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杨

　　《边城》是20 世纪30 年代乡土小说的经典之作，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在里面建造了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湘西的茶峒小镇，乡民们都是善良纯朴、重义轻利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是和谐的。这部作品被广泛传颂为一首人性赞歌。然而，在人性美背后也潜伏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与危机，隐隐流露出宁静和谐的湘西世界被打破的隐忧。

一、淳朴小镇的人性美

小说开篇的“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1］，将我们带入了湘西那个风光秀美、人性古朴的边城小镇。这里有独具湘西风情的吊脚楼、竹篁、白塔、绳渡，有元宵节的爆竹烟火、舞龙耍狮，端午节的赛龙舟、捉鸭子，中秋节的月夜对歌等，还有一群质朴厚道、重义轻利、热情善良的乡民。总之，边城的山水、民俗、人物无不浸染着至纯至善的诗意。

　　翠翠是沈从文笔下理想人性的化身，在湘西的青山绿水中长大的翠翠单纯善良、美丽乖巧、天真烂漫，她黑黑的皮肤、清澈的眸子、小兽物般的灵动，无不彰显着健康、自然的人性美。而翠翠的爷爷则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典范，他古道热肠、善良纯朴、忠于职守、无私豁达，五十年来风雨无阻地摆渡，不收分文，不知疲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爷爷一生守护的除了那只渡船，就只有翠翠了。祖孙俩相依为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浓浓的祖孙之情诠释着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长大成人的翠翠邂逅了天保、傩送两兄弟，爱情在这三个年轻人之间悄然萌发。爷爷为了翠翠的终身大事四处奔波，为了照顾翠翠的情绪多次委婉地打听翠翠的心意。翠翠对傩送充满懵懂羞涩的情愫；傩送为翠翠要渡船不要碾房；天保直率地袒露对翠翠的喜欢，大胆提亲，后面知道翠翠与傩送互相喜欢后为兄弟远走他乡；最后，傩送因天保去世愧疚出走，翠翠守着爷爷留下的渡船开始漫长的等待。没有钩心斗角，没有你争我抢，有的只是边城小镇茶峒的人性之美。

　　乡民也是热情和善的，老船夫分文不取，但大家总是想方设法地给钱给物。老船夫去世后，乡亲们忙里忙外，伸出援手，帮助料理后事。事业顺风顺水的船总顺顺为人慷慨又喜欢结交朋友，自己吃过苦却愿意济人之困。虽然因大老天保之死对老船夫有误解，但在老船夫离世后妥善处理其后事，并愿意将孤苦伶仃的翠翠接到家里做儿媳妇。

二、人性美背后隐藏的危机

这是一个原始民性与封建宗法交织的社会，其自然属性的发达一方面造成了未经污染的自然纯朴的人性之美，但另一方面，人也是社会的存在物，丰富的社会性永远是人性真正优美健康的必要条件。［2］因此，社会性的缺失带来的是人性的贫困与缺陷，自然的人性美背后也隐藏着原始的蒙昧与野蛮所带来的人性危机，湘西和谐宁静的环境和自然朴素的人情世态正在被一步步打破。

（一）原始蒙昧的人性

沈从文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所以我们在边城里看到了天真单纯的翠翠、忠厚老实的爷爷、豪爽直率的天保、真诚善良的傩送。但在表现“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的同时，也暴露了湘西乡民蒙昧无知的人生形态，信奉“天注定”思想的湘西乡民不可避免地落入悲惨的境地。［4］

　　老船夫从二十岁起就守着渡船，日升日落，一管就是五十年。如今已七十岁的老船夫为什么每天还要起早贪黑地守着渡船呢？文中说道：“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1］在尽忠职守的另一面，是爷爷对自身工作的盲从，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意愿，也不去思索工作对自身的价值，他只是认为是上天安排，就该如此，从而坦然接受。翠翠母亲的悲剧一直是爷爷心里的隐痛，他也是将其归于天命，“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1］。

　　翠翠母亲的悲剧，使爷爷对翠翠的婚事格外谨慎，有时候“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受到天命观的影响，爷爷生怕翠翠步母亲的后尘，因此才有了后面的“弯弯绕绕”。最终，这场尚未开始的爱情以天保遇难、傩送出走，翠翠在失去爷爷后孤独地守着渡船等待收尾。善于泅水的大老被淹死，老船夫说：“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1］顺顺说：“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1］中寨人也说：“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1］可见，湘西世界的自然人性一面是让人向往的纯朴美好，另一面也有其缺乏理性的原始蒙昧，将自身命运归于天意而非自身行为，默默承受着命运加诸的一切。

　　边城相对闭塞、守旧落后的环境造就了翠翠内向沉默、孤独忧郁的性格，也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埋下伏笔。从翠翠的各种反应，可以看出她对傩送是有好感的。但她不仅不知道如何向傩送表明心意，甚至在爷爷主动打探她的心意时也一味逃避。所以翠翠顺乎自然的另一面是原始蒙昧，她的自我意识并未完全形成，她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最后天保溺亡、傩送出走，她也只是默默地等待着那个不知道何时归来甚至不知道是否归来的人，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天。从这个角度来说，沈从文追求的优美健康的人性在翠翠身上是没有完全实现的，对于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想法都无法自主表达，如何是顺乎自然的健康人性呢？显然，《边城》融入了作者对湘西底层人民因不能自主把握人生命运，一代又一代继续着悲凉人生的认识，和自己生命从自在向自为途中遭受种种压抑的内心感慨。［5］

（二）野蛮狡猾的人性

天保最开始走车路向翠翠提亲，后面发现弟弟傩送也爱着翠翠后，两人选择了走马路，以歌传情。但其实，文中还提到了茶峒人的规矩——流血的挣扎。人们通过打斗这样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原始方式争取想要的东西，甚至是爱情和婚姻。只是因为天保和傩送的兄弟情谊与善良人性，才免于动刀。但茶峒人的规矩却暗示着在湘西自然纯朴的民风下，也有其原始野蛮、暴力的一面。而在城外小小河街，买卖媳妇甚至成为生意经。人竟然成为可以待价而沽的商品，女性被任意买卖，尊严和自由被践踏。如此原始野蛮的行径，不得不让人深思自然人性背后隐伏的危机。

　　在这个故事中，除了“走车路”与“走马路”的冲突，还有“要碾房”还是“要渡船”的抉择。这便是傩送在陪嫁碾房的中寨王团总女儿与只有一艘渡船的翠翠之间的选择。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用利益给这段婚姻增添了筹码。我们可以看到傩送要渡船不要碾房，重情轻利。即使大哥天保的离世让他与老船夫之间有了误会与隔阂，但这份心意也不曾改变。只是就在爷爷为翠翠的婚事焦头烂额，小心翼翼地试探傩送的心意之时，狡猾的中寨人为了断了爷爷与翠翠的念想，促成团总女儿与船总儿子的婚事，竟欺骗爷爷傩送决定要碾房。中寨人甚至还假装无意地提起大老天保溺水之事，本来此事就成为横在爷爷与顺顺家的隔阂，这一提更是加重了爷爷的心理负担。中寨人的虚伪狡诈、工于心计，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古朴的边城小镇中也有自私狡猾的暗潮涌动。

三、外在观念的冲击

除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带来的危机外，湘西小镇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外来文化的侵入也昭示着湘西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宁静和谐正在被打破甚至瓦解。

（一）封建宗法思想的隐伏

故事开始讲到的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是什么造成的呢？他们需要出逃才能长相厮守，说明他们的爱情不为当地所容。至于原因，有人认为是苗汉文化的冲突，有人说是私定终身的后果，也有人觉得是老父亲的反对，所以在翠翠的婚事上，老船夫才如此在意翠翠的意愿，生怕悲剧重演。具体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哪种原因，背后都隐约透露着封建思想对其爱情自由的影响。而他们出逃“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1］，所以他们两难全之下，双双殉情。不难看出，他们的爱情实际上是受到了“孝”的伦理和“忠”的纪律的双重束缚。［6］当他们的爱情与纪律和伦理发生冲突时，他们选择了以死亡来维护封建宗法下的礼教规范，也成全了自己对美好爱情的忠贞不渝。

　　天保和傩送喜欢翠翠，可是谁都没有直接向翠翠表明，反而是先试探爷爷的态度。这也体现了封建宗法关系中父母长辈对子女婚姻的决定性作用。在当地有“走车路”与“走马路”两种不同的婚俗观念，分别对应了封建婚姻制和自由恋爱。而天保选择了“走车路”，也就是遵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家长制下的婚俗观念。并且在他看来，自己与翠翠的婚事是否能成，取决于“那老的是存心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1］，帮天保来传信的熟人也认为翠翠的婚事得爷爷作主，天保的命运是掌握在爷爷的手里。其实，天保虽然喜欢翠翠，但对于娶翠翠也有他的担忧——“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1］，这背后也反映了传统封建宗法思想对出嫁女子的要求。

　　文中还有一组选择是“要碾房”还是“要渡船”，前者是典型的封建文化的表现形态，后者则是拥有生命自由的原始文化即湘西区域文化的产物。［7］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那座碾坊，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的上面，凝聚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5］看似通达随和的船总顺顺，可以接受天保娶一无所有的翠翠，可在面对碾房的巨大诱惑时，还是主张傩送娶团总女儿，并竭力促成此事。当团总女儿的嫁妆碾房出现后，爷爷一次次小心翼翼地打探顺顺和傩送的心意，甚至假意说要去帮傩送守碾房以试探傩送对碾房的态度，说明其心里清楚两家地位的差别。显然，爷爷内心深处还是受到传统门当户对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在这样的观念下，作为船总儿子的傩送跟王团总的女儿显然更为般配。于是，爷爷在自卑与自尊的情绪交织中，为翠翠的婚事努力奔走却又无奈无力，最后心力交瘁，死在了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二）外来文化的侵入

边城小镇处在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各色商贩聚集于此，讨论着他们的生意经。外来文化正悄然侵入，金钱与利益观念的冲击，让沈从文心目中的理想湘西世界不可能一直处在“世外桃源”的状态下，势必会受到影响，美好人性正在日益衰落。

　　茶峒人对于王团总女儿陪嫁碾房的事情的一致态度，说明边城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正在悄然改变。那象征金钱与功利的碾房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妇人们谈论起王团总与船总顺顺的结亲，都认为好得很，认为傩送如果不同意就是傻小二。脚夫说如果让他在碾房和渡船间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碾房，还细数了碾房带来的巨大利益。一向正直慷慨的船总顺顺在傩送的亲事上，也更属意王团总的女儿，端午节龙舟竞渡时将团总妻女安排在自家最好的窗口，这便是碾房背后的利益使然。即使不重金钱的爷爷在跟翠翠谈起碾房时，也赞其阔气。当别人称赞谁得了翠翠有福气时，如此疼爱孙女的爷爷不仅没有表现出高兴与自豪，反而是发出“有什么福气？又无碾房作陪嫁，一个光人”［1］的自嘲，可见爷爷心里清楚一座碾房的分量是举足轻重的。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等级观念隐隐地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湘西人“善”的一面受到了侵蚀，面对“利”的诱惑，道义和感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8］所以在傩送的亲事上，大家并不关心他喜欢的是翠翠还是团总女儿，而是傩送会不会选择那座气派的碾房。

　　甚至是作为理想人性化身的翠翠，耳濡目染之下也不能免俗。当翠翠看到过渡的女孩子手上戴的麻花绞的银手镯时，她心里是羡慕的，看得失了神，久久不能忘怀。她甚至编唱起歌谣：“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排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1］在爷爷提到新碾房时，翠翠看似不经意地打听谁会得那碾房，也隐隐显露出她感受到碾房的巨大诱惑。正如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写道：“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3］

　　汪曾祺称：“《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3］其温暖来自健康、优美的人性，而这人性美背后潜伏的危机则注定了这一悲剧的必然性。这一希腊悲剧式的情节设计表现了沈从文写作时压抑、痛苦的心态，在经历过北京、上海的都市之旅后，沈从文明白他心目中美好的湘西也必然被工业化与城市化吞噬，乡土精神在现代化中不断失去。［9］因此，《边城》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湘西世界古朴自然的人性美，更流露出沈从文对人性美受到封建思想、现代文明影响而面临衰败危机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