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界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我们如今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茅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茅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但一看题目。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因祖母去世，茅盾回乡，进一步熟悉了故乡的状况，加深了他对丰收成灾的感受。茅盾决定用这个题目写一篇小说，小说写成后，就是茅盾的短篇名作《春蚕》。小说通过农民老通宝家境的变迁，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高利贷者联合剥削下的苦难生活。全篇以养蚕为线索，小说结构灵巧又绵密。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广泛赞扬。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等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残酷景象，尽量暴露无疑。”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了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6月间，又写了《残冬》，描写了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已经非武力所能压制，爆发了农民的斗争，这三篇小说合称“农村三部曲”。

　　李劼人的《大波》系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与老舍的《骆驼祥子》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问世，它们以各自卓异的艺术风格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