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艳妮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儿童文学的故事空间一直局限于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以及富有社会意义的少年儿童生活。即使是童话，也不忘记将自身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象征和折射。［1］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短篇小说《鱼幻》走进儿童文学界中心视野的作家班马曾指出：让儿童文学走进文化是一种策略，不仅能将传统教育观念及其赖以存在的学校、家庭生活题材悬搁起来，还能为儿童文学找到一个更适合生存、更广大的艺术空间。班马的作品以一种神秘幽古而又雄奇粗放的笔调，描绘积淀着深厚文化的江南原野和古镇，挖掘既沟通远古又沟通未来的星球意识，表现挣脱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少年在大自然的感召下如何复苏原始的生命力，所有这一切内容，组成一个传统儿童文学读者很少经历过的世界。

　　“儿童文学能让我面对男孩，我特别开心……儿童文学能让我面对自然，这是很来劲的事……儿童文学能让我面对远古和未来，这才是精神自由的境地。”［2］班马的这段自白告诉我们，对男孩形象的钟爱，对大自然的膜拜，对精神自由的向往，是他的内在热情与儿童文学的契合之处，也是其少年小说特别有力度、富有浪漫情怀的原因。

一、“野出去”的男孩形象

班马笔下的城市少年，没有规规矩矩待在学校和家庭里，而是游历在外或者四处流浪，都处于一种“野出去”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从学校和家里“逃亡”出来的。班马认为，当时的应试教育方式在本质上和男孩的天性是相抵触的——被大自然赋予力量、勇气和活力的男孩，本应通过大量的户外活动和身体实践进行学习，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现在却被固定在位子上，通过他们最不擅长的阅读、写作等方式来学习。当男孩们做出各种努力，仍然无法适应社会为他们规定的学习方式时，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挣扎中。所以，《六年级大逃亡》的主人公李小乔说：“我恨学校！”他的一个同学更是激愤地说：“学校是一所监狱！”“李小乔”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稚气与早熟、自卑与自尊、桀骜不驯与敏感脆弱、无可奈何的失落感与发自心灵深处的真切渴求等多种矛盾因素的冲突、交错和融合，代表着当代少年身上值得我们深思的心理现实和精神处境。由于成绩不佳或者调皮捣蛋，“李小乔”们常常不受老师喜爱，被贴上了“问题”或“失败”的标签，这让他们产生了自我怀疑，甚至发展出一种失败型人格，给心灵带来终身的伤害。

　　班马为这一类少年开出的破解方案，首先是寄希望于教育改革。在《六年级大逃亡》里，锐意变革教育方式的柳老师认为学校一味强调学生用脑，是值得商榷的，正确的做法是让学生更多地使用他们的身体。在柳老师推行的“操作性审美教育法”实验中，活泼灵动的李小乔如鱼得水，成绩优秀，成为柳老师的“得意门生”。那一段时期的学校生活，李小乔觉得非常“有劲”和“过瘾”。可是，班马也意识到那是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因此柳老师的教育革新实验失败了，他被校长撤了职，原来支持他的李戈（李小乔的父亲）也“叛变”了。

　　“柳老师”们失败之后，班马为男孩们又开出一剂良药：“野出去！”此时，“李小乔”们的“逃亡”便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了。于是，或抑郁烦闷、或文弱苍白的男孩们离开了都市和人群，来到荒原、乡野或者大海边，将自己整个融进了大自然。

　　“野出去”是班马少年小说中的男孩对自身生存方式的“齐集性”选择，也是对社会传统与“父性话语”的悬置。“父性话语”在这里代指传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话语体系。儿童文学评论家吴其南在谈到“代际冲突与文化选择”话题时，曾以《六年级大逃亡》为例，指出一个现象：亲子之间的冲突不一定总表现为正面的激烈对抗，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彻底的回避，就像李小乔的逃亡那样。李小乔的“逃亡”不是与“父亲”的正面冲突，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对“父性话语”的拒绝比正面的冲突还要彻底。“正面攻击本身即包含着对对方的重视，而逃亡却显出对对方权威的无言的冷漠和轻蔑。”［3］这样看来，“逃亡便成为一种策略，李小乔们正是以这种策略达到对父性话语的全面拒绝”。［4］

二、“野人”与“叔叔”：男孩成长的榜样

在外面的世界中，“父亲”被悬置了，连带着生活中的禁忌和规范也被悬置了。但是，“父亲”的缺席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成年男性形象。在班马的少年小说中，常常出现两类成年男性形象，一类是半开化状态的“野人”或者称之为“自然人”形象，一类是“叔叔型”的人物。班马认为：儿童对自己未来角色的选择，十分明显地倾向于强者和智者，这两种倾向正是儿童心理能力的释放与投射，也是一种模仿性质的“精神扮演”。如果说班马的自身体验和经历决定了他对刻画男孩形象的钟爱，那么，他对成年男性形象的塑造则更多地代表着他对自身的理想。

　　“野人”往往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或者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这类人物的身体“操作”能力强大，充满了原始的生命能量，比如《鱼幻》里的船员丁宝、《康叔的云》里的看河老汉康叔、《野蛮的风》里的海边打鱼老人等。他们的外貌蛮野，“脸像夕阳中的峭岩那样凹陷着粗粝的刻痕”“光着古铜色精精的膀子”，坐在那里如同石头人。他们都很木讷，不善与人交流，却藏着人类古老的智慧，“眼光中透出一种非常遥远的神情”。他们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那强悍的身体、自然的生活状态、仿佛来自原始的蛮荒之气，都使城里男孩们膜拜不已。他们酷酷的，话不多，但是一举一动却透着力道，“那默默又沉沉的动作，手的，头部的，脸上棱棱的肌肉，全都那么有感染力似的，足以驱使着男孩乖乖服从”。班马是“将他们作为那些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充满狡诈、机巧而又纤弱的现代城里人的对立物来表现的”。［5］初到这些“野人”面前，城里男孩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惶恐。但是，在“野人”的默默引导下，男孩身体里潜藏的活力被激发和释放了出来。

　　“叔叔”属于父辈，但又可以不承担父亲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比较超然，能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和下一代交往。“叔叔”通常代表的是非正统、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幽秘之旅》里的白头翁叔叔，《六年级大逃亡》里的“班马叔叔”和柳老师，《巫师的沉船》里的老木舅舅，《绿人》里的司马博士都是此类人物。“叔叔型”人物通常年轻有力、思维敏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又热爱亲近自然。他们活得很潇洒，不受拘束，表现出一种智慧的生活态度；他们理解儿童，欣赏儿童的叛逆性，能够引导儿童使用自己的力量，他们是孩子们心目中理想的长辈。需要提到的是，《六年级大逃亡》里那个“叛变”之前的李戈，虽然身份是父亲，但是其教育方式是开通、明智、有趣的，可归入此类人物。至于后来，李戈彻底推翻自己，变成僵化又蛮横的父亲形象，成为“父性话语”的权威，那又另当别论了。

　　在“野人”和“叔叔”的陪伴与引导下，经过一段时间与大自然的相处，都市生活在男孩们身上留下的文弱气息和迷茫状态消失了，一种充满野性的力量和独立自主的智慧在他们身上渐渐升腾起来。

三、大自然：男孩成长的精神家园

班马笔下的少年“摆脱学校、家庭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向神秘荒蛮的自然，其实也是超越现在，回溯历史，对那来自人类文化深处、生命深处的召唤的一种回应”［6］。在《野蛮的风》中，男孩从遥远的内地西安来到一座滨海城市，一下车便赶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在风的激扬下，大海像一头怪兽发出怒吼，卷起万丈风浪，向第一次来到海边的男孩展现了一个充满蛮力的世界。那是大自然的魔力在蛊惑着他，他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去，怀着恐惧、敬畏却又兴奋的心情，去体验和感知大海的伟力：

　　堤上的风更猛烈地刮着，除这之外，就是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男孩一上来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了似的，只剩下一双眼睛，眼睛里的大海却又像是在脑子里，神奇极了，在那看不见的地方，却清清楚楚地知道一个巨大无比活活地动着生命气息的世界存在在那里，自有一股力量袭人地逼来。（《野蛮的风》）［7］

　　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社会少年，在黑暗中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面对自然所呈现出的蛮劲时，“竟唤起埋藏于心底的，刻有遥远时代印痕的记忆”［8］。这或许是因为，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都市里，人与大自然的联系被切断了，从童年起，人就面临着被异化。当男孩挣脱理性的束缚，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那粗粝、雄浑、无序又野蛮的自然力量，摇撼且唤醒了男孩作为人的自然性状。

　　“野出去”的男孩，不再拘泥于理性与传统，而是跳出规矩方圆，寻找冒险带来的快意。在《康叔的云》中，从上海来到乡野的男孩，跟着一位似从远古走来的老人，在大雨的原野上赤脚奔跑，在落雨的大河中拦捕大鱼。当生命力开始苏醒，男孩对自然深处的神秘信息也能够感知和做出回应了，他仿佛伸出所有触角的植物一样，听到了大自然的召唤：

　　粗大的雨点直接打在你光身的肉体上，激起一股酥痒的感觉，它密密麻麻地按捺着你的肌肤，又化成一体抚摸的漫水……你是站在大地，赤脚的掌心中触着软软的细泥，你一用劲，细泥就从脚趾缝间滋出……你仰脸张口在大雨中这么想着，觉得自己真像原野上的一棵植物，心里身上在长着什么……（《康叔的云》）［9］

　　这种从心底生长出来的情愫，是被自然激发出来的原始生命感。或许童年期的人类就是这样，如同大地上的植物，根须深入沃野，枝叶承受甘露，仰仗着天精地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班马的文字接通了个体的童年与群体的童年，在两种情绪的相遇和交融中，今天的儿童得以汲取祖先蛮野的生命源泉。

　　如果说《野蛮的风》和《康叔的云》是以现代文明为背景，展现自然神力如何唤醒人类心底留存的那份野蛮生命力，那么《鱼幻》则将少年的目光带回到远古，通过表现少年的幽古心理实现对古老文明以及生命之根的探寻。一个城市少年逆黄浦江而上，一步步走向蛮荒的江南腹地，从文明的现代走向人类历史的半开化期、未开化期，这是一种逆历史而上，越走向深处，现代文明强加在人身上的桎梏就越显松动、消解，人的原始生命活力越是一点点显露出来。［10］少年眼前的景象都笼上了一层奇异神秘的氛围，少年的内心深处翻出一些遥远的记忆。当大鱼忽而幻化成船员丁宝，少年看着他那“粗悍的颈项”“黑白分明的暴眼”“骨节粗大的手”和“两只粗硬、光滑、动物甲皮般的脚板”，不禁疑惑了：究竟是大鱼变成了丁宝？还是丁宝就是那天忽隐忽现的大鱼？人与鱼的这种幻化是否恰是对应着物种的进化：人类不正是从动物进化脱胎而来的吗？当少年的“迷迷糊糊的梦境里老是缓慢行走着荒野里的古怪动物”时，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对应着对人类幽远的生命之根的寻觅与思索。

四、结语

在班马的少年小说中，钢筋水泥的城市生活、机械的社会文明不仅窒息人的精神，甚至萎缩人的生命力，只有回归到乡野中，人的感性生命才能苏醒。班马笔下男孩的“野出去”，固然包含了与社会的矛盾、与“父亲”的冲突，但或许更深层的原因是：只有响应来自大自然的召唤，男孩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进而找回失落的自由童年，并最终向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迈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马笔下的男孩虽然“离家在外”，却收获了一种“精神上的还乡”。［11］

　　尽管班马的某些早期作品存在因文化解码过于艰涩、文化意象过于陌生而无法与少年儿童完成良好对话的缺憾，但他的作品对文化视野与故事空间的拓展，对人与自然的文化关系、“人与存在”的寻根意识的探寻，都有力地推动了儿童文学在文化大坐标系上寻找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