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生活在商代末年，面对纣王的奢靡荒淫，他谏之无果，乃披发佯狂，隐而鼓琴以自悲。周武王灭商，造访箕子，意欲请其归服。箕子不予合作，言“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远涉千山万水逃往朝鲜，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殷商遗裔孔子尤为尊崇箕子，将之推崇为殷之“三仁”之一。《论语》有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以箕子自况，九夷之地如此落后蛮荒，箕子可安然居之，那么自己也可适之。又，孔子曾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春秋时代，须桴槎方可至之夷地，应特指朝鲜。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终不得实现，与当年箕子的处境何其相合，因此，他满怀愤懑与遗憾，欲效法先贤箕子，离开华夏，远适夷地，故出此言。箕子的东渡使得中原文化传播至朝鲜半岛，开启此地深受华风熏染的序幕。
1 中原史书里的“箕子东渡”
《周易·明夷》有言：“箕子之明夷，利贞。”《尚书·微子》则记载，“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在之后的书籍中也可见箕子的事迹。《尚书大传·洪范》：“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也。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后汉书·东夷传赞》：“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
从上述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对于箕子的叙述，最初的《周易》《尚书》本无对其品行的评价，仅有言行记载。最先为箕子冠上“仁贤”之美誉的是孔子，自孔子以后，对于箕子的称赞之辞大量出现，不胜枚举。后世的赞誉主要围绕着三方面展开，概括而言，即柳宗元在《箕子碑》中提到的“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其一，箕子本人的道德品行——“正蒙难”。箕子虽身罹祸患，仍怀持仁心，为天下苍生忧虑，“内难而能正其志”，韩愈还在孔子的褒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非止商三仁也，盖万世之仁”。有今人考证，箕子的“子”是对作为“思想家”的箕子的敬称[1]。
强调这方面的主要是儒家学者，多见于先秦经典的阐释性著作中。不过，也有不同声音，如成书于西汉的《战国策·范雎说秦王》篇，范雎便直言，“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楚。”但此类负面评价非常少见，而且出现年代相对较早。越是到后世，对箕子越是清一色的正面、高度评价。孔子被后世儒家一步步尊封为圣人，箕子“荣膺”的“万世之仁”的评价，也是相同的理路。
其二，箕子向周武王传授“洪范九畴”。这是箕子提出的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在此不赘述。
其三，箕子的东渡之举——“化及民”。箕子远赴蛮荒之地，为边夷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立下了传播礼乐、教化蛮夷的大功。这种说法大多是史书所记载的，不但中国史书如此，古代朝鲜半岛政权所编纂的史书，也一致将箕子作为这片地域的文化的滥觞。
2 箕子“东渡”动机
关于“箕子东适”一事的阐释，历来大抵不外乎几种说法：《尚书大传》的说辞“不忍周之释”，不愿臣事于周；《史记》的说辞“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是受周之封；两《汉书》的说辞“殷道衰、违衰殷之运”，为避纣王之暴政，续殷之祀。在此之外，当代研究者又指出了受到东北地区外族势力发展的威胁因素。还有一种解释，即生于殷商末世的箕子深感“道”之不行，面临国家灭亡，才走之朝鲜，建立政权，以实行其“道”，使国家大治，成为东方君子国[2]。箕子面临的现实是武王克商、岸谷之变，箕子之“道”无法伸于中原，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之政”，因而远避海外，至蛮夷之地“教其民以礼义”，这在逻辑上确实是通顺的。另外，《史记》记叙的箕子答周武王有关“常伦所序”的长篇大论，也可见箕子心怀宏远的治国理念。在他身处的时代，纣王暴虐不恤民生，而周王朝之于他又隔着灭国之恨，于是，箕子希望在海外不受约束的地方开辟一个可供自己和族人栖身的地方，也是符合情理的。再结合后续记载，箕子确实在朝鲜进行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遗惠后人，他本人也被尊为朝鲜之地的文明开化之祖。
诚然，箕子至朝鲜，带来了中原王朝的礼乐教化，但是，这能够说明箕子的本意确为“教其民以礼义”即实现自己的“道”吗？
孔子所抒发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后人更多是从“孔子的隐逸思想”的角度来解释，抑或评价其“进可推行主张，退可归隐，可进可退”[3]，而不是被单纯地理解为“孔子希望去海外施行自己的‘道’”。箕子和孔子所面临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对照看待。以孔子的心态来类比箕子，便会觉得箕子仅仅是为了“实现大道”才远渡海外的说法，有些许存疑之处。
从原始史料入手探究箕子东渡的原本动机，成书最早的《周易》和《尚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周易》相关记载过于简略，没有前因后果；《尚书·微子》篇中太师的话语，应该是两《汉书》所采的“违衰殷之运”即为避纣王之暴政之说的来源。此处，太师劝微子为自己的族人考虑，为延续殷商社稷而出逃，这个缘由更接近箕子的本意，国之将亡，无法挽救，出逃止为避祸而存延殷祀耳。而“实现大道”云云，或许箕子是有怀揣着这样的想法，但不是主要的。将箕子东渡的动机全部归于“实现大道”，未免失于偏颇。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对微子言：“天笃下灾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史记》这一段箕子之语，其史料渊源很明显是《尚书·微子》。但是，“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云云，于《尚书》并无依据。因此，日本儒学者中井积德指出，后面的这些话语“与上文不相肖，盖太史公择取书意而自言之也。[4]”在这里，司马迁对箕子东渡的动机进行了第一次“制造”，箕子的人物形象中首度出现了“治国”这一关键词。对于这个现象，学者认为，“司马迁的补笔大多是为了使其传文细节更为丰满，人物形象更为突出，故虽于史无据，却契合情理，是其文学想象力得以驰骋的重要空间。[5]”而两《汉书》的记载已是汉武帝于朝鲜置四郡之后的事了，此地现在的民风教化为中原所知，自然会往上追溯，直至追溯到箕子时期，箕子朝鲜所推行的一系列举措便被从“结果”反推成了“原因”。
3 箕子的历史定位
有关箕子其人的历史定位问题更主要体现在朝鲜的史书文集中。不仅中国史书强调箕子对于朝鲜的教化之功，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也津津乐道[6]。对于朝鲜半岛政权而言，箕子所建立的箕子朝鲜政权的意义更为重要，他们认为，箕子到来之前的朝鲜半岛虽已有生息，但尚未开化，完全算不上“文明”；直到箕子东渡，带来中原礼乐，才是朝鲜文明之起始，所谓“本国之有箕子，犹中国之有帝尧[7]。”箕子来自中国，且在中国的文化史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儒家极为尊崇的“圣人”，他存在的意义，是使得朝鲜半岛有一个可以与中国远古圣人相提并论的“开国之君”，推崇箕子，自然就顺理成章地提高了朝鲜自身的文化地位。奉行事大主义、世慕华风的朝鲜半岛政权历来仰中国为本位，自认为中国的分支即所谓“小中华”，因此，他们对箕子的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浓重[8]。
高句丽时期，箕子已被冠以“朝鲜始祖”之称，被当作神明来崇拜、祭祀。高丽年间，传说的“箕子之墓”在平壤府被挖掘发现，高丽国王立刻“令平壤府求封箕子坟茔，立祠以祭，又建箕子祠于平壤”。没过多久，忠肃王七年，“以箕子礼乐教化自平壤而行，令平壤府修祠致祭”，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箕子的形象已然被神化。高丽朝金富轼的《三国史记》记载“箕子受封于周室”，僧人一然在《三国遗事》也记载了“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至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新政权后，向当时的明朝请赐国号，备选项之一就是“朝鲜”。朱元璋择此名赐之，从此，朝鲜王朝便将自己与明王朝的关系定义为“箕子朝鲜与周王朝”的关系：“今天子赐号之恩……与武王之封箕子、箕子之治朝鲜同一揆也。”想方设法将两国关系比附作周与箕子朝鲜，以建立自己民族的认同感。
明清鼎革之际，朝鲜掀起了“尊周思明”的思潮，对于箕子的崇拜在这个时期发展到顶峰。儒学者柳麒锡言，“朝鲜始国于唐尧之世，有与于涂山之会。而及箕子来君，则以叙九畴之见，有设八条之教，为辟小中华。”他就将箕子东渡的目的直接定为“为辟小中华”。箕子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化色彩非常明显，它脱胎于中国儒家学者对于箕子“圣人化”的形象制造，更强调它的政治性作用。“箕子崇拜使朝鲜在中华世界体系中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因此，箕子其人在朝鲜半岛会如此受到重视。作为最典型的“中原文明”的代表符号之一，箕子是朝鲜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渊源，还是朝鲜以“小中华”身份自居的必要证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古代的朝鲜半岛、尤其是朝鲜王朝被拔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箕子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中一步步丰富、完善，并且是通过我国与朝鲜的共同努力。除去客观真实的历史记载外，另一方面，也恐有后人想象的部分——史家文人根据现实需要，对箕子的形象做出自己的诠释与定义。在这一过程中，箕子东传华夏文明的功绩一遍遍地被加以强调，形成了两国共同的文化记忆。■
引用
[1] 陈浦清.论箕子的“子”不是爵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92-93.
[2] 张碧波.箕子论——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J].北方论丛,2004(1):53-58.
[3] 王进锋.海上交通与“乘桴浮于海”新证[J].中原文化研究,2021(5):99-105.
[4] 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50.
[5] 程苏东.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64-208.
[6] 孙卫国.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9-32.
[7]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太宗实录卷23[M].汉城:韩国国史馆,1961:638.
[8] 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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