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良基

　　“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人们同欺诈的斗争古已有之。关于宋代的欺诈问题，学界从侧面做过一些探析，研究成果表现出两宋时期欺诈现象的广泛性，然而其中专论欺诈和欺诈防治的内容并不多。本文考察宋代政府对欺诈问题的防治，以阐述宋朝官方以行为防治为核心的反欺诈模式。

一、宋代对商品质量的监管

质量伪滥是宋代较为多见的社会问题。茶户杂异物充数，“采粗黄晚叶，仍杂木叶蒸造，用填额数”［1］，以杂物“拌和真茶，变磨出卖，苟求厚利”，不仅“阻害客贩”，损害市场秩序，更是“实有侵夺买引课”［1］。伪滥盛行时，甚有“官库合干人与管押人”等官方管理人员与之合流合作“表里作弊，将短狭、粗疏、轻薄、粉糊伪滥?绢起发前来”［1］。至南宋时，“诸路产盐场……杂以伪滥之物拌和送纳，无由检查，为害不细”［1］，同时“诸州受纳官与专、斗作弊，公然受纳湿恶伪滥之物”［1］。宋孝宗乾道时期，伪滥情状更甚，有“四川州郡酒库无一不败坏，在法虽有酒赏，类皆不可及格，亦无有能应之者”［1］。

　　质量伪滥给政府和百姓都带来很大困扰，朝廷多次发出诏令力图禁止。禁令首先从提高违法成本入手，将伪滥同刑罚较重的“私贩”一般处理。“京城及诸道州府民卖茶，多杂以土药规其利”，宋太宗时诏令“一切禁之”，并将违法者“以私贩监麹法从事”［1］。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间，有大臣进言强调“近年以来，有百姓采摘诸杂木叶造成杜茶，夹带货卖”，问题严重“乞赐止绝”，并发起社会公众监督“许人告捉”，奖励告发者“比私茶例给赏”，同时在立法上“诏令审刑院别定刑名，严行止绝”［1］，设立专门罪名以严责伪滥问题。范仲淹倡议限制对诈伪入刑者的听赎买减轻，在物用急需地区和关键地域“为盗并造作诈伪及诬告论不干己事者，皆不赎”［2］。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下诏：将用草和枯叶掺杂做“伪茶”的人“计其直从诈欺律盗论”，但宋仁宗对掺假者同样主张真伪明白两分，严惩掺假之外不失温和地“仍比真茶给实之半”［1］。哲宗时，宋政府强调重罚，对大量造假名山茶的熙州人户赵世亨直言“从不应为重断罪”不然“不足惩艾”；伪滥制造放开公众监督“许人告捕”；在惩罚上“除依治平陆行路通商茶法断罪理赏外，其犯人送禁茶地分邻州编管”［2］。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依大臣建议再次下旨鼓励“磨工知情人陈告”，将各类型掺杂作伪之人从重处理“依私茶罪赏法”［1］。

　　政府采买、市场交易中伪滥颇多，核心症结是监督管理人员同作伪者“表里作弊”。作为经济问题的欺诈同“吏治败坏”合流。针对这一症结，宋朝廷采取的措施是压实责任、严明吏治，官吏赏罚直接与其实际工作成果挂钩，监官采买质优量足的“第赏有差”，若所买质量存在较大问题，直接认定为监官贪污“计亏坐赃论”［3］，“其元买纳处当职官吏，许从本司移文所属转运司取勘具案闻奏”［2］，原监官官吏移送上级专案审查。与在物用急需地区和关键地域“为盗并造作诈伪及诬告论不干己事者，皆不赎”相应，针对涉及公务事项的“兵士、公人不赎”［2］。神宗时，监管采纳人员在质检方面的责任赏罚愈加明晰，“无杂伪粗恶，替罢委提举官保明”，依据数额多少责任赏罚等次有差“满五千驮与第五等酬，一万驮与第四等酬，每一万驮第加一等”，粗恶伪滥掺杂异物的“估剥计所亏坐赃论。同监官赏罚听减一等，即徒罪不至追官者并冲替，其卖买食茶依收息给赏”［2］，这一规定较为细致，且显露出可操作性，是质检责任赏罚的制度化。

　　除却严明赏罚与责任承担，政府在药物供应等同民生休戚相关的产业上，为防伪滥亦曾成立专门的国家供应机构。“府旧无药局，疾病者取药于市，假伪售真其害滋甚。宝庆三年，守胡榘始创局于郡圃射垛之西”［4］，更有设“收买药材所”以革伪滥之弊［5］。可惜，这些机构后来多专注于经费得失“失元创药局惠民之意”［6］。

二、宋代法律对欺诈行为的防治

宋代借鉴《唐律》，对欺诈行为的法律规范较为完整，对涉及欺诈行为的诸多方面都有所照顾。

　　于商品质量问题，《庆元条法事类》表述为“巧伪湿恶”，并系统解释“巧伪，谓帛有粉药，谷有砂土、糠秕，盐有硝，金有银，银有铜、铅之类；湿恶，谓浥润腐烂，帛纰疏、轻怯短狭、渍污，谷陈次粗弱细碎之类”［7］。官物买纳如遇巧伪湿恶的处理是“及正数不足，估剥所亏钱，勒原买纳人依理欠分数，限六十日尽估卖财产备偿，不足，勒保人，亦限六十日填纳，又不足，关理欠司”［7］。输课税物方面，法律实有专条详定，对伪滥行为统计官家损失“计所阙，准盗论”并“依法陪填”。同时，对监管人员的相关责任也有规定，“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的“减罪四等”，各级监管人员的责任干系亦有层分“县官应连坐者，亦节级科之。州官不觉，各递减县官罪一等。州县纲、典不觉，各同本司下从科罪。若州县发遣依法，而纲、典在路，或至输纳之所，事存欺妄者，州县无罪”［8］，可见经手人员、监管人员的事责分担已经比较明晰，同时“诸官物有欺弊而致失陷者”责任严格“不以赦降原减”［7］。

　　部分商品的瑕疵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宋代规定了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和一般退换货义务。《宋刑统》在时人买卖牲畜类大宗商品时规定了类似义务，按律，在奴婢、马、牛、驴、骡等物完成交易后应强制性“立市劵”作为官府监管的档案和双方的交易凭证，立劵后的一定时期便附带有发现瑕疵直接退货的法定权利，“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对卖家耍赖和欺骗性退货都规定了具体的法定刑罚［8］。

　　田宅屋业作为当时的大宗贸易品和政府主要税收，法定立契并纳入官府管理。在处理田宅屋业类争端时“法当以契书为主”［9］，甚至“止凭契约”［9］，然而契要仍可作伪，民间发展出了类似习惯法的“乡原体例”，规定“凡立契交易，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以凭投印”，以防治“只作空头契书，却以白纸写单帐于前”［9］之类隐寄税苗出入、更易产业多寡的欺诈。此外，为防止争端无限追溯、年代久远，裁判者难以查明，宋代还发展了一套类似诉讼时效的审判机制，规定“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官司不得受理”［9］。

　　“诸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准盗论”，宋代虽有专门的诈伪律但在诈骗的刑罚上并未单独规定而是“准盗论”，诡诳诬罔骗取财物及财产性利益的，不论“或官或私”，“一准盗法科罪”［8］，诈骗数额巨大的“应诈欺赃数过五十疋者，奏取敕裁”。《宋刑统》对欺诈的严格处罚还延及到了其他干系人，“知情而取者”如若明知前手是欺诈得物仍然取得的（非正常交易）“坐赃论”，依财物数量区别定刑“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明知仍购买交易的，同是坐赃“于坐赃上亦减一等”；明知仍故意帮助掩饰隐瞒赃物的“于坐赃上亦减两等”［8］。

三、司法实务中的欺诈防治

法律实践于司法实务，虽然法律的精细和现实的粗疏形成极大反差，但宋代仍有一部分审判官员做到了认真仔细且冷静睿智，他们吸取前人成果并总结了不少办案经验，发展出一套辨伪与擿奸之术。

　　明晰真伪情状、杜绝欺诈，尤需灵活应变而切忌呆板套作，“惟圆珠不滞，鉴照难欺，则事理兼明，而情状必得”［10］，在审理过程中还要注意警戒办事人员通同做伪，“辨析毫厘，听断明审”方得“吏不能欺”［11］。辨别劵契真伪应仔细观察笔墨和纸张“券墨浮朱上，必先盗用印而后书之”［10］，“若远年纸，里当白；今表里一色，伪也”［10］。犯罪者得逞后往往从容隐匿而搜捕困难，“正不废谲，功乃可成；谲不失正，道乃可行”［10］诈术亦可用于实现公正道义，此时不惮同使诈术“用谲以擿之也”［10］且“用谲宜密而速，与兵法同”［10］，务必小心果断方有成效。凡此诸般，一些出色的司法工作者集“以物正其慝”及“以事核其奸”［10］融汇为一，在司法实务中为惩治财产欺诈做出了贡献。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诸多田产屋业争端判例，其间诈伪丛生，较多案例甚至是直接以诉讼诈骗为夺田手段。在该本判集中，作为宋代司法精英的“名公”们一再提醒案情真伪难辨“事有似是而实非，词有似弱而实强”。按照一般法律规定与司法惯例，“民讼各据道理，交易各凭干照”［9］，最重要的是比对干照、契要等各式证明文本“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讼，法当以契书为主”［9］，甚至“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9］，以至于许多官员拘泥于形式，“但以契书为可凭，而不知契之真伪尤当辨”［9］。契要干照确实给交易双方留下了明白的交易凭证，也便利了官方管理，但契要干照作假“伪滥契券之欺诈”［12］层出不穷，早在东汉高诱便抱怨“有书契则诈伪萌生”［13］，宋时更是屡屡成为“骗胁之资”［9］。如是，虽以契要干照为本但尤须小心审慎，代入实际事理“察词于事”［9］，并且“考之干照，参之地势，证之邻里”［9］，实地考察亲自询问干系人，把证物鉴定和常理推度紧密结合起来，“始见情伪，善听讼者不可有所偏也”［9］，绝不可大意求简。

　　以吴五三“伪批诬赖”一案为例，吴五三假伪批约意图以假乱真欺瞒审理衙门，不料经办官员历来留意民事，知悉用作凭证的“砧基”应当首尾齐备，确认的笔迹应当清晰明了，就算经历时长较久，纸与墨也当共同留下岁月痕迹而趋于同色，“苟有毫发妆点”在细节部分便会显示出端倪，“欺伪之状晓然暴露”。于是，审判者将相关契要文件一一索出，仔细对照“以吴五三之砧基、批约与陈税院之契书、租札参考其故”，发现“今吴五三赍出砧基止一幅，无头无尾，不知为何人之物”，“吴五三所执批约二纸，烟尘熏染，纸色如旧，字迹如新”。同时，审理者又认真核对了诸文书契要的办理日期，质询常理，辨明“岂有二年方交易，元年预先退赎，其将谁欺？”在一一查证关系人后，终“真伪易见，曲直显然”［9］。

　　另于“伪将已死人生前契包占”案中，黄明之、李日益各自拿出契要声称合法占有吴家田地。乍一看，黄明之所持契要出于吴父友暹，李日益则出自吴子梦龄，“父卖子绝” 黄明之占理，然而，审慎细致的审理者在仔细核实相关细节后发现了黄契的诸多疑点：细目记载混杂荒谬难以凭信、旁人相关证据与之冲突、笔迹对照难以相应、投印日期有悖常情。虽因双方均“交关契头亡殁，契字难明”证据并不完整，仅凭契要尤难查明实情决断产权，审理者却凭借精湛的事务经验多次推勘鞠实，“据供证，酌人情”寻访查证案件关系人，最终查明黄明之“写立已死人契”的“假伪之罪”［9］。

　　从司法案例中可发现，官吏们总结出的辨伪擿奸之法，已被宋代“善听讼者”精妙地运用于司法实务中。

四、结语

宋代政府对欺诈问题的防治，不管从制度设计还是监督措施上看，都表现出严格、具体、细化等特征，不少优秀的官吏也着力于总结和分享辨伪经验，形成擿伪之术。然而，很难说宋代达致了对欺诈行为的成功遏制，欺诈就具体事例而言虽具偶发性，但整体看来也是社会弊端的间接映射，单纯的行为防治效用有限。

　　在近代社会中，许多经济问题都会留下明显的政治烙印，宋代欺诈行为亦如此。另有诸多恶性更强、负面影响更深的欺诈事件具有明显的权势背景，同政治权势联系密切，同其他社会问题牵连纠缠在一起。对宋代社会的欺诈问题，还需进行更全面、具体、深入的分析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