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进行学术研究，方法至关重要。中国古代时，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说，虽不是以文学而言，却也算是最早形成的基本方法。在文学研究中自觉提出方法论的问题，则是20世纪初开始的事，最早讨论文学研究法的著作是姚永朴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法》。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则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胡适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早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期“制因以求果的实验的方法，循果以推因的历史的方法”，并且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注重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讨论清代考证学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讨论审定史料的方法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讨论整理国故的方法。
通过对胡适思想的研究发现其哲学方法论主要来源于三种，分别是中国传统考证学方法、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方法与进化论哲学、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1]。胡适“实验主义的方法”则为三者的结合，胡适从清代汉学家使用根据例证来归纳的方法称为“考证学的方法”，接着，胡适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哲学中提取出“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便是从已知的事实来推未知的事实或原因的方法，也被称为“循果以推因”的方法，赫胥黎用这种方法，从历史的证据中归纳出了“物竞天择”的原理。最后，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中吸取与发展“实验的方法”，先假定一个通则，然后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数据，来证明或者证伪[2]。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三者其实是一类方法。方法是研究的工具，由于研究的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世上并不存在有哪一种方法可以在所有的文学研究中都适用。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方法”属于思维的形式，具有普遍性，因此，本文将使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3]。
1 “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坛中始终绕不开的一位作家。《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比如周扬认为丁玲的这篇小说暴露出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了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也被当作“毒草”重新发表出来并大加批判。而笔者通过以往丁玲作品分析，丁玲作为女性现代命运的探索者，主要针对的是从传统生活秩序中挣扎和脱离出来的现代女性，描写她们如何寻找新的生活道路，以及对新的生命形态的探索和超越。因此，在假设上，笔者认为《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文章，完全不是所谓的反党小说、“毒草”，而是纯粹的女性关怀小说，甚至还是支持女性加入革命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通过想象刻画了一个为革命献出身体的女革命者回村的故事，在整篇小说中使用的最多的便是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以我见、我感、我闻来展现各个视角下对“贞贞”的面貌描写和看法，全文共出现了贞贞的四类形象，即“破铜烂铁般的女人”“英雄般的人”“倒霉的女人”“找活路的人”。通过各个视角下的形象便可考证丁玲的真正意图，以及验证假设的真伪[4]。
2 显性政治文本对“战斗”女性的支持
在四类形象中，“破铜烂铁般的女人”和“英雄般的人”是明显的从政治视角上对“贞贞”进行评价的。“我”刚开始是完全不知道贞贞的存在，对贞贞的评价也是通过旁人而知晓，在第一次村民的聚集中，玉娃和友人的对话对贞贞“有些怕”“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在杂货铺那又听到老板说“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最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老板娘说“向来就风风雪雪的”“在这街上浪来浪去”，又在河边听到打水妇人说“弄得比破鞋还不如”“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在这些村民眼中贞贞是妖魔化的，他们不知道贞贞做的是革命工作，以为贞贞作了日本人的“官太太”，所以男性村民对她是一种“嫌厌”和“卑视”的态度，认为她丧失了贞洁，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回来的，这些妇女因为有了贞贞才看出自己的“圣洁”，在这类人眼中贞贞被鬼子抓住就应该用性命反抗，做一个“贞洁烈女”。
在这些人“村民”视角下贞贞是一个“如破铜烂铁般的女人”，展现了一种把贞操神圣化的倾向，显然在这里隐含作者对此形象是不认可的，通过叙述把杂货铺的老板的形象通过眼睛描写成一个猥琐的人，他的眼睛“小”“一眨一眨的”“做出一副正经的样子”，老板娘也被形容成“那老婆子”，听完打水妇人的话后天气也发生了转变“变成一片灰色的天”“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的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也通过后文“我”眼见的贞贞“一点点有病的象征也没有，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的形象与村民眼中的形象形成了反讽，这些反映出丁玲对传统贞操观念的鄙视。
“我”最先是通过马同志了解到贞贞的，知道贞贞在日本人那里干了一年多，是个英雄的人物。“我”是惊诧和钦佩，因此在和杂货铺老板等人聊天是忍住气的，散步是不愉快的。因为贞贞是一个“英雄般的人”，活动分子对她非常好，而“我”和贞贞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谁都不能缺少谁”，两人之间的闲谈也是“于我的学习和休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我”和以马同志为主的视角下，贞贞是“英雄般的人”的形象，隐含作者显然是认可的。马同志的眼睛和杂货老板的眼睛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从中可以看见“愉悦、热情的光辉”，贞贞的出场运用了不见其人但见其声的方式，表现贞贞性格的可爱，这里和村民眼中的形象形成鲜明的两级，正是由于两方对贞贞站的政治立场的了解程度不同，因为我们知道贞贞是在为革命工作，因此贞贞的失贞在“我”和马同志等人的眼光中是令人敬佩的，所以“我”不断表示希望贞贞能够嫁给夏大宝而得到一个温暖的家，不应该受到贞操观念的限制。因为她的革命行为把失贞变成了“贞贞”，成为一名英雄、一个纯洁的女人，也因为加入革命，贞贞最终可以离开受到精神压迫的霞村去新的地方治病和学习。该形象背后展现了隐含作者对“战斗”女性的支持，“命比贞洁更重要”的贞贞为了活命能够放弃她的身体“最神圣的部分”，但又为革命可以放弃性命，为传递情报昏迷一周。丁玲不仅通过对“破铜烂铁般的女人”形象的反对，表达出“女性失贞≠民族贞操的丧失”，反对长期以来把女性受外来侵略者强暴的身体比喻为民族的受侵略，又通过贞贞的“英雄般的人”形象，展现出“贞操不是被放在女性的阴道里的”。
3 隐性女性文本对“受伤”女性的同情
除了显性政治文本中体现了隐含作者对女性加入革命的赞同，在“倒霉的女人”和“找活路的人”这两类形象中又可以看出一个隐性的女性文本。“我”进一步了解贞贞的故事时，女党员阿桂第一次听到贞贞的事的晚上，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不住地唉声叹气，不断地说 “我们女人真作孽”“做了女人真倒霉”，在贞贞讲故事的时候还紧紧地靠在她身边，传达出她的同情和难受；贞贞的母亲则是不断地哭；刘二妈认为贞贞像是命定下一般，本来在山上可以跑走的，却恰好为了赌气跑去天主教堂，就那一忽儿，落在了火坑，无法再许给好人家，是一个倒霉的女人；夏大宝则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太穷又没有胆子带着贞贞逃跑，她是不会遇到这样倒霉的事情，所以夏大宝在贞贞出事后总去看贞贞的父母，在贞贞回来后又去求亲。
阿桂、贞贞家人、夏大宝他们的眼中贞贞是个“倒霉的女人”，面对贞贞他们表达了伤感和无限的同情。从表层上看，这些人知道贞贞的革命贡献但还是用贞洁来评价贞贞，但是正是这种形象从深层上表现贞贞的遭遇是非常痛苦的，体现丁玲对“战斗”中受伤女性的深切关怀，首先，在叙述苦难上，虽然贞贞是平静的，但是通过阿桂的反应，和“我”心理想法的矛盾纠结“我以为那说话的人是丝毫没有意识到想博得别人的同情的，纵是别人正在为她分担了那些罪行，她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就使人觉得更可同情了”，这样的一静一动和纠结的交叉中，隐含作者完成了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苦难叙述，凸显了对女性的尊重；其次，深刻地指出了“受伤”女性实际面对的问题：婚姻问题和生存问题，通过贞贞的家人视角认为如果不是夏大宝，其他人是不肯来要贞贞的，别人是不会要“被鬼子用过的女人”，有革命光环的贞贞都无法避免在霞村受到言论歧视，女性是可以为革命而献身，但是在献身之后的生存境况是需要保障的，不能只是一味地传达出无用的同情；最后，通过夏大宝的痴痴等待也体现了隐含作者对“受伤”女性的关怀，在夏大宝的眼中不以贞贞的失贞来否定贞贞，而认为是自己配不上贞贞，从懦弱的男孩成长为一个“小排长”的事业有成的男人，说出可以为了贞贞快乐，而牺牲性命的话语。
“我”和贞贞见面之后，贞贞谈到自己的事情，她不知道村民对她的具体评价，但是她通过村民等人的行为意识到村里的人都把她当做了“一个外路人”，有亲热的、逃避的，都爱偷偷的瞧，没有人把她当做原来的贞贞看待，在她自己的视角下她只是一个不断“找活路的人”，对自己过去的苦难认为现在想来是没有什么的，就像“那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通过贞贞自己视角下的形象，抒发出“我一点也没有变”，一定程度上是对前面三种形象的反驳，既不是被妖魔化的“破铜烂铁般的女人”，也不是神圣化的“英雄般的人”、需要人同情的“倒霉的女人”，通过贞贞的口侧面表达了隐含作者对“找活路的”贞贞的同情，不需要别人的定义，她并没有那么高尚，为社会、为革命，她一直都是在为自己不断的抗争，送情报也是出于自己的本来的淳朴意识。正如丁玲自己所写的“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他们不是铁打的”，正是贞贞自己视角下的形象让贞贞本人超越了一般的政治革命文本，她不是刘胡兰式的英雄，只是一个女子，但她的命运是值得关注的，社会上对她的偏见是不合理的。
4 结语
由此，通过上文“求证”四类人物形象的事实证据可知，《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的确是展现了丁玲希望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加入“战斗”之中，同时也表达了对其中“受伤”女性的关怀。在论文写作中，除了提出“假定”，还要用充分严格的事实证据，证明“假设”，拨开材料的层层迷雾去循果推因。研究文学，要用一定的方法，而方法与研究材料是不可分割的。■引用
[1] 赵敏俐.“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更新[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4):10-15.
[2] 席云舒.胡适的哲学方法论及其来源[J].社会科学论坛,2016(6):21-48.
[3] 张保生.法学与历史学事实认定方法的比较[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12.
[4] 邓玉久.从女性形象看丁玲创作的变化[J].小说评论,2008(s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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