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佑振 李鸿瑞/文

　　和汉语的发展史相比，英文1500年的发展史并不长，但是英文在经过数百年的全球发展后在当今取得的全球通用语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从英语在亚洲地区的传播为出发点，以晚清时期这一大动荡大发展时期英语在中国和印度两个社会中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探究并总结在面对同一种外来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冲击，中国和印度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从中得出英语在中印两国内传播所取得不同结果的文化因素以及面对外来文化应当如何在其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为我国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提供一些思考和启发。

1 绪论

在印度国内，英语不仅仅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全国共同语”，还取代了原来各民族的特色语言成为了当今印度各民族之间的纽带语言。从国际范围来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它似乎更好地帮助印度参与国际间的竞争。从这一方面来看，英语在印度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发展是有极大弊端的。西方殖民者通过语言入侵造成了印度人心中广泛存在的自卑感和崇洋媚外心理。虽然英语推动了印度与世界的交流，但是这种交流是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同时，英语对印度文化的入侵也导致其本民族语言的消亡。反观中国，曾经的中国与印度一样面对殖民者和外来文化的入侵和冲击，但是中华民族成功抵挡住了外来文化的挑战守住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独立性。中国在保持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独立的同时，利用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本文旨在从语言传播的角度出发，结合英语在中印两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探究造成中印两国在语言文化中产生不同发展现状的原因，对当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和汉语国际传播的政策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

2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和印度传播的文化途径

2.1 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途径

笔者认为，我国晚清时期社会英语传播的文化途径主要有三：晚清来华西人及传教士、书籍出版和报刊发行和晚清教育。

　　2.1.1 来华西人及传教士

　　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相关书目的不完全统计，自明朝万历至清朝乾隆这二百余年中，在华进行传教活动的便有五百余位耶稣会士，其中西方藉传教士多达430人之多。及至晚清时候，踏上中国土地的传教士更是数不胜数。传教士在中国广泛创立新教教会团体，从1842年由David Abeel创立于龙岩等地的归正教开始至1911年由（Frank J.Wiens）创立于汕头的孟挪浸为止，这期间约有48所基督教新教教会团体创立并分布于中国各地区。晚清时期教会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土地，其大多数由来华的英国、美囯和加拿大人创立并管理。这些国家以英语为母语，因而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和交流就与中国本土语言发生碰撞。由传教士团体主导的英语传播以教育为主要途径，通过教育与翻译机构的相互结合实现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其最主要的结果就是教会学校的设立。从1818年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设立到1877年止，欧美传教士在华开办的学校多达347所，招收中国学生5917人之多。这对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中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

　　2.1.2 书籍出版和报刊发行

　　各类出版业和报业的开办印刷同样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1865年，清廷同意设立冮南制造局，并在江南制造局中特设翻译处专门翻译外文相关书籍。据梁启超《戊戌变法记》记载：江南制造局从设立至19世纪末，己经出版13000种译著。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热潮间接地给国人带来了学习外语的良好氛围[2]。除去对外文书籍的中文翻译以外，自晚清以来许多出版社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等，不仅把印刷出版宣扬西学的新式书籍视为重点事业，还同时开展了外文教辅等出版物事业，如由英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字典》。同时，晚清时期不但出现了眼界开放的中文报纸如《万国公报》，还出现了不少外文报纸如《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等。据悉，最早的外文报纸的受众读者主要为来华西人，伴随着来华西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流动，外文报纸也不可避免地通过来华西人和周边的人群产生影响。

　　2.1.3 晚清教育

　　晚清教育主要体现为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当时中国开设英语教学的学校大致有两种，一是教会学校二是经清政府批准设立的或是直接由清政府设立的新式学堂。教会学校上文己经叙述涉及，本部分主要探究第二类新式学堂，即由清政府设立或由清政府批准设立的学堂。新式学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英语学习的规模。清政府大力推进新式学堂的设立虽然是出于当时中西方政治外交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需求和中西方人接触的需要。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需求和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造成了英语在中国的大范围传播。虽然同文三馆由清政府设立，但是自洋务运动之后越来越多兴起的学堂实际上是由官方和民间相互影响所促成的。新式教育在晚清社会蓬勃发展，而英语教育则是晚清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式学校不仅为新学新思想的兴起提供了各种人才，也推动了一大批人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的学习。笔者认为，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晚清时期社会呈现出了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广大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对此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3]。

2.2 英语在印度传播的文化途径

英语在印度传播至今己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自17世纪便有传教士在印度活动并从事传教活动，同时随着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殖民者的代理人在印度进行经济掠夺，英语开始在印度社会传播。当时的印度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语言使用种类众多，而英国殖民者数量少势力并不强大，仅仅依靠殖民当局并不能使英语深入印度传播。因此，笔者认为：英语之所以能够在印度传播，不是英国殖民者强加给当地人的，而是殖民者主导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当英国殖民者上层对于殖民地教育争论的同时，印度本土的一些人士也希望通过推行英语教育来引进西方文化[4]。由此加尔各答、孟买的富裕市民自发创办英语学校，如1817年创立的印度学院。1828年威廉·本廷克任东印度公司总督，他大力推动文化改革，使印度的风俗和文化习惯更加接近英美等国。1823年孟加拉总督成立公共教育总会，1834年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英国散文家）被任命为公共教育总会主席，他是推行英语教育的支持者。他提出：“官方应尽其所能在印度上层推行英语教育，然后通过这些人通过教育的形式将知识向下‘渗透’到民众中去”。这一观点主要是为了培养一个专门为英国服务的印度上层阶级。麦考利确立了英语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其观点得到了印度总督本廷克的支持。1835年英国殖民者颁布“出版自由”，1837年英语正式取代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1844年哈丁总督签署一份决议：规定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优先录用为公务人员。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各项措施保证了英语为印度人民所广泛接受并获得迅速发展，奠定了英语在印度的统治地位。至此，英语在印度殖民地的语言竞争中获得了胜利。

3 英语在中国和印度传播中所获得不同结果的文化原因探究

在近代历史上，印度内部的混乱加上外族的入侵，使得18世纪成为印度教育文化最黑暗的时刻。印度各阶层普遍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了信心，各土邦分崩离析。因而在后来的英国殖民者和英语文化的入侵中，印度在压迫中同本民族传统文化断绝了关系，彻底沦为英语文化的追随者。即使是在今天的印度教育中，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学校制度，依然能感受到英国殖民时期深远的影响[5]。晚清时期，中国和印度一样都面临着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的入侵和冲击。中国人学习英语，从规模上看大致始于晚清，这符合近代时期中西方的直接相遇时间。作为一个以内陆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古老帝国，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是依然在一个相对稳定统一的环境中传承发展，这就形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的稳固性。中国人开始学习英语与印度的全盘接受不一样，中国人学习英语更多地是出于“中体西用”的心态和目标。稳固的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英语入侵的进度同时也为中国人寻找应对外来文化入侵提供了一定的思考和探索时间。不论是官方主持下的“洋务运动”还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出国留学，都是中国人在面对英语文化冲击下的积极应对，是中国社会文化在当时困难环境下的转型尝试。

4 思考和启发

通过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印传播的探究，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对当今我国的语言传播政策和文化发展提供相应的借鉴和思考。其一，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思想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赖于本民族语言。语言的传播也是文化的传播，英语在印度的大量普及使得本民族原本丰富的语言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和发展活力，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一些语言传承断代乃至失传。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英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被入侵民族语言及其背后文化的消亡史。庆幸的是，同样作为英语文化入侵的另一片土地——中国，在以英语为首的西方文化冲击下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性，牢牢守住了本民族语言——汉语的主体地位。在中华民族崛起的今天，我们并没有像印度一样丟失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独立性从而成为西方大国文化政策的附属品。而是准确地把握住了语言文化的主动权，让英语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工具。其二，从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方面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的语言文化正处在“走出去”的关键阶段。要做好汉语的国际传播，我们就必须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特点，加强同沿线和目标国家的沟通交流，以日益提高的中国形象促进各个国家主动接触和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内外共同努力，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从外国语言“走进来”的方面看，英语作为一门全球性通用语言，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对世界各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这也就导致英美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依然保持着较高话语权[6]。面对这一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状况，中国要重视英语霸主地位带来的挑战，力求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将汉语继承好传播好。■

　　引用

　　[1] 周桂君,周小渟.晚清时期传教士活动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J].社会科学战线,2017(8):255-259.

　　[2] 胡勇.晚清民初英语在中国的传播[J].广西社会科学,2008(11):89-92.

　　[3] 李红毅.英语在文明传播中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的地位[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5):47-49+97.

　　[4] 张立芳.英语在印度的传播历程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

　　[5] 张本英.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国在印度的“文明使命”[J].安徽史学,2009(2):72-79.

　　[6] 李春红.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瓶颈及对策研究——基于文献的综述与展望[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2,4(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