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墨斋随笔
■陈继光
由杨乃武后人“不吃大人饭”想到……
散文家杨敏生兄，是杨乃武嫡亲的玄外孙，许是得承祖上文脉，所以文章写得闲逸淡定，几近炉火纯青。
那年，北京《作家文摘》报主编石湾兄来杭，相约共进晚餐，于是想到这位朋友。因为石湾兄一向滴酒不沾，我却嗜酒如命，席间无酒，谈话不爽，请他作陪，既能让他结识一位新朋友，又能陪陪我这位老酒友，皆大欢喜。
当时，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正在热播，所以席间闲聊，自然就聊到了杨乃武。于是敏生兄也就随意说起了两件有关杨乃武的逸闻轶事。
一是杨乃武出狱后，不敢再重操旧业，以养蚕种桑为谋，只是名声在外，四乡八里，仍有人远近赶来，央求代写诉状，有时碍于人情，只能答应，却从不落墨于纸，只是将诉状写在一张红漆的方凳（俗称“骨牌凳）上，让对方自己滕抄到纸上。抄毕，便用湿布抹去诉状，不留任何字迹。二是直到如今，杨家后人也从不吃小白菜，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确有私情，所以无论如何“小白菜”总是长辈，由此，小白菜这种蔬菜，便就成了杨家后人的切切禁忌。
敏生之所说，我当然确信无疑，石湾兄却闻所未闻、甚是惊奇。于是便将敏生的家世向石湾作了介绍。这一来，石湾兴奋异常了，居然破例倒了小半杯啤酒，与敏生碰杯，然后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说着一句话：把你所知道的都赶快写出来，我独家约稿了，独家约稿了！
我也在一旁怂恿，并建议敏生再仔细问问他母亲，以我判断，旧时，祖孙之间年龄是相距不远的，倘老人家能作些回忆，肯定可以发掘更多的鲜为人知、颇有情趣、让人过耳不忘的故事来。比如姨太婆（杨乃武的姐姐）后半生是如何过的？比如“小白菜”在准提庵为尼后，杨家对其如何？……敏生认可我的说法，还补充说：杨乃武写状子的骨牌凳，后来成为他母亲的嫁妆之一，一直保留在他家里。又说，法名“慧定”的“小白菜”76岁圆寂时，已是1930年，其时，母亲已是成人，肯定知道许多情况……石湾大喜过望，说：这餐饭吃得值，成全了一桩“双赢”的美事，既能提高作家的知名度，也有利于报纸的发行，还笑着表示：稿费一定“重”优！
他俩谈得投缘，一拍即合，我也很高兴。但我还是提醒石湾兄说，接下去要你多多催促，此人是台拖拉机，拖沓得很。敏生笑了，说：你别用激将法，这篇东西，我一定抓紧写！
本以为此事必成无疑，谁知几个月后，我在北京遇到石湾，问起杨文，石湾却苦笑着说：都差点儿开了好几次“天窗”了，他的稿子就是不来。我一听就急，当即拨通了敏生的电话，第一句话就直骂：“你怎能言而无信？”他那头呐呐着听完我的责备后说，他是真想写，但在“采访”母亲时，老人家说了一句话，他就不便再写了。因为老人家说：“我们不能吃大人饭！”
听他这一说，电话这头的我们都沉默不语了，都是江浙人，当然知道“不能吃大人饭”这句江浙方言的含意，它的意思是：无论是为名还是为利，晚辈都不能拿祖上说事，不能沾祖上的光，靠祖上的名声混饭吃……
应当说，杨家老妈是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但我从她的一句“不能吃大人饭”，不仅看到了老一辈对祖上的敬畏之情，也悟到了何谓“孝悌为先”的传统内涵，而这，能不让当下动辄吹嘘“我是某某的第几代孙”，或者不时宣扬“爹亲娘亲不如钞票亲”的那些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感到赧然吗？
“安全着陆”说
那日，一位老同学连着给我电话，非要我去参加他的一个“到时便知”的私人聚会，故弄玄虚，神秘兮兮的，好在他说参加的全是老同学，也就答应了。聚会在一家小饭店进行，图的也就是一个随意。我的这位同学又当迎宾又当服务生，直到十多个人满满挤了一桌子，还不知他葫芦里到底想卖什么药。我在与会者中最年长，就开口说；某某，你花钱请我们来，到底有何“企图”？他笑了，举起杯说，小弟别无他事，就是汇报一下：从今开始，我是一身轻松，正式退休了。听他这一说，大家都恍然大悟，于是都笑着举杯，祝他“安全着陆！”
“安全着陆！”虽是一句玩笑话，但确也道尽了官场厮混的一腔苦衷。不说别人，就说这位老弟，他当过县委书记，当了一个市的常委部长，最后调到省里，入主一个“高危”厅局。说这个厅“高危”，是因为他的前两任都“进去了”。所以当他到任之时，同学们为他接风，但那次大家的祝酒词，是希望他洁身自好，可别“先腐后继”也“进去了”，害得大家轮流去探监。也许是他记着那次“接风”，所以才有了这次“到时便知”的安排，以便宣告他的“安全着陆！”
但他的这一“安全着陆”，倒使我想起了一桩与他有关的事：一次，一位大学时的老师请我吃饭（他和我这位同学是同一地方人），“宴无好宴”，与座的还有一位老师的亲戚，此人想在老家接揽一个工程，工程要省厅批准，所以想请我帮忙和他这位厅长牵个线、见个面，以后一切全由他自己办了。老师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当面我只好呐呐，但过后我打电话对老师说：这种帮忙，还是别帮吧，接工程的人有多少小九九，你做老师的也许不明白，但说不准，你帮了你亲戚，却会让某某“进去”呢！
我一说完，与座者都呵呵笑了，同学说：谢谢老大哥替我做了挡风墙，人总是有软肋的，我的软肋就是重脸，当县委书记时，本来可以安排一个单独的住处，我却选择了一般的机关宿舍，“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中”，这样，想来“送礼”求情的人就有了顾虑，所以我当了几年书记，一清二白。
他的这一说，引发了一次同题讨论。都说，因“贪”而“进去”的，因“色”而“进去”的，是个人品质造的孽，进去也活该。但一不小心因“人情”而进去了，那就大大的不应该了。可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常见的是，坚持原则，不讲情面的人，常挨人骂；碍于情面，放弃原则的人，则被人赞。只是，只讲人情的结果，其实就是把“职场”等同于“江湖”，久而久之，不腐也黑。其中一位同学甚至无奈地“现身说法”说，人都生活在“人情”中，要避免“人情”的破坏力，也只能是“惹不起，躲得了”。当年组织上要他去某地任职，他找出各种理由死活也不肯去，实际上就是因为那地方是他老婆的娘家，在那儿“当官”，要是舅子姨子地找上门来，你受得了？就算不找上门来，亲戚中难免有低素质的，要是这色人等拿他的名字吹嘘生事，那还得了？
此言一出，举座哑然，静默片刻，一致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认定：人情，是“安全着陆”的最大障碍。我们这些人，一半都是“退”了的，另一半将退未退，可以保证都能“安全着陆”，但现在那些正“当红”的官场人士会不会因此“沉沙折楫”呢？！
饭局结束。我倚老卖老的一番“结束语”，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我的“结束语”是：“退了”以后，尽量减少出门应酬，免得在那种场合，与那些点头之交，再来一番虚情假意，更免得去当那些恋权者满腹牢骚的旁听者。在岗时，有工作的成分在内，自然有推脱不了的应酬，既然退了，那就一退到底，图个清静了，但老同学们的聚会，还是要有叫必到的！
我的中学老师们
我读中学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吃饱穿暖”对大多数同学而言，都只是一种奢望。别的不说，就说粮食定量吧，原本，中学生的定粮是每月33市斤，但后来为了支援“灾区人民”，“定粮”一减再减，最后就只有22市斤了。
22市斤的定粮，对于现在的中学生说来，恐怕是太多了，哪能吃得光？但那时物质贫乏，难得见到油腥，不像现在天天有鱼有肉有牛奶有水果，所以这22市斤定粮，对于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来说，真是“老虎舔蝴蝶”——一下子就没了。虽说有人发明了“三蒸饭”——将二两米重复加水蒸上三次——但其实也只是自欺欺人的饱了“眼福”，却根本不能填饱肚子。
而且，有定粮的城里同学还算是好的，农村的同学却连定粮也没有。他们每月所吃的，可说都是从父母嘴上省下来的。家境好一点的，主食能吃上薯干米饭、萝卜稀饭；家境差的，就只能吃米糠、吃豆腐渣；而菜更不用说，所有的人吃得最多的，几乎就是油炒盐（菜油拌食盐）。因此，常有吃多了米糠、豆腐渣而拉不出大便的同学痛得直哭，最后被送到校医室用肥皂水灌肠……
但是，就是在那种生活极端贫苦的情况下，同学们的求知欲却仍非常强烈——绝对没有像当下某些小混混，借贫困之名，去偷去骗去抢的现象发生——而这，完全应当归功于当时的老师们！
当时的中学教师，定粮是每月27市斤（有一段时间减到24市斤），工资也就52元左右。虽说老师们也要养家糊口，生活并不宽裕，但老师们却常常时不时地给这个同学几斤粮票、给那个同学几毛钱，有的老师甚至一从教工食堂打好饭菜，就直接跑到学生食堂，将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那些在喝米汤的同学……
大多同学都只有一双鞋子，来自农村的同学更是上课下课全是赤足当“皮鞋”；只有回家时才穿鞋子，因为最远的要走上四五十华里——他们都是住校的——于是每当周末，班主任就会来检查他们的鞋子，要是谁没有鞋子穿、谁的鞋子穿了底，他就会把自己仅有的那双橡胶鞋借给这位学生穿。……久而久之，班主任的那双橡胶鞋，就被同学们私下称之为“公鞋”了。
为了鼓励学生读好书，老师们也搞“物质刺激”，只是这种“物质刺激”都是老师自己掏腰包的。有一位单身的化学老师，她的工资大多成了“奖学金”：凡是化学成绩好而家境困难的同学，可说无一不得到过她的资助。而一位俄语老师，则更有趣，常会在周五傍晚让那些记不住单词、学不好语法的学生到她家补课，顺带吃一餐便饭。而吃过一两次“便饭”以后，哪位同学还好意思继续去吃呢？于是接下来，当然只能努力学习了！——但真是惭对老师，我也是吃过她几餐“便饭”的，俄语成绩却一直没上去，如今更是除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还能很不标准地说上几句，其他全都早已“大斯肥大尼亚”（俄语读音“再见”）了。
……拉杂写到这里，想到当下一些老师总在想方设法借办“辅导班”“补习班”之名赚钱、利用各种名目收受家长红包，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我们那时生活困苦，老师们却仍能全身心地教书育人；现在生活好了，与那时真是“天壤之别”了，为何老师反倒是那么“唯钱是教”了？
只是当下的老师何以竟从“为人师表”变成“唯钱是教”，则恐怕并非是一个“钱”字就可说明得了的！
“赤脚县长”的归去来兮
一位同学，曾是一个山区县分管文教的副县长。他的“仕途”与众不同，别人一般是当了一两届县长或副县长之后，升迁不了，就转到政协工作。但他，却先是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变成政协副主席，干了一届，竟又重新“出山”变成了副县长。
所以如此，原因据说有二。
一是这位老兄有一个特别的锻炼方法：不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每天一早，他总要在满是碎石的山路上，赤脚走上一个多小时。虽说他目的只是锻炼身体，但一个政协副主席不穿皮鞋，打赤足，却也成为小县城的一大话题。久而久之，“赤脚主席”竟成了人所共知的外号。二是这位老兄还是一个爱提意见的主。他总是直言不讳地为山区的文教事业鼓与呼；他认为山里的孩子爱读书。所以山区越是穷，就越是要创造条件，让孩子们能好好读书。因为只有读好书，孩子们才能真正走出穷山沟，成为有用之才，总不能让他们一代代地只能成为“农民工”！久而久之，他竟也被人调侃成是“唯教育论者”。
由于上述两点，所以在一次政府换届、讨论文教副县长人选时，许多人想到了这位“赤脚主席”兼“唯教育论者”，有人一提议，就获得了一致赞同！于是“赤脚主席”一个鲤鱼打挺，便变成了“赤脚县长”。
在他履新后的第二年，我借出差的机会顺便去看他。20多年不见，他竟是头发墨黑，嗓门洪亮。问他是否染发，他“炫耀”说，全天然的，如假愿罚。接着，就是向我“吹嘘”赤脚走路的种种好处，说是“坚持数年，必能见效！”——但这于我而言，却是绝难做到的，当然也就只能“心仪”了！
那天是周末，但他一定要拉我去看看他们新建的中学。从教育楼到图书馆，从学生宿舍到学生食堂，最后来到正在铺设塑胶跑道的体育场。我走得满头是汗，他却不无得意地问我说：怎么样？这所中学能否可入全省一流之列？我说，论“硬件”规模，那是没话说的，但“软件”怎么样？不敢随便恭维。他笑了，说，就目前而论，“软件”确还不尽如人意，但再过一两年，最多两年，我们这所中学必定是全省一流！
看看这所中学的规模，投入的资金肯定不少。于是我问：你们县财政肯投入这么多钱？他回答说，我们这一届政府有一个一致的认识，“最穷不能穷教育”！书记县长也都是山里的孩子，能不大力支持？接着他说起，这段时间，他最忙的是给高三的同学讲如何填高考志愿。因为山里的孩子很淳朴，消息也相对闭塞，不会填志愿。去年某某某（我们另一位同学）的儿子，是全省高考“状元”，结果竟考不进名校，只能退而求其次。而他们夫妻还都是老师呢！——这事我也知道，“状元”落榜的原因是，当时估分出来后，估算很正确，但志愿却填得很失算：第一批的第1234志愿，竟分别填的是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结果一家不录取，家家不录取……
次日，我应约上他家吃饭。许去早了一些，大门敞开，却不见人影，叫了几声，才从屋顶传来他的应声。上去一看，这老兄竟只穿一条裤衩，在平台上忙得满头是汗。一见我就连声“抱歉”，说他正在烧酒（酿酒），一时停不下来，让我先自己给自己泡茶！我取笑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手艺，是想以后当酿酒师？他笑笑说，从前山里人都是自己酿酒的，学了这门手艺，退休了，就能自己酿酒自己尝，当然很欢迎老同学能尝尝他亲做的“佳酿”！
一晃又是10多年，前不久，去他们那里参加一个活动，得知他已经退休，与其他退休者不同的是，别人都留在城里赋闲，他却“反朴归农”回山里老家了。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个电话，说要上他老家去看他。电话那头他连声欢迎，并详细地告诉我如何乘车、如何换车，他会在那个方位“恭候大驾”云云。我故意说：你不能叫个车来接我一下？他说，他自己不会开车，退休了，也不好意思再用公家的车了——他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听他这番认真地解释，我忍不住真想骂他一句迂酸！
“赤脚县长”的名气很大，驱车进山，一路问去，提他的名字，没有几个人知道；但一说“赤脚县长”，那真是“妇孺皆知”。就这样，70公里的山路也就只开了一个多小时，所以他还未跨出门槛，就被我堵在屋里了。
他住的是祖辈的老屋，一楼一底，格局老旧，庭院宽畅。楼上住人，他和老伴各居一室；楼下一是书房，一是堂屋，另有一披屋是灶间。廊下摆满了各式农具，屋后有几垄菜地。因为时间尚早，他就带我四处走走。沿着门前的小路，向西数百步，是一条溪流，涧很宽，水很清，溪边有几株两人合抱的古樟，古樟之间有一新近修葺过的凉亭，据说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凉亭不远处，散落着几间农家老宅，似已很少有人居住，所以四周显得特别清静。一句话：深山僻壤，生态自然。
问起他的近况。他说，退休后，曾有人想请他当“顾问”，但他都谢拒了；他想回老家养老，也有人很不理解，说一个县级干部不住城里住山沟，是否也太“另类”了！其实一个副县长又算个什么官？古代连宰相都有告老还乡、耕读桑梓之说，他又为何做不得？而他之所以动了回老家的念头，一是因为他想为老家的孩子做点事。虽说现在交通方便，通讯发达，但山里与城里相比，总还是有差距的。他回来了，就能在乡村学校兼个职，给孩子们讲讲故事，上上语文课。二是他的祖辈和父母都埋藏在这片土地上，以前工作忙，难得回老家一次，退休了，清闲了，他也想在老家多陪陪长辈，多尽点孝……
听了他这番话，很是感动，但又怎么说呢？我只能静静地随他一路走着。
返回时，已近中午，屋里居然多了不少来客，一介绍，他们是山村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他称他们是同事——桌上也早就摆满了各色农家菜肴，用他的话说：菜，是他自己种的；鸡，是他自己养的；鱼，是他自己下溪捉的——呵呵，这也就是说：全是“绿色食物”了！——而一就座，他老伴就端上了一大壶酒，不用说，这当然也是他自己酿的！
于是我调侃说，照这样看来，你们夫妻俩的退休工资可是花不光了！
他也笑了，连连说“是呀”“是呀”。但有人“反驳”了，这是那位中学校长，他说，依我看县长也是一个“月光族”，他在我们学校教语文，不但没有一分钱的讲课费，还每月都出钱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校长的话是一口气说完的，使得这位“赤脚县长”虽想岔开话题，却根本无法打断。
我有点冲动，就举起一碗酒，说，借花献佛，来，先让老哥我敬你一碗！说罢，我就一饮而尽——有些时候，语言是不能完美地表达感情的，但愿感情能完美地理解语言！
谁知这时，他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学校已经做好准备，下午要请你去给大家讲一堂课！我有点感到突然，但我能拒绝吗？
因为晚上还有一个活动，所以我得在傍晚前赶回县城，临别时，他送我一帧书法，泼墨恣意，笔力遒劲，让我赞叹不已！
上书八个大字：归去来兮，根在山里。
买一条裤子，难倒了两个数学博士
忽然想到添置一条裤子。老伴说，我陪你上某某商场买吧，那儿在举办“黄金周”服装大展销。
我一向不愿陪女人逛商店，也不愿女人陪我逛商店。虽说女人对购物很专业，但东挑西拣地啰唆不过，远不如自己看中意就买来得爽快。
老伴知道我的脾气，这次却“舍我其谁”地说：不陪你去，你买得端正？那里的折扣可是五花八门，连我都弄不太清楚，所以我想让小蓉他们也一起去！
我从小对数字不感兴趣，一见到数字就头痛，听她这么一说，也就默许了。因为老伴所说的小蓉，是她的外甥女，“他们”则是小蓉和她的丈夫。这对小夫妻都是数学博士，有他们在，我就省心多了！
也真是“黄金周”，硕大一个商场，上下八层全是人，各色服装更是目不暇接。但一看那些标价，就知道全是虚价，高得让人吃惊：衬衫都在1000元左右，休闲裤在900至2000元之间，西便装更是在4800元左右……
我当然一上楼就直奔主题——不像老伴她们那样东张西望——且很快就挑中了一条裤子，标价1280元。本来掏腰包付钱就是了，但一看有关打折的说明，我却目瞪口呆了。那上面写着：本专柜参加“满100元送50元、满500元再送200元购物券”的优惠活动，购物券可在本次活动期间替代现金在本商场选购任何物品。
天哪！这么复杂！买一条裤子本是很轻松的事，谁知竟像是进了数学考场，一下子让我云里雾里了。幸亏有老伴和两位数学博士在，那就退出“考试”，让她们代劳吧！于是征得老伴同意，先独自下楼了。——她知道我除了书店，其他任何商店都是不愿多待片刻的。
原本以为她们很快就能“搞定”，谁知在楼下抽了两支烟，居然还没下来，打电话催了几次，仍总是说：等等，还没结完账！真是怪了！幸好就近有一家书店，也能让我泡上半天。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手机终于响了，打电话的却是我那个当会计的儿媳。儿媳说，她也在商场了，账也基本结好了！我奇怪了，就问：买一条裤子，还要你也来帮忙？儿媳在那头说，是妈妈叫我来的，因为这账很是难结，小蓉她们都满头是汗，差点“晕”倒了！听她这一说，我忍不住呵呵笑了，想不到两个数学博士竟不如一个会计！
没多久，老伴她们果然下来了，一看表，从进商场到出商场，已足足过去了3个半小时，她们手中的物品，也已不光是一条裤子，而是3条裤子（其中一条内裤），两件衣服，两双袜子，实际耗资1600元。
事后，儿媳的一番解释，让我发觉这种“优惠打折”并不是什么数学运算，而是商场认准了顾客“不想损失”的心理，所谋划的一场营销运行。
比如，以我这条标价为1280元休闲裤为例，就设计了两个圈套：先是1200打对折，计600元，80元不满100元，就不能打折，不肯吃亏，那就得再买一件小物品（比如一双30元的袜子），于是再打折下来，裤子加袜子也就655元，不就比光买裤子却要付680元便宜25元？但是付出655元以后，就超过了500元，便又得到了200元购物券，而全商场的价位都很高，你虽花掉了这次的200元购物券，又会出现另一次200元甚至金额更大的购物券，这样，你就会卷入又一圈购物，陷入再一轮苦算！……
不知读者读到这里，能否头晕？反正我写到这里，真的头已痛了。所以，不要说是两个数学博士，就是十个数学博导，一进这家商场，恐怕也会晕得不知数字是何物，但是，不管怎么说，虽说这家商场的促销噱头不能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上这样的商场购物还能有什么乐趣呢？
你好吗？我的遥远而清纯的姑娘！
那年听说张艺谋先生为拍摄《山楂树》在寻觅一位清纯的女主角，不禁想到了我的一件往事。这是一件真实的往事。
如果略加虚构，也许可以写成一篇缠绵悱恻的小说。但我情愿以此写一篇短文。因为，文字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的文字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那是1965年12月的一天，我在长江以北的某地出差，中转时，住在一个县的政府招待所。也许是住宿的人不多，也许是看在我一身呢子军服的份上（当时能穿呢子衣服的人少之又少），服务员给我单独安排了一个四人间。本来这是好事。在气温零下2度的时候，使我能独自享受四床被子的温暖。谁料“夏天的汗，冬天的尿。”夜半时分，喝过酒的我却被尿给“整”醒了。
房间里没有卫生间，要方便，就得出房门，仗着年轻，血气正旺，也是睡意惺忪，心想反正“来去匆匆”，就裹着一件军大衣出门了。谁知当我“匆匆回来”，原本虚掩着的房门竟被风给关上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旅店房间那种“司必灵”锁，全是被除掉保险性能的，以便可以随时入房检查，而且钥匙也全由服务员掌控，所以这一来，我这个“革命战士”就被关在门外了！
接下来，当然只能去找值班员开门。但值班室的灯虽亮着，叫了半天却没有人答应。又想踹门而进，谁知“司必灵”锁虽然没了保险，却仍是坚不可摧。没了法子，只好一间一间地敲门，希望能有个房间让我暂且过夜！谁知，不知是那天住宿的人真少，还是有人装聋作哑，上下两层全敲遍了，居然没一处回应。寒风那真是寒呀，我裹着军大衣，上蹿下跳，直打哆嗦。心想，难道我竟要为撒一泡尿而“牺牲?”了？
就在此时，楼下的灯亮了。赶紧下去一看，却一下子愣住了。这是一位年纪与我差不多的年轻姑娘。
我赶紧解释说，房门给风关上了，没法子，只好到处敲门。她一笑，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说，快进来吧，外面多冷，看你牙齿也卡卡响了！
这房间，其实只是楼梯下的杂物间，除了一张床，无桌无椅。姑娘说，这是我妈妈的房间，今天她回家了，我在帮她守着，你不嫌弃的话，就在这儿打个盹吧！当时我虽裹着军大衣，里面却只穿一条裤衩，就说，这怎么行呀！她说，没事，你是解放军，我相信你，你就像我的哥哥和弟弟一样，你睡那头，我睡这头，反正就靠一会嘛，天也快亮了！
实在也无他法，又冷得直抖，于是就像粽子似的，裹着军大衣半躺了。姑娘蜷缩在一角，留给我大半床被子，但这怎么行呢？好在半宵的受冻历冷，所以一靠上床，我就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
不清楚过了多久，隐约感到那姑娘起床了，又不一会儿，她叫醒我说：服务员来了，我对她说，昨夜害得你差点儿冻死。现在她已经把门开了，你可以回去睡了！
本来我准备要对服务员作一番解释，怕她发现我和姑娘睡在一间屋里，怀疑有什么不轨行为。谁知姑娘先找到了她，直说了一切(而这本来就是服务员的错)，于是“我怕她”变成了“她怕我”，一切也就都“摆平”了！
好好地补睡了一觉，离开前，我去向她告别，却只见到了她的妈妈。她妈妈像是招待所的清洁员，也很年轻，最多三十七八吧。她上下端详了我一会，说，薇薇回去了，她说你是东海舰队的，那你回去后，替我们向陶司令问个好，他可是我们的恩人呀！我呐呐，其实一个小小的兵士怎能见到舰队司令呀！说着，妈妈又拿出一封信，说，这是薇薇留给你的，以后有空，上我家做客呀！我只好又呐呐。
说实在的，我对她的印象很好，自然也想能与她有再次见面的机会，但次年“文革”暴发，于是一切就都只能归属于记忆了！
此刻，所以要写这段往事，并非想“借题发挥”抨击时弊，而是我每每念及，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叹。那时我刚好20岁，两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我能不感觉到她的体温以及女性的气息吗？于是在这一纯洁而久远的思念中，也就似乎有了一种缘分的失落感。
这，难道是我心地不纯了吗？
我不是道学家，自不敢自欺，更不敢欺人，我曾写过两句话：“依然年轻的心，是老者的锥心之痛！”所以回首往事，感叹曾有的情缘，我想也总不为过吧？
现在，时间一晃四十五年了，她恐怕也六十以上了吧，可无论如何，在我的心中，她是一百个张艺谋也不可能找得到的世上最清纯的女子！
她给我的信，字迹清秀，只有两句话：我从小爱大海，我们真有缘！
啊！薇薇，你在永远清纯并且美丽着！
陈继光，笔名沙漠、沙牧、半墨居士等，浙江萧山人。中国作协会员，《江南》杂志编审。著有长诗《采石歌》《啊！班长》，抒情诗集《泪水孕育的歌》《秋杜鹃》《故国月色》，散文集《半墨斋随笔》《有一个村子叫航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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