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舒盈/文

　　20世纪20年代末，在革命性文学兴起的背景之下，如何更全面地刻画现实，如何更深切地反映时代的背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新现实主义”文艺观在各种思潮翻涌的理论浪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并得到了许多文学家和评论家的认同和支持。

　　瞿秋白是中国新现实主义文艺观的主要建构者，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的重要推动者。在文化革命过程中，他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结合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构建了自己的新写实主义文艺观。

　　对瞿秋白而言，现实主义既是一个文艺理论的基本概念，又是一个实施文化变革的重要渠道。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旗帜下，重要的不仅是文学创作所依循的标准，更是文化革命以及文化领导权落实的重要手段。所以，瞿秋白的“现实主义”已经跳出了作为某种狭义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而是作为一种铸造“文化革命”的方法，一个建设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步骤，一种改造文化现状的重要理论武器。

　　瞿秋白赋予了新现实主义深厚而广阔的理论内涵，从真实性、典型性、功利性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1 真实性

瞿秋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坚持“莎士比亚化”的论述，进一步强调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即非单一僵化地刻画现实，而是对现实进行更全面更完整的描绘。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的是莎士比亚更为深广的现实主义，而非席勒式的浪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要尽可能描写现实社会“事实上的阶级斗争”的口号，也就是尽可能书写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性的战斗。虽然莎士比亚的作品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或唯心主义，但是他却可以对现实生活进行大胆的描述，仔细的审视，揭露出真实的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的冲突，对“一般的文化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将来”具有着突出的意义，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值得肯定的。

　　至此，瞿秋白厘清了莎士比亚和席勒作品的不同风格和指向，并指出了二者的区别在理论构建与实践指导上的借鉴作用。从瞿秋白的政治功利角度上来说，这样的理论武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试图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变革方式再铸造，如果仅仅是一种理论趣味，那便失去了其只作为构建文化领导权的支撑点的理论力量。

　　瞿秋白对马克思、恩格斯最敬重的巴尔扎克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深化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变革模式的革命性与先进性。瞿秋白把巴尔扎克看作一个对保皇派抱有同情心的资产阶级作家，但是他对贵族的消亡有着清楚的认知，并且极富判断力与深远的眼光，他看到未来社会真正的主人是“民众的代表”，因此，他的现实主义已从创作方法升华而为一种书写现实并改造现实的途径，是具有革命精神的重要的武器。巴尔扎克在叙述法国社会历史状貌的全过程中，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描述，采用了分析和研究的方式，把真实的社会生活置于设定的大环境之中。瞿秋白之所以倡导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大部分革命创作者能够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角度来创作，但由于对“革命”问题理解有待深入，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趋势，因而亟需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来修正，这既是优秀文学创作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前革命历史语境的必然要求。所以，瞿秋白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一种方式，乃至一种工具，不能笼统地从审美的角度去认定其创作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瞿秋白所谓的“真实”并非僵化地没有取舍地对现实做镜子般的描绘，而是一种“选择”，一种“倾向”，是一种“革命真实”。瞿秋白引用高尔基对真实的理论论述，借以表达自己对真实的追求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积极的真实，“真实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1]”无产阶级艺术创作者更应该反映符合历史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的、健康的真实，而对腐朽的、终将被历史淘汰的真实应该拨去浮在上面虚假繁荣，道出二者的本质差别与趋向，力图将社会发展的规律呈现出来，从而引导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并激发出现实的力量。

　　所以，瞿秋白的真实是有倾向性的真实，是有选择的真实，是有立场的真实。这样的选择与立场并非意味着其所追求的真实性没有意义，削弱了描写的真实性。相反，真实性会因为倾向性因素的渗透，而尤为突出。在此，“客观”与“政治立场”的同时存在并不冲突，他认为，一个作家要深入细致地观察、分析社会生活，要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并表达现实生活中各种力量的本质，要更好地掌握社会生活的方向，就必须站在科学的、正确的唯物史观的立场之上。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是有立场、有倾向的，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2 典型性

“文学的典型性是指作品的艺术形象所具有的通过鲜明独特的、能够唤起美感的个性形式揭示社会生活中某些本质规律的特性”[2]。就表现范围而言，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等，都可以以“典型性”加以呈现。瞿秋白认同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经典论述，要求文艺创作不仅要实现人物与环境的和谐，还要将人物更好地展现在典型环境之中，反映其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关系。

　　其中，恩格斯论及的典型环境，指向的是，一方面作品中的角色与角色所生活的周遭环境是一个特定的、独特的个体，另一方面，人物与环境又要能反映某些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这种观点在恩格斯对哈克纳斯夫人的评论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

　　瞿秋白认为，恩格斯指出了如何实现“加强了的”真实，如果在浩瀚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有效的“真实”，即实现最高真实的唯一方法，便是在书写现实的同时，分析原因，看清本质，揭露真相，点明趋势。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哈克纳斯刻画的人物是具有“典型性”的，但作品中描写的社会历史环境，却缺乏典型性。作者将工人阶级描绘成一群不愿改变自身环境的被动者，剥夺了工人阶级拥有这种诉求的可能性，甚至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之外或高于工人阶级的人群中，才会有“解放”的希望，而不是从其自身内部而来。按照恩格斯的标准，这远非典型，只有表象的真实，没有本质的真实，没有写出工人行动的本质原因，更没有道明工人阶级的发展趋向，丧失了革命性，没有体现现实主义应有的品格。

　　巴尔扎克则与之截然相反，他不仅描绘了眼前能看到的“真实”，更重要的是，他的笔力触及到了现实深处，“见到了当时所仅仅能够找得着的真正的将来人物”[3]——“共和主义的英雄”，只有这样的人物才是民众的代表，才是代表工人阶级发展趋向的代言人，这也是巴尔扎克得到恩格斯肯定，是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核心原因。因此，瞿秋白“新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是一种在有倾向的真实性的前提下，刻画出表象后的本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3 功利性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就文艺到底“为什么”，即文艺的功利性问题，中国的文艺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大讨论。新月派、自由人以反对文艺阶级性为由，对文艺功利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鲁迅、瞿秋白等人则高声倡导文艺功利性，强调文艺所具有的认识现实乃至改造现实的功利性[4]。

　　鲁迅撰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系列文章对新月派予以猛烈的抨击，他指出：“无产者文学是为了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索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5]”他极为关注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点明了无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存在与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瞿秋白则认为，新月派的文学口口声声描写“人性”，但他们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士大夫文艺，把“歌声”与“色情”献给“吃租阶级”的主子，对胡适提倡的“人权”“王道”思想也做出了批评。

　　瞿秋白认为：“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6]。对瞿秋白而言，所谓“煽动”是文艺创作的应有之义，文艺创作天然地是作为政治宣传的“留声机”，重要的是，是否拥有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视角，是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做指导，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是否指明了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上说，每个文学家都是政治家，“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影响着现实。[7]”所以，文学无法脱离阶级，正如文学无法脱离时代，脱离历史语境。不同声明、不同口号的差异只不过是文艺与意识形态连接方式的差异，那些高喊“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者，渴望远离政治，只不过是遮掩着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已，那些反对文学“阶级性”与倾向性的艺术工作者，排斥政治，实际上却是推行反动思想与政策的发声筒，他们上演了一场“非政治”的戏码，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灌输实践。

4 结语

综上所述，之所以将瞿秋白的文艺观称为“新现实主义”，关键在于，其在传统现实主义追求细节的真实等创作原则的前提下，将真实性、典型性与功利性统一起来，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为其注入了“新”的品质，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强化了文艺的“改造现实”的作用，注重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引用

　　[1]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 童庆炳.文学概论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 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鲁迅.二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7]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