已经完全地糊涂、完全没有谱了。每天，他突然想起一段，我就记录一段，然后整理出大致头绪来，逐字逐句地完善、打印出来，再念给他听。他会指示哪一个词用得不准确，那一句话需要再推敲等等。他的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很大程度上，我相当于帮助他代笔在写后续的书稿。随着父亲身体状况越糟糕，我的代笔程度就越大。到最后，父亲虚弱到连口述都没有精力了，只要睁开眼，看着我在工作，就会欣慰地笑笑。如果我不是在弄他的书稿，他会皱眉，露出非常难看的表情，甚至比癌痛来袭还要难看——我实在扛不住。

　　代笔就代笔吧，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做《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是那位因抑郁症自杀的明星威廉姆斯演的，讲述的是一个父亲为儿子无止尽的付出。那真是一个最好的父亲，在中国也不是没有翻版的。可能国内一堆的社会毛病，都是由这样的“好父亲”造成。今天，我却愿意做那个为父亲付出的儿子。这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从故纸堆里翻出父亲的5部专著，还有仔仔细细读了他那发表过的一堆论文。可能我对高校思品这门专业实在不熟悉，实在分不清父亲不同时期的论述有什么样质的区别。只得硬着头皮，找来一堆的本专业类似的资料爬梳整理。对于做文艺学的学者来说，思品专业的资料实在是太枯燥了，我得看大量的教育文件汇编、读近三年的核心期刊，翻一大堆的论文。很多不能省的工夫，包括一些资料出处的原文查证，我都一笔省却，希冀能加快速度，赶在父亲走之前把书稿完成。医生已经跟我们都交过了底，父亲顶多还能有三个月的光景。

　　我是在慌乱无措中失去了母亲，但却是在有步骤、有时序地失去我的父亲。失去母亲的痛，是突发的，是剧痛的，但快刀斩乱麻，并不似今天将失去父亲这么难挨。每每深夜里，当护工照顾好父亲安睡片刻，我独自在医院走廊里逡巡之时，想到我将一下子无父无母，在人世间变成了一个孤儿，总忍不住要暗自哭泣。其实，我更想乘着父亲清醒的时刻，与他老人家聊聊天。可是，每当我兴致勃勃地惹起一个话头的时候，我父亲总是催促我说：“这些事以后再说，小彬，帮帮爸！”

　　三

　　我的工作，除了帮父亲代笔那部专著之外，就是负责接待看望父亲的来宾。在父亲生病住院期间，父亲的兄弟姐妹、学校领导、老同事、老同学、学界同仁、旧交、学生等等都前来看望父亲。父亲还是市里一个民主党派的主委，他的党内同仁、统战部门领导、市老干部局领导都特地从老家的那个城市赶到省城医院，看望慰问他。最烦人的，还有我哥哥、姐姐、姐夫的亲戚、同事、部下、朋友、领导，以及我的领导、同事、朋友，我的岳父岳母、我老婆的同事、朋友等等。来看望父亲的人如此之多，我每天除了吃水果，再也吃不下其他别的什么了。

　　我大哥的心愿终于达到了，每一个来看望我父亲的人，都盛赞我父亲的敬业和我的孝道。每一个看望我父亲的人，似乎事先都知道他在病中还坚持着事业的理想，努力抢在死神之前，完成遗著。所以，大部分人来，一是劝慰我父亲，一定要好好休养，争取早日康复再完成课题；二是褒奖我，赞许我恪守孝道，弘扬了传统美德。他们都询问了书稿的进度，嘱咐我不要太累等等。

　　只有我老婆想得起来关心到我自己的课题进度问题。我老婆在我们学校的生物学院教书，是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神经学博士后，学历比我高，职称也比我高，已经升副教授两年了，科研成果一小堆，每年能发表SCI论文七八篇。家有牛妻是真高知，不服不行，在我们家里，绝对不存在大男子主义这一说法。

　　有一天晚上，她从学校赶过来，给我爸喂过了饭，跟我聊起了各自工作的近况。因为父亲的病事，宝宝已经被她送到我岳父岳母家暂带着了，她在家中倒不是那么累，可以全身心地准备手头新的课题。

　　我听了很奇怪：“你又要报什么课题，不是刚刚获了一个奖的么？”

　　她说：“省里一项新的人才工程，学院号召大家报，我正好有关于突触研究方面的东西。院长说报我就报了，因为项目可以有一百万的资助。”

　　我老婆是那种天生的科研人才，她的头脑简直就是为学院制度而生的。因此，我很好奇：“什么突？突触，突然触及？……”

　　她一边帮我洗着衬衣，一边兴致勃勃地跟我解释道：“突触啊，就是突触……跟你说你也不懂。神经元的信息传导方式，有些生物是电传导，更多的是化学传导，比如人。人思考一切问题，本质上就是神经突触的生化活动。我新近发现有一种肽类酶对正常神经突触递质有干扰，想就这个问题挖挖看。”

　　我听了，自然是一头雾水，满肚子的不明，突然想起来陶林写给我的那封电子邮件，就问她：“有个朋友写信问我，人有时候会搞不清自己在某种场合下，脑子里应该想什么？是不是突触有问题啊？”

　　我老婆一愣，问我：“这谁知道？我只研究原理，不研究应用。”

　　我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信口胡扯：“亲爱的，你还别说，我想想，其实这是个好问题。从小到大，我时不时为这个问题而感到小小困扰。你说，人们在一些异常庄严的时刻或者场合下，脑子里应该想些啥呢？这个问题从在小学里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就困扰过我。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刻，是一年级，我们要加入什么少先队。我站在大操场上侧耳倾听着高音大喇叭的叫声。广播着一位佩戴着三道杠的高年级女生尖尖的嗓音‘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红领巾这些词语。我听得有点懵，脑子里想到的没有任何积极向上的画面，却是小时候看到邻居女孩子在树荫下撒尿……”

　　我老婆顿时正色起来：“你在说啥呢？”

　　我赶快把话头咽下肚子：“没没，没说啥……”顿觉语塞，憎恨自己太想放松了，就算是自家的老婆，也并不一定可以无话不谈——该死的陶林！我忍不住要骂他一声

　　我老婆又警觉地追问：“对，你那什么朋友？男的女的？还写信给你！是不是上次在什么研讨会上认识的那个美女作家？”

　　我赶忙跟她解释道：“不是，绝对不是！男的，男的，是一个脑子里突触有点问题的草根作家，一个受什么肽酶干扰太多的人！我向你保证，一定是个死老爷们！”

　　老婆被我逗笑了，突然又忧心忡忡地问我：“老顾，你明年也要评副高了啊，总忙着爸的事情，自己课题进度怎样了？赶得到6月之前报审啊？”

　　我指了指一堆思品的资料，跟她解释说全部精力耗在帮父亲忙完遗著上了。我老婆的那股子理工女在国外读书修炼出的心直口快劲又爆发了：“你们这一家人真好玩呢，怎么什么事情都赖着你。你哥，你姐，都是做大的，一点不；再说老爷子，我又不是不读书的人，没觉得他的课题有什么非……”

　　这时，我听到父亲“唉”地哼了一声，慌忙捂住了老婆的乌鸦嘴。

　　四

　　我终于赶在父亲昏迷之前，完成了他的遗稿。父亲象征性地审阅了一遍，提出两三点修改意见，接着，他就一头跌入到半昏迷的生命沼泽里去了。

　　接下来的一截工作，本应该全部交给我哥来打理了。他拿了书稿，找到丛书原定的出版社，补了些钱，催他们尽快编辑出版，哪怕先出一二十本的样书。他还要帮一件对成功人士都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是帮父亲找一处烈士陵园的墓地，把母亲迁过去。这是父亲最后一个遗愿。

　　一天，神智特别清醒的父亲特意跟我说，他身后不想葬到公墓，每次到母亲墓上看看，普通的公墓一片乌烟瘴气的，感觉很不好。他觉得自己和母亲都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生爱清净，死爱清净，宁可到大海里把骨灰撒了，也不要葬到普通公墓里去。我们召开了家庭会议，我传达了父亲的遗愿。大家商议，确定无论如何不能洒了父母亲的骨灰，一定要找一处烈士陵园的公墓。我们就把这件事压给了能说会道的我哥。

　　可这件事并不是光花钱就能轻易搞定了，忙碌了一周，我哥都没搞出什么头绪来，人找人，人托人，门边也没摸着。我们怨死他了。

　　就在我哥一筹莫展之际，我倒想起了给我来电子邮件的陶林。这个突触有问题、毁了我人生的家伙，不就在什么陵园管理处搞档案工作。我遂打了个电话给他，抱着试试的心态问问他有没有门路。没想到这小子在民政系统上下还颇有人缘，第二天就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忙不迭把母亲的骨灰迁到那个烈士陵园的墓地里去，把各项事情安排妥当。

　　父亲的专著终于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出版了出来，放在他的枕边。看着最后一部专著红彤彤的封面，他老人家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我们还特意请来父亲的好友、他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校管理专家贾家华教授来，跟我的父亲聊了聊这部专著。贾教授认真地读完了专著，充分肯定了父亲的学术成就，认为这部书是我父亲学术生涯的一份良好总结，也是本领域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更可贵的，是父亲这种锲而不舍的科研精神，已经是全校老师心中一尊无声的丰碑了。贾教授点开了自己的手机，打开了学校的网页。我们都看到了网站头条正放着“情深深永系杏坛——向治学终身的顾炎城教授学习”的新闻。压题的，是我父亲半躺在病榻之上口述专著的照片，格外清晰，很有陈寅恪的味道。我则面目模糊地坐在病床边做着记录——我都记不清是他们学校的哪一拨人来访时拍了这张照片。

　　临终的父亲被贾教授的话、还有这张照片给感动了。他拉了拉贾教授的手，两眼淌出两行清亮的泪来。这是父亲入病以来，唯一一次流泪。我们都忍不住在他身边流泪不止。

　　经历最后一个月的病情反复，不到5月，父亲终于是走了。临终前，他的心性特别清晰，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除了墓地这事。他还要求我哥答应他，丧事无论如何要从简，不要送花圈，不要播哀乐，追悼会上只要像巴金先生那样，循环播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说，那是他最爱听的曲子。

　　我哥的女儿、两个姐姐的儿子，还有我的女儿小球球都跟临终前的父亲见过了面。最终，父亲还特别要求我大哥把他的私生子领过来，让他再看一眼。看着自己已经6岁的长孙，父亲忍不住摸了摸他胖乎乎的小脑袋，跟大哥指示说：“认进门吧！”我老大是哭得不成人形。为了这事，我嫂子带着大哥的女儿又到父亲病床边大闹一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些不值得一提了。

　　父亲的遗嘱也干脆利索：母亲的首饰、一些号称是传家宝的小古董（估计也值不了几个钱）留给了我大哥，所有的图书资料捐赠给学校，大姐二姐各分到了5万元的存款。还剩下10万元的存款，遵照父亲的要求，也捐给他的学校，设立为“炎城奖学基金”，分期20年奖励给品德优秀的学子。

　　父亲的遗嘱中，把他和母亲的那栋130平方米的公寓留给我，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他的一大套学术笔记和手稿。他希望我能在以后的岁月里好好治学，传承薪火，有暇之日，将乃父的遗著整理成文集出版——这个，我自然是不会辜负父亲的。

　　不过，父亲就留下了一栋房子完全由我来继承，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父亲的整个治疗，一直都是我大哥花的钱，花了好大的一笔钱，就算有医保报销加上抚恤金，估计也抵不了多少。我找大哥商量这件事，真心询问，是否有别的什么遗产分配方案。

　　我的老大冲我用力地挥了挥手，说：“你别烦，这事就这样。这事是爸跟我很早之前就商量好的。大彤，二彤姐妹俩都没什么意见——就算有，也得保留。老人家的遗嘱是铁板钉钉，我的律师已经存留了。”

　　我就问父亲医药费的事。我老大说：“养儿一场，花点钱算啥。我其实很想为老爸做事，可是把书丢了这么多年了，公司又那么忙，没办法帮老爸完成心愿了。好歹，你在他身边陪了这么久，我全为钱忙了……”

　　我虽然有时很看不惯大哥，但觉得骨肉亲情，还是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我在省城买房还借了大哥一笔钱，也想拿这栋房子抵给大哥，就探探他的口风。结果，我老大突然狠狠地说：

　　“这事，日后再说。我那儿子，爸已经认了。爸都病成这样，你嫂子还跟我闹。这个婚，我一定要离的。这个混女人，要分我一半的财产。我这时候不恨钱少，就恨钱多……”

　　五

　　因为遗著以及捐赠的出版，父亲成为了“感动全市”的美德人物。家乡的市民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曾有这么一位为人师表的好教授顾炎城同志。无论怎么说，我父亲都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教授、一个好人。他真的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学术和讲台。

　　大家也都知道，顾教授临终，由小儿子记录口述的遗稿。我就是他的那个小儿子。虽然为了父亲的事，我耽误掉自己课题的申报，也耽误掉了副教授的升格，但我不后悔，毕竟我能够有幸陪着他老人家走完最后的一段道路。因此，父亲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最终，还是由我来发言。

　　召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赶到殡仪馆来追悼我的父亲。其中包括我的文友、小说家黄孝阳。很奇怪，我倒希望陶林能来。可陶林偏偏没来。我没料到老黄能来，可老黄偏偏来了。我跟老黄握了个手，带着感激之情告诉他：“你的那个好朋友，陶林，人真不错，够意思！”

　　老黄一脸的不解，反问我：“陶……林，是谁？”来宾很多，我顿时心中有数了，就没跟黄孝阳再多聊什么。

　　主要的一些家属和领导到齐了之后，我就要发言。我准备好了自己的讲稿，觉得今生再不会有第二次类似这么肃穆的发言了，除非某一天能站到诺贝尔奖的讲台上。面对着一张张哀悼的脸，我感觉到浑身彻骨的冰冷，牙齿有点发颤。我强忍住悲伤，念起了稿子：

　　“我尊敬的父亲顾炎城教授，是一位成果斐然、品德崇高的大学老师。老人家一生主攻高等院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教学与研究，曾发表论文近300篇，其中有60多篇在国家核心级期刊发表，出版过专著6部，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两项，省级科研课题5项，多次到美国和欧洲的高校访问交流。在全国高校思品领域里，他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研究专家……我的父亲他一生正直，热爱本职。他是一个善良、慈祥、富有爱心的人……”

　　稿子读到这里，我脑子突然一顿，努力想记起父亲慈祥的脸庞。可是，父亲还没有火化，但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把他的音容笑貌给忘记了。我顿时汗如雨下，牙齿打战得更厉害。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结果越是想做到这点，就越无可能——长时间的冷场，大家都等着我的下文。没有想得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我脑子里首先蹦出的一个词，居然是我太太的声音：“突触”。

　　“突触，突触，突触，”我想我脑子的突触一定被什么酶给干扰了。那个“酶”必定是……“陶林！”

　　这个名字蹦到我脑子里时，我一下释然了，好似漂浮在脑海的一只魔瓶被打开了，我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父亲的一张笑脸来。这是一张多么清晰可感的笑脸啊，真实，温和，充满了友善的气息：

　　那是6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尚在南方一个大都市的一所大学里读博。父亲正好到这里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们两人约定到都市最繁华的地段碰个头，吃顿饭，聊聊。父子俩一顿饭吃得非常开心，很轻松，很放松。父亲抱怨这个会议枯燥无味，大家都在胡扯淡。我则抱怨学业枯燥无味，十分没有意思。

　　父亲因此鼓励我说：“在我们这，吃学问的饭么，就这么回事。别人怎么做，你怎么做，就成了，不用太伤脑筋。对了，小彬，你有女朋友了没？”

　　我如实相告没有。

　　我父亲皱皱眉问：“你小子，老实跟爸说，怎么可能现在都不动静呢，不是有断袖的……”

　　我脸一红，说：“没有没有，我好色得很，就是没碰到合适的吧。”

　　父亲仰了仰头，笑道：“不可能吧，你念文学系的，难道就没女孩子？还有……你的生理问题怎么解决？”

　　我脸不红了，顿时觉得，我们父子俩在距离家乡如此遥远的南国，说起这些纯粹属于男人的话题，真是有趣。我就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我嫌她们太笨。生理问题么，就这么忍忍吧，反正这么多年了。”

　　父亲笑道：“嗯，别自视甚高，眼太高、鸟空炮。我就不信你忍得住，20大几岁往30奔了，还真有你的，忍到现在，可以去当和尚、做修道士了。”

　　我本来想说妈已经走了两年了，你又是怎么过来的，但看到父亲一脸的轻松，不想把话题拉沉重了，便赶忙又把话头咽下去了，继续跟他打趣说：“实在忍不住，隔着这里两条街区，您可能不知道，是这个城市有精彩的去处，花上988，各种体验，应有尽有！”

　　父亲一脸的不屑说：“你小子蒙我，哪里要那么多？我上世纪80年代来的时，那里就有日宿旅馆，价格是20块钱；90年代来时，有歌厅了，还有浴城，一两百块钱足够；现在，顶多500元，足矣。你小子，可别被人坑了！”

　　话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抬头，看看令我都大吃一惊的父亲。两人双目对视，短暂的沉默，最后，不由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是的，父亲那一刻的笑容鲜明、具体、真切。我以为我完全忘记了它，但此刻却在我大脑神经元突触的间隙迅速传播，形成确切信号，传输到了我的视神经前段。于是，它无比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