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潮汕地区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等自然原因和旧时复杂的社会关系等历史原因，潮汕人群体趋于寻找心灵寄托，热衷神鬼崇拜，潮汕地区因此庙宇众多，无“神”不拜。历史悠久的“拜老爷”习俗，在现代化的今天，仍在潮汕地方社会有很大影响。香火鼎盛的庙宇祠堂，往来祭拜络绎不绝的潮汕人，俨然成为当今潮汕地区的一大特色。
本文以潮汕地区的庙宇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探讨庙宇文化表征与社会整合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从庙宇自身和庙宇活动入手，探讨潮汕庙宇文化表征；然后，以庙宇的文化表征为切入点，分析庙宇文化影响对于潮汕地方起到的整合作用；接着，从庙宇自身和政府两个维度出发，探究其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挑战，以期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如何正确看待庙宇的存在意义、明确庙宇未来的社会角色定位，提供参考。
1 文化表征的概念理解
《钱伯斯20世纪词典》中认为，“表征”一词作为名词时，可以定义为象征或被象征的行为、状态或事实；象征之物；图像等[1]。霍尔认为很大程度上，表征和文化表征是两位一体的不同表达，其内涵是一致的[2]。本文中的庙宇文化表征借鉴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把其解释成不同的能够象征庙宇文化的要素，这些要素形成一个统一体，即庙宇。根据实地调研结果，本文将庙宇文化表征分为物质性信仰景观和非物质性信仰景观，从庙宇自身和庙宇活动入手探讨潮汕庙宇文化表征。1.1 物质性信仰景观
物质性信仰景观主要体现在庙宇自身。潮汕庙宇祭祀对象复杂多样且具有兼容性。自然现象、自然之物、人物均可为祭祀的对象。由于历史上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乱等，部分中原人一路南迁至江南，约在宋元年间大量迁入潮汕[3]，这不仅给潮汕地区带来了人口，也带来了多元的崇拜文化。因而随着社会发展，潮汕的庙宇多杂糅释道儒三者，形成目前多神崇拜的现象。
潮汕庙宇响应国家政策。所访29座庙宇中，白花尖大庙、开元寺等均立有国旗，华严寺等6个庙宇均贴有与“弘扬宪法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相关的标语标识。此外，几乎所有庙宇均贴有《宗教事务条例》，都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可见，潮汕庙宇在紧跟国家政策大方向的同时营造爱国氛围。
潮汕庙宇具有一定的慈善气息。根据实地观察的结果，每座庙里均设有捐资箱，供进香者添油（所捐资的香油钱去向是否存在私利因素，此处不进行探讨）。所访29座庙宇中，开元寺的慈善气息最为浓厚。为弘扬潮州传统文化，留住历史文脉，开元寺积极参与潮州古城修复和改造工程，发动热心人士，利用寺庙捐赠的善款进行双忠庙修缮，成为首个公办助文物修缮项目。不仅如此，开元寺还组织开展新春慰问活动，开设“开元·菩提”奖学金以捐资助学。
庙宇附属组织善堂，在引导附近居民和来访信众行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受访者，汕头存心善堂的负责人表示，在他们的引导下，周围很多居民乐意去捐资以助人为乐。而政府相关部门在引导和激励善堂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以汕头市存心善堂为例，实地观察发现，存心善堂被政府相关部门授予了很多荣誉。如5A等级的中国社会组织、全国助残先进集体、广东扶贫济困优秀团队。这些荣誉在激励善堂工作导向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2 非物质性信仰景观
非物质性信仰景观主要体现在各种庙宇活动中。潮汕庙宇有自己独特的祭祀仪式。其中最具老爷文化特色的便是游神活动，老爷神像，队伍的妆容服饰，乐器演奏均体现老爷文化。活动举行必隆重热闹，吸引许多各地游客参观，此活动也是家人团聚的推动器，每逢迎老爷，在外工作的人基本都会回家和家人一起祭祀。潮汕庙宇文化下形成了一个个信仰群体。文化共享于群体成员之间，又反过来促进群体认同的形成[4]。共同的庙宇文化使得人口来源多元化的潮汕人民能够和谐相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一老爷信仰群体会进行着相关老爷活动，如潮阳棉城人民主要是双忠公崇拜，一年一度的双忠公巡游活动，不仅丰富了棉城人民的生活，而且对棉城人民的凝聚力、认同感具有增强作用。
2 庙宇文化表征与社会整合的互动关系
社会整合是协调社会各要素，使社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运行良好的体系的过程。庙宇的文化表征指能够代表庙宇文化的事物，即庙宇的“符号”。以老爷神像、道德标语、庙宇活动为庙宇文化代表的“符号”在凝聚群体、促进地方认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有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文化认同推动了庙宇文化“符号”凝聚起来的民间信仰的发展。2.1 庙宇文化表征促进社会整合
2.1.1 道德整合迪尔凯姆认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良心”即是道德，道德规范着个体行为符合道德评价，即“集体良心”的整合使社会成为统一有机体，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有机发展[5]。潮汕庙宇文化的符号载体——祭祀对象、“老爷”文化、善堂等，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当这些道德观被公认为“集体良心”时，个体会根据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最终人们被凝聚起来，使得群体具有一致的“集体意识”。
潮汕人对祭祀对象的崇拜，在道德规范的指引下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气。潮汕人称太阳神为“天公”奉掌管大地的神为“地主爷”，将祭月称“拜月娘”，均表达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人们崇拜的对象由自然物逐渐发展到人的身上，成为“老爷”。品德高尚的韩文公、行善事的宋大峰祖师等，在当时只要为政有功绩，对当地作出贡献的官吏都可以被供奉为“老爷”。潮汕人把自然物敬为神像，让后代子孙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把具有优秀品格的英雄和先贤敬为“老爷”，勉励子孙多行善事。道德的社会教化功能从个体逐渐上升到群体，从而营造出良好风气的群体社会。
慈善塑造人的性格，引人行善。与其他地方的慈善事业不同，潮汕地区的慈善事业特色是善堂与老爷庙的结合。在采访过程中，问及做慈善的行为动因时，101位采访者中87位回答，因为对老爷的信仰和相信“善有善报”的因果循环论而热心慈善。“老爷”引导人们真善美的美德，在庙宇中常设立功德碑、功德箱等，供以捐钱修缮庙宇、修建公路、捐资助学的人题名，因而为了实现“美名流芳”的利益需求和真善美品德的驱使，人们积极行善。在浓郁的老爷文化氛围影响下，助人为乐、为社会造福的品德成为“集体良心”，鞭策着当地人与邻居友好和睦相处。在互帮互助的社区氛围里，人们的性格受老爷的信仰和慈善文化的影响变得更加温和，不容易与他人产生冲突，使得当地人更加团结友爱，更具凝聚力。
2.1.2 地域文化整合
地域文化整合则是指同一地域的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地域文化下的群体会形成共同的价值和信仰体系。
潮汕人创造的“老爷”，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老爷，而是凝聚潮汕人的价值取向的信仰体系。“老爷”被赋予一定的形象是因为信仰的实用性，渔民出海前希望平安归来，因而创造出了海神和妈祖；希望家中多子多福，创造送子观音菩萨。因为群体的共同利益需求塑造“老爷”的形象，共同祭拜，逐渐构建了共同的价值和信仰体系。
潮汕地区的“多神崇拜”是儒、释、道三教的融合[6]。据研究，潮汕地区的大部分庙宇里佛道两教的神像还被同时供奉；即使在佛教和道教的神像分开供奉的地区，当地的人们会同时祭拜、信仰“老爷”和佛祖，甚至一部分人表示他们不能区分哪一尊神像归于哪一宗教，他们更关注信仰对人们的正面引导作用。潮汕的民间信仰杂糅了佛教道教的思想观，“多神崇拜”促进潮汕民间信仰与其他地方的宗教融合。
潮汕庙宇的建筑风格华丽堂皇，融合了当地的建筑工艺。其中，嵌瓷、木雕、漆绘绚丽多彩，是地方传统艺术的结晶。潮汕地区的神像多为外来神，潮汕人最初也是由中原搬迁而来，在迁徙的途中，他们还背了村庄里有的“老爷”像，直到在潮汕地区落户安定，再为老爷建立起了庙宇。依据当时潮汕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建造起了与北方的庙宇建筑风格有所差异但适合南方的建筑结构，并将潮汕的嵌瓷、木雕、石刻、漆绘等工匠艺术加入到庙宇建筑[7]。
2.2 地方文化认同促进民间信仰的发展
近现代以来，潮汕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离不开外地发展的企业家和海外华侨的捐赠[8]。在走访的34家潮汕地区善堂中，庙堂和善堂资金主要来源于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具有一定财富的企业家和移居到海外的华侨。在被问及捐赠的缘由，“家乡是根，回报家乡”的家乡眷恋之情和“老爷保佑发财和平安”等对“老爷”的信仰成为主要回答。对家乡的特殊情结实质是对潮汕地区文化的认同[9]，使得他们即使离开潮汕地区，也不会忘记潮汕是家乡，因而在庙宇的公益事业上不乏他们的身影。这些捐款被用于修路架桥、捐资助学等事项，促进了民间信仰事业的发展。3 处于现代社会之中的潮汕庙宇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建构整合上，潮汕庙宇文化有着独特的影响力，这深刻地体现在海外潮人社会的建构上。如陈景熙所揭示的：庙宇是重要的海外华人社会建构手段之一。古晋潮属商人群体以“义安郡”为社群名称，以古晋玄天上帝信仰为精神纽带，以上帝庙为集体活动空间，已经实现了在地化的社会建构。同时，潮汕地方社会的整合、变迁也会带来潮汕庙宇文化的更新换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0]：一是庙宇现代化管理模式探索。庙宇管理现代化体现在庙宇管理职能分工细致化、专业化上。当前潮汕庙宇的管理上，体现出一定的管理职能细化的趋势。位于南澳县的平善堂设有董事会和理事会，董事会是决策和监督机构，设有正副董事长、秘书长，监督理事会等办事机构；董事会、理事会之下，设有顾问组和工作组，工作组则根据实际需求，拟设立财务监督组、庙堂安全管理组、福利组、后勤服务组等，负责执行各项具体工作任务。
二是探寻庙宇新功能的拓展。这主要围绕着庙宇运行机制和庙宇所具有的公共空间这两个要素展开。首先是庙宇的互助养老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庙宇在老人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联系纽带作用，老人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上，促使老人之间互相照顾。庙宇作为农村重要的、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在很多的农村地区就成为老年群体的聚集地。很多庙宇也通过建立老人组来管理庙宇。夏底村“老年人协会”除去统筹“拜老公”的祭祀祖先仪式外，同时还负责主持夏底村祭祀村落民间神祇的“拜老爷”庆典[11]。而庙宇也给老人们带来了就业机会和价值诉求的满足。还有庙宇不断开拓的旅游功能，利用庙宇的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蕴含、景色环境资源、独有的清净空间，加上潮汕独有的“侨乡”优势，积极开展庙宇旅游，既利用了庙宇的闲置资源，又能给地区经济带来收益。庙宇的教育功能也得到了开发和拓展，潮汕庙宇现在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的语录以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悬挂牌，俨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新时代正能量的思想阵地。
同时，潮汕庙宇也存在一些不足，亟须解决：
（1）部分潮汕地区庙宇管理专业性不足，庙宇的管理人员没有得到相关的培训，导致庙宇的管理缺乏专业性。对管理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也是提高庙宇的管理水平的一大途径。建议尝试和所在地方的职业院校进行合作。比如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等，开设专门的培训班，自行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2）潮汕地区庙宇数字化管理不足，相关管理也主要集中在宣传方面，通过建立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进行网上的宣传和服务。比如潮州的开元寺的微信公众号就提供线上预约、开元动态、岭东学院的信息推送和线上服务。通过对不少潮汕地区庙宇微信公众号的考察，发现很大一部分的微信公众号存在形式化的问题，线上服务无法使用、线上服务项目过少、推送信息间隔时间长，甚至有的更新时间跨越1年。
4 潮汕地方政府与庙宇文化的良性互动
政府不会直接参与民间信仰场所的运营和管理，更多的是发挥监督和引导的作用。但作为民间信仰场所的庙宇与政府也有着隐性化的、互动性的联系。这种关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政府在思想层面的高度对庙宇进行思想指导。这主要体现在通过法律、相关规章制度来约束庙宇的活动，使之保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同时，政府还会对庙宇进行思想层面上的指导，使其和新时代价值观的发展保持在同一条轨道上。
（2）庙宇作为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组织功能尽到补充与完善作用。潮汕庙宇在维系潮汕族群、稳定潮汕地方秩序、缓和地方矛盾方面意义非凡。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熟人社会，庙宇作为乡土社会重要的公共空间，影响着潮汕人民的社交形式、方式。另外，庙宇的慈善力量也是对国家扶危济困体系的扩充。国家层面的慈善追求的是覆盖人数的最大化和最低生活兜底，而善堂则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利用民间信仰实行资源的转移配置，更细致直接地帮扶人民。如存心善堂设有大型的老人院和学校，在庙旁还会每天安排爱心早餐免费赠予有需要的人。
5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带有封建迷信气息的庙宇面临生存问题。本文以“老爷”文化最为浓厚的潮汕地区为例，研究潮汕庙宇的物质性及非物质性信仰景观和社会整合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潮汕庙宇文化表征具有对潮汕人民的人格塑造作用和潮汕地方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粘合作用。在地域文化方面，潮汕庙宇文化表征所表现出来的信仰景观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潮汕文化风格的建构也具有一定影响；反之，社会整合也影响着潮汕庙宇表征。研究发现，潮汕地方政府与庙宇文化存在着良性互动，潮汕庙宇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有着积极的定位。如何深入进行庙宇的现代化治理，仍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引用
[1] Schwarz, C., Davidson, G.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M].Britain:Chambers,1983.
[2] 邹威华,伏珊.斯图亚特·霍尔与“文化表征”理论[J].当代文坛,2013(4):42-45.
[3] 李宏新,蔡鸿生,陈春生,等.潮汕史稿[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6.
[4] 吴莹.文化、群体与社会认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5] 姚建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整合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6] 于洋.汕头民间信仰中的多神崇拜[J].中国民族博览,2015(10):50-52+54.
[7] 王永志.闽南、粤东、台湾庙宇屋顶装饰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4.
[8] 李玉茹,黄晓坚.潮汕侨乡文化概论[J].八桂侨刊,2017(1):56-66+76.
[9] 鞠玉华,陈子.泰国曼谷潮人群体调查研究——以文化认同为视角[J].东南亚纵横,2014(11):74-79.
[10] 陈景熙.庙宇、义山与海外华人社会建构:19世纪砂拉越古晋潮人社会的案例[J].世界宗教研究,2020(2):109-121.
[11] 彭尚青,黄敏,李薇,等.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与神圣关系建构——基于粤东“夏底古村”的信仰关系研究[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5(2):28-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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