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日本年号起源于中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首创年号“建元”。之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都一直沿用年号。唐朝时期，日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年号制度作为先进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入日本。［1］《说文》中记载“元，始也。”中国从西汉文帝起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里，新皇帝一般在即位时都要更改年号，重置纪年的初始点，以表明自己的权威地位。除此之外，在位期间为纪念某些大事也会对纪年的初始点进行更改，这就叫改元。日本年号也同样需要改元。目前，从“大化”至“令和”，日本已有248个年号，进行了247次改元。现代日本更改年号的“改元”只在新天皇即位时实行一世一元制。但是，古代的日本改元发生得非常频繁。一般认为，日本年号改元的理由可以分成四种：（1）代始改元；（2）祥瑞改元；（3）灾异改元；（4）革年改元。［2］实际上，作为改元理由的祥瑞、灾异、革年都源自中国儒家思想，代始改元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儒家思想。因此，每一种不同的改元方式都受到中国的影响，与中国儒家思想相关。二、代始改元——孝子思想
年号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纪年的方式，在政治上的基本意义为给予天皇观象授时的大权。而改元是给时间取名的行为，展示了君主可以支配时间的权威。因此，天皇新即位时一般都要重置纪年的初始点，更改以前的年号，以表明自己的权威地位，重新整合民心。这种改元方式就被称为代始改元或即位改元。日本最初的年号为公元645年的“大化”，是孝德天皇即位后制定的。近现代日本的年号，如大正、昭和、平成，也都是在前任天皇去世时，配合新天皇即位而改元的年号。可以看出，代始改元是最普遍的一种改元方式。701年，文武天皇建年号为“大宝”，并颁布《仪制令》“凡公文纪年，皆用年号”，规定了年号的使用。此后，历代天皇都坚持使用年号，并一直沿袭至今。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08年更改年号为“和铜”；715年，元正天皇即位，当天改年号为“灵龟”；724年，圣武天皇即位，同样当天改年号为“神龟”。因此，早在奈良时代，皇位继承者在即位之后改元这一惯例就被确定下来。日本平安时期的《三代实录》在法规上规定了即位之后一定要改元，但是并没有规定即位改元的期限。因此，有在即位当天进行改元的，有在即位当月或当年进行改元的，也有即位后一年再进行改元的。奈良时代至平安初期的代始改元记载见表1。
表1 奈良时代至平安初期的代始改元
通过表1可以看出十五例代始改元中有十例改元是在天皇即位后，新的一年到来时，才更改年号，这被称为踰年改元。其中，奈良时代的七例中有四例（2、3、4、6）是即位同日改元，踰年改元仅有三例（1、5、7）。而进入平安初期后，八例中有七例都为踰年改元（除8外）。承和7年，《日本后纪》对年号“大同”进行了批判，认为即位当天就进行改元的做法是“非礼”的。［3］认为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也就是新天皇即位后的一年里的残存期在名目上依旧是前天皇的统治期，因此即位第二年再进行改元符合儒家的孝子思想，符合礼仪。如果在即位当年就改元的话，那么国民在一年中就有两个天皇的年号，侍奉两个君主，新天皇也会夺走前天皇的最后一年，违反忠孝之道。因此，慎重考虑臣子的心（国民的心情），重视孝子的心（新天皇的尊敬），实行踰年改元是必然的。
在《日本后纪》的批判后，儒家的孝子思想被重视。［4］从此，代始改元要在踰年进行成为惯例，踰年改元次数增加，在中世·近世的武家时代也作为原则一直持续下去。总体来看，日本的代始改元中近七成都为踰年改元。其内核是因为受中国儒家的孝子思想影响。踰年改元符合儒家的名分论和孝子思想，因此直到近代明治改元（1868年），踰年改元仍一直被作为原则进行。
三、祥瑞·灾异改元——天人相关思想
在中国儒家思想中，与年号改元关系最密切的思想是天人相关思想。祥瑞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天人相关思想产生的概念。古时候，儒家认为天命具有神秘的主宰力量，执政者的政治都与代表上神的“天”相结合，由“天”来判断执政者的政治。祥瑞是判断君王执政是否合格的重要工具，有德的君主在实行善政的时候，天帝会感应到，并降下祥瑞。反之，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责罚，如果君主实行恶政的话就会产生灾异。这种天人相关思想促使日本祥瑞改元和灾异改元两种新的改元方式的出现。祥瑞改元即有珍奇的天然现象或神奇的事物出现时，通常会将其视为上天降下的祥瑞，进行改元。灾异改元即有彗星、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和兵乱等巨大异变和灾难时，通常会将其视为上天对执政者进行的训诫和规劝进行改元。［5］也就是说，所有祥瑞和灾异都是上天所垂之象，要改元以回应上天。
天皇更迭，“岂人事乎，盖天意也”。由于受天人相关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上天将祥瑞之物呈于人间反映了一种天意，因此早期改元几乎都伴随着灵异、祥瑞之物的出现。［6］白雉元年（大化六年），穴护国向孝德天皇进献白雉，对于该祥瑞的出现，大臣都认为这是天在称赞天皇的德行，因此，天皇下诏改年号为“白雉”，这就是日本最初的祥瑞改元。之后，祥瑞改元频出，尤其是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的改元几乎都是祥瑞改元。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共有年号19个（见表2），具有明确祥瑞记载而进行改元的共有14个，高达70%以上。
表2 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年号改元中的祥瑞记载
祥瑞改元一直持续到平安初期的“元庆”，长达两百多年。之后虽然不再出现祥瑞改元，但儒家的天人相关思想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改元方式出现，即灾异改元（面对上天训诫和规劝进行改元）。灾异改元以平安时期醍醐天皇的“延长”为开端频繁出现，平安中期出现18次，平安后期出现25次。平安时代作为改元理由的“灾异”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天变：日蚀、彗星等（贞元、永祚）；地异：地震、干旱、疫病、火灾等（长德、长保）；人灾：兵乱等（长元、永久）。［7］基于天人相关思想的灾异改元持续时间较长，即使到了江户时代末期，灾异改元也有出现。例如1854年，因为日本海域突然出现外国船只这一异动而改元为安政。由此可见，天人相关思想对于日本年号改元影响极深，影响时间极长。
四、革年改元——谶纬思想
从平安时代中期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改元方式——革年改元。所谓革年改元，分为辛酉革命改元和甲子革令改元，前者指的是在历书中辛酉这一年要进行改元，后者是指在历书中甲子这一年要进行改元，这都是从中国谶纬思想衍化而来的。“谶纬”其实是“谶”与“纬”的合称，起源于儒家思想，是以预言作为媒介传达上天的启示，可以预言百姓和国家的命运。谶纬思想起源于前汉，于后汉时期发展至顶峰。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朝时期，作为蛊惑人心的危险思想在中国受到打压。然而，谶纬思想于六世纪中期传入日本后，却得到了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地位，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都极其重视谶纬思想，平安时代更是因为其避祸招福的神秘功能被深信。谶纬思想对日本年号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飞鸟·奈良时代，当时的年号“灵龟”“庆云”等都是根据纬书判断龟、云为祥瑞再进行改元的。奈良末期的“天应”改元，正值辛酉年，年号文字的出典可以在纬书《礼纬》中找到出处。而谶纬思想直接适用于年号改元是在平安时代中期，醍醐天皇的“延喜”改元中。
日本昌泰三年（900年）十月，三善清行根据纬书《易纬》上书提出“明年二月（辛酉年），是帝王革命之期，君臣克贼之运”的预言，预测朝廷在辛酉年会有巨大的变革和争斗。到了第二年正月，朝廷果真动乱，右大臣菅原道真被诬告谋反，流放至九州。由于该预言，使三善清行的地位不断增高。昌泰四年（901年），三善清行上书于醍醐天皇，督请天皇顺应天道进行改元，并撰写了《革命勘文》。在《革命勘文》中他共列出了四条理由，第一条为：今年，昌泰四年辛酉年，是大革命之年。首次提出了辛酉年为革命之年，要顺应天道，进行改元。并且还引述了众多中国的纬书，指出人类社会在关键的历法节点会产生变化的力量，因此需要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与此同时，三善清行还回顾日本历史，列举第1代神武天皇和第38代天智天皇均即位于辛酉年，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制定于甲子年等，试图证明日本也有辛酉年革命，甲子年革令的传统。［8］最后，醍醐天皇以及朝廷采纳了三善清行的建议，于昌泰四年（901年）七月改元“延喜”，这就是日本首例革年改元。之后，醍醐天皇之子第62代村上天皇応和四年（964年）十日，依据甲子革令（政）的原则改元“康保”。此后，一直到明治时代，日本每逢辛酉和甲子年几乎都要进行年号改元（见表3、表4）。
表3 辛酉年改元
表4 甲子年改元
从公元901年“延喜”开始至1868年明治天皇改元之间的17个辛酉年共计改元15次，只有2次没有改元；从公元964年至1868年明治天皇改元之间的16个甲子年中，共计改元15次，只有1次没有改元。其中，没有进行革年改元的情况仅有3例，其原因大多是遭遇了特殊的政治局势。比如永禄四年（1561年）虽值辛酉年，但当时日本国内经历了许多战争，政局动荡不断，因此朝廷无暇进行改元仪式。而同是辛酉年的元和七年则截然相反，天下太平，因此幕府将军德川秀忠认为没有“革命”的风险，也没有必要特地改元（但德川没有否定革年改元的根本逻辑）。［9］可以说，在近千年的日本历史中，辛酉、甲子年改元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谶纬思想在古代日本根深蒂固。
五、结语
年号不仅是纪年的符号，还是一种文化符号，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思想，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就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所以改元中能看到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日本古代社会背后的儒家思想因素。综上所述，日本年号的四种改元方式中都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儒家思想，代始改元和踰年改元是遵守了孝子思想，祥瑞、灾异改元起源于天人相关思想，革年改元与谶纬思想息息相关。日本年号与中国儒家思想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年号，我们能更加了解日本文化，重温一千多年前就开始的中日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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