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福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这个八闽大地上诞生过众多廉洁人物。其开闽地以来，历代都非常重视廉洁建设。宋朝有刚正廉洁的蔡襄、恬淡荣利的陈桷、清廉明达的张元干等；明朝有未受一金、未求一事的叶向高，以及刚直不阿的黄道周等；清朝有“末代帝师”陈宝琛等著名人物。这些人物或以身许国，或以身许民，虽身居高位，但从不以权谋私，也不接受任何馈赠。他们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他们廉洁公正、刚直不阿。本文主要探析其中的几位：陈襄、叶向高、林则徐、陈宝琛。
一、进无所苟，退无所愧，惟义所在——陈襄
陈襄（1017—1080年），字述古，谥忠文，号“古灵先生”，福建侯官县（今福建省福州市）古灵村人。北宋理学家陈襄是“海滨四先生”之首，与同乡陈烈、郑穆、周希孟四人倡导孔孟“知天尽性”学说。他一生的著述颇丰，有《古灵集》二十五卷，《易讲义》《中庸讲义》《郊庙奉祀礼文》《州县提纲》等［1］。庆历二年（1042年），年仅26岁的陈襄进士及第，曾任浦城县（今福建南平市）主簿，代理县令，历官枢密院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后又兼侍读，提举司天监，兼尚书都省事等［2］。在蒲城县任官时，清正廉洁的陈襄不畏豪门势力，拒收贿赂，秉公办案。每次审案，陈襄必命几个小吏，环立公案前，使请托者无法进言。故陈襄整顿了当地的官场风气，使当地民众可以安居乐业［3］。
陈襄一生公正廉明，识人善荐，明察深研，断案如神，判决了不少疑案。陈襄为官的廉洁理念不仅体现在他的廉洁事件中，还被记录在他的作品中。在《州县提纲》卷一的开头，陈襄就表达了为官廉洁的重要性。《州县提纲》卷一中提道：“居官不言廉，廉盖居官者分内事。孰不知廉可以服人，然中无所主，则见利易动。其天资黩货，窃取于公，受赂于民，略亡忌惮者，固不足论。若夫稍知忌惮者，则曰吾不窃取于公，受赂于民，足矣”［4］。其大概意思是廉洁本来就是当官之人的分内之事，并且为官的人不应窃取国家财产，也不应收受老百姓的贿赂。此外，在《州县提纲》中，陈襄还提到为官应慎、为官者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为官者要做到勤于政事等思想［5］。
“进无所苟，退无所愧，惟义所在”，是陈襄为官多年所坚守的准则。这一名句至今还刻在福州的鼓楼风景区里，警醒世人。
二、惟恬淡可以立身，惟忠信不欺可以事君处友——叶向高
叶向高（1559—1627年），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叶向高是在明朝政坛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风云人物。叶向高自幼好学，饱览经书，一生著作颇多，其中有《蘧编》《苍霞草》《苍霞续草》《苍霞余草》《苍霞诗草》《纶扉奏草》《续纶扉奏草》《后纶扉尺牍》等［6］。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年仅24岁的叶向高荣登进士第，27岁任翰林院编修，后又任国子监司业、左中允、左庶子、南京礼部、吏部侍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为阁臣，并在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及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三任内阁首辅［7］。
叶向高为官多年，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中始终泰然自若。其有两个廉政小典故流传至今。一是白银试人心。叶向高任内阁首辅后，他的侄子柳玉（其妻俞氏的侄子）多次跑到京城向俞氏要官。叶向高深知该侄子不学无术，不适合当官。故叶向高拿出二块银子给他侄子去用，发现柳玉并没有把银子用在实处，于是拒绝了柳玉的请求。这件事深刻地体现了叶向高任人唯贤的大义［3］。二是拖欠公粮。明代时期福建省府曾拖欠公粮，被叶向高知道后，他严肃要求福建省府要收足公粮，更要求他的族亲作表率先交足公粮，体现了他不仅不徇私舞弊，还以身作则的作风。
叶向高在福州市福清市区官驿巷内的豆区园曾写下他的立身名言：“惟恬淡可以立身，惟忠信不欺可以事君处友。”这条名言早已成为众多学子的朗诵经典。他一生廉洁，不畏皇族亲王，是封建社会奉公执政的典型。
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林则徐是中国清中后叶的重臣、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其先后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两广、陕甘、云贵等地任职，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8］。诗词、书法是林则徐的生平爱好，曾有著作《云左山房诗抄》《林文忠公政书》等，他还主持翻译了《四洲志》，至今影响着后人。林则徐一生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他将廉洁理念贯彻在为官多年的实践中。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林则徐赴湖北出任湖北布政使。彼时，林则徐从北京出发，进入湖北境内后，就立即发了一道“传牌”（即《由襄阳赴省传牌》）给沿途官员，并宣布了对人对己的廉政要求：一是赴任途中的一切费用均自理；二是不得用公款阿谀逢迎；三是不准迎来送往，劳民伤财；四是不准打着他的旗号借机从中牟利，如若违规，立即严办，不准徇私枉法［9］。这便是林则徐上任前的廉政宣言。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南下广州禁烟。临行前他又发出“传牌”（即《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对沿途接待事宜做了明确规定：一是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只有厨子、马夫等勤杂人员十人，如果发现有假冒的，则拘捕惩办。二是此行“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两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分毫。”三是对伙食标准也有严格规定，只用家常便饭，禁止使用燕窝烧烤等高档食品。四是对身边人员收受红包馈赠的必定查处。“传牌”最后强调“言出法随”，要求沿途各州县驿站官吏务必严格遵守［10］。《由襄阳赴省传牌》和《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可以说是林则徐的“廉政公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疑是林则徐廉洁为官之道的集中体现，它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对后人仍然有很深的启示。这句话表达的是林则徐对于国家利益的坚定信仰和高度忠诚。他认为作为一名官员，应当以国家利益为己任，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而背离这个信念。这种信仰和忠诚，是一名公仆应具备的基本品质。
林则徐的高风亮节和清廉正直值得所有人学习。他坚信一个官员应该保持清正廉洁，摒弃贪污腐败，以身作则，不贪不占，不阿不谄，绝不因为私利而委曲求全。这种高洁的品格，既是对职业道德的尊重，也是对国家安危的保护。当时，中国正经历着种种变革，林则徐深刻认识到保全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他通过自己官场和文化生活的实践，勇敢地探索和尝试新的思想和方式，以期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
林则徐任官期间极其重视法度建设，其典型例子便是“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是1839年发生在中国广东虎门的一起重要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来压迫的重要斗争之一。当时，英国为了破坏中国的贸易体系，向中国大量贩卖鸦片，并通过不断提高鸦片走私税来获取利益。这引发了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和抵抗，一些士绅和爱国人士发起了反对鸦片的斗争。在此背景下，林则徐在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虎门销烟”事件引起了英国人的怒火，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此爆发。英军以实力优势，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强制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占领香港并索要赔款。此后，英国人通过武力支持中国境内的鸦片贩子，使鸦片贸易得以继续扩大，加剧了中国的困境。“虎门销烟”事件虽然没有成功阻止鸦片战争的爆发，但它彰显了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和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精神，为后来中国的爱国斗争树立了榜样。事件中的林则徐也因此成为中国反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先驱和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禁烟期间，严格遵守国内法和国际法，不受洋商头目伍绍荣等的行贿［10］。“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用禁烟来抵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林则徐的廉洁为官之道，林则徐廉洁的为官之道意义深远，对于现代国家建设和公共管理仍然具有启示。
四、冰渊晚节期无忝，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
陈宝琛（1848—1935年），字伯潜，一字潜史，号弢庵，一号橘隐，福建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州镇）人。晚年自署为橘叟、听水老人、沧趣老人。陈宝琛从小聪慧，“年十三充邑诸生，十八应本省补行甲子乡试举于乡，二十一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1］。换言之，陈宝琛在13岁时即成秀才，在18岁的时候中举人，在21岁的时候即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68年到1935年，陈宝琛先是进入仕途、积极谏言、弹劾权贵，后又谪居故乡、积极创办教育［12］。在创办教育的二十多年（1885—1907年）间，陈宝琛积极兴办学校，注重师范人才的培养，大力加强学校管理，给当时的教育带来了较大影响。陈宝琛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还是出彩的诗人、书法家，其著作有《沧趣楼诗集》《南游草》等。陈宝琛是中国清末时期的一位官员和教育家，被称为“末代帝师”。他以清廉自律和勤政爱民的作风著称，在他的官场生涯中一直坚持廉洁自律的原则，一生没有收受过贿赂。他注重教育事业，多次以自己的名义拨款奖励优秀学生，通过自己的募捐来资助公立学校的建设。在贵州担任布政使时，他甚至要求所有官员都要学习打字，以提高办公效率。他注重教育，推行教育改革，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不断提高教育水平。
陈宝琛以身作则，领导建立防腐倡廉制度，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要遵循廉洁自律的原则，甚至要求官员必须公开自己的财务情况，并定期接受审计。他还着手让财政公开化，实现政府收入和支出的透明化，这些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清廉自律的理念在政府官员中的传播。陈宝琛坚持反腐倡廉，并把它付诸实践。他对腐败的态度慷慨激昂，认为腐败会破坏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彻底打击。他通过奖罚并行，把廉洁、诚信和公平变成政府官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使政府官员的纯洁形象不断被提升。陈宝琛的一生都奉献于政府和社会事业，他清廉自律的品格成为群众公认和敬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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