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春茶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滋味鲜爽,香气馥郁,而且富含较高的营养成分,所以深受众人青睐。而文人们品茶,则能品出一种心境,一种文化的味道。
鲁迅先生爱喝茶,有次买了二两好茶叶,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不料郑重其事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他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鲁迅在《喝茶》中写道:“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但鲁迅最后还是回归他的本色,说:“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
林语堂先生是个茶中高手,熟知茶性,深知茶道。他常说“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他喝茶有“三泡”之说,“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岁女郎,而第三泡则是少妇了。”他在《谈茶与友谊》中写到,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境界里去。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雨天或阴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林先生还说,茶叶在晴天的清晨采摘,那时的山上晨气清稀,露香犹在,所以茶的享受还是与露的芬芳发生联系的。此刻,茶成了纯洁的象征。
老舍先生一生的嗜好就是喝茶。他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边饮茶边写作,一日三换茶,泡得浓浓的。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老舍无论是在重庆北碚或北京,他写作时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过。创作与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萬物静观皆自得。”老舍以清茶为伴,文思泉涌,难怪能创作出《茶馆》那样不朽的名篇。直到今天,北京的“老舍茶馆”,中外闻名。文人墨客到了北京,不去老舍茶馆坐坐、喝上一碗茶,简直就跟没来过北京似的。
杨绛先生曾居英国多年,虽然她不推崇牛奶加红茶,但在《我们仨》中她又承认,一早起来一壶牛奶红茶,已经成为习惯了。她在《喝茶》中说,曾听人讲,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洋人的喝法,浓茶搀上牛奶和糖,香洌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杨先生说,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末喝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汪曾祺先生对茶是个外行。他喝得很勤,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烧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他在《寻常茶话》中回忆,曾喝过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他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贾平凹先生品茶很讲究,不用玻璃杯子,一律细瓷小碗。他在《品茶》中写在朋友家中做客,朋友让众人静静坐了,慢慢饮来,众人窃窃笑,打开碗盖,便见水面浮一层白气,白气散开,是一道道水痕纹,好久平复了。朋友说,先呷一小口,吸气儿慢慢咽下,众人就骂一句“穷讲究”,一口先喝下了半碗。这么喝着,谈着,时光就不知不觉消磨过去,谁也不知道说了多少话,说了什么话,茶一壶一壶添上来,主妇已经是第五次烧火了。所以说,品茶时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生活中的我们,也可以像这些文人们一样,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浓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可以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也可以细啜慢饮,达到美的享受,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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