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庄/文

1 国际关系的文化转向

文化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本文简要地回顾了一些国际关系史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的相关研究，并就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创立了专业史学，其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他主张使用考证过的档案进行实证研究。这种史学范式深刻地影响了史学研究，在兰克的影响下，外交史或者说国际关系史一直都是史学研究中的显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长盛不衰同样与现实的国际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世界历史发展迈入近现代，各国交流和碰撞的规模日益扩大，导致国际秩序发生了数次重大变化。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区域性争端以及世界性大战的爆发，不断冲击和颠覆既有的国际秩序。因此，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关系、战争和和平等问题一直都是学者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地缘政治和权力关系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新世纪以来，宗教文化冲突超越地缘政治竞争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美国以及西方原本沉浸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袭击却一次次地震撼着西方社会，这种非对称的对抗并不能用传统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概念来解读。在西亚、东南欧、非洲等区域爆发了激烈的宗教和种族对抗，正如亨廷顿预言的那样，文明间的冲突正取代地缘政治成为塑造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

　　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一体化的进程。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碰撞越来越多，从而带来自我认知的困惑以及强化自我认同的需要，凸显了全球化时代和族群认同等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关注以身份、宗教、成见、情感和话语为核心的文化话题[1]。

2 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概念

既然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那么有必要了解一定的相关理论，厘清关键概念，以便更好地认识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首先，就必须厘清何为文化。从表象上看，按照其内容可大致分为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大众文化等；也可以按照文化的来源分为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包括人们所持的加之，对他人（民族和性别）的容忍，外在的以及与之相对的内在的取向和偏好。文化是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体现。[2]”这一定义是宽泛的现代性理解，没有表述出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这里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定义：“文化是从历史上力促换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3]”文化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伊始就伴随着人类，文化对于认知自我和行为实践有着重大影响，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文化行为体。

　　那么，如何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行为体？入江昭认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可以被视为权力体，也可以被视为文化体，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权力与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的边界不仅仅是由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同时也会通过共同的传统的观念，共有的宗教、艺术的文字根源，诸如习俗、生活方式等非正式机制，以及无数为归属这一实体的事物赋予大量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化实体。[4]”

　　这种说法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将文化实体化。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强调文明、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他认为非西方文明本质属性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之间的根本冲突。亨廷顿用文明的概念替代了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单位[3]。伴随着全球化，跨国活动日益增加，跨国主义者提倡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则包含了国家间组织、非国家间组织、跨国公司、跨国族群等等。研究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的文明和国家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转移。跨国行为体中潜在的研究对象则大大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边界。总的来说，学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将文化体主要归纳为三类，国家、文明、非国家行为体。

　　与文化体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文化体的互动会产生怎样的文化结构，理论界尚无定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国际体系可以被视为制度、等级、权力体系。那么文化理论或者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是什么？可以说世界范围内存在主导型文化，但很难描述何为国际文化体系是如何由话语、观念、文化构成的。这里也不再过多赘述。

3 文化体的行为理论

除了分析文化体的组成之外，如何构建微观理论解释和分析文化体的行为也很有必要。国际政治学者勒博提出了一个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类似于一种心理分析，将文化体人格化，假设文化体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行为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基于相对应的逻辑，做出其决策。勒博的理论核心在于提出了三种心理状态，理性、欲望与畏惧，并将主导合作、冲突与冒险的不同逻辑分别对应于基于理性、欲望与畏惧的世界。

　　在理性主导的世界，合作是基本准则，因为行为体将合作视为人类幸福与满足的先决条件。尽管依然存在冲突，所幸行为体的基本目标是相似的，且对于公正具有相同的解释，因此冲突会比较容易解决。在欲望主导的世界，合作同样被视为惯例，这种惯例是基于共同利益的规范，以行为体愿意分享利益为前提。在畏惧主导的世界，行为体之间冲突频繁，有关冲突的目的和手段均不受规范制约。行为体将安全置于首位，试图与强大到足以阻碍或破坏任何可能危害其安全的行为体结成联盟。正如安全困境预计的那样，军备竞赛、互动的升级、联盟以及相关的部署加剧了每个行为体的不安全感。在畏惧主导的世界，冒险行为具有普遍性，因为安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失去安全意味着灾难性的后果[5]。

　　虽然勒博的理论极具理想化色彩，但不妨碍其理论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给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无独有偶，外交史学者约翰·加迪斯在其研究中非常重视信誉以及安全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影响，不过加迪斯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个理论体系。而且勒博论述的并非是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而是社会主导的精神状态。从此种视角出发，或许可以理解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国际关系问题，去揣测决策者们某一时刻的心理想法。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会重视研究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的权力以及地位。相应的文化理论中也有研究国家文化实力的理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现已为人所熟知，软实力是一种同化性权力，国家具有的让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靠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产生作用的[6]。

4 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的热点领域

理论的构建是基础工作，如何将文化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则是关键。以文化的视角来看，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哪些问题值得重视呢？

　　传统的外交史领域能够通过文化理论来进行改良，焕发生机。文化价值观对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人士的影响，因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收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这些政治精英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从孩提时代所习惯的文化观念，其主导下的外交政策有意或无意体现了这些观念，在与他国交往时中维护国家的文化不受到侵害也成为了文化的一个主要目的。政治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类型相比是相对稳定的，影响剧烈的变革才能改变政治文化。政治惯例和文化传统的惯性对外交政策影响深远。除此之外，政策制定者如何理解其他国家历史文化、习俗传统也会影响对于外交政策对象国的评估，一定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的实施。另外，如今各国正通过各种文化媒介去建构一个更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国家形象。因此对外文化政策以及由国家、组织、个人参与的公共文化外交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文化全球化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文化全球化是怎样推进的？文化的全球化会对本地的传统文化产生什么影响？其中学者最关注的便是文化美国化问题。文化美国化意味美国文化占据主导优势，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文化源源不断地从北美涌出。而这种美国文化时常削弱其他文化的发展，甚至对一些地区本土文化的存在构成了直接威胁。有学者在20世纪后期的、所谓“美利坚文化帝国”的描述，即美国通过文化影响力向外施加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和大众消费品这些方面[7]。从这一问题会延伸出文化安全的问题。在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下，如何保持本民族的特性。

　　在国际关系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国际政治不再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希望走出国门体验异文化。跨文化交流和互动一直就是艺术史、文学史、音乐史学者的研究主题。入江昭提出了“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在跨国文化经验的深处可能会产生共享的感情。……这些都是跨国性的体验，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国的人们得以构建一个热爱艺术和文学的全球共同体。”入江昭同时也提出了“文化国际主义”及“文化跨国主义”。文化跨国主义指国家在文化事务方面的国家间的合作，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国家间和平取决于跨文化理解。文化跨国主义是指不同地区的非政府行为实现文化目标的相互合作，培育普世的人类期望和相互合作，促进不同种族、宗族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很多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概念上不应该混淆[7]。这些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理解跨国文化活动的组织方式和目的，这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于世界关系理想状态的设想。

　　上述提到的理论并不是文化理论的全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也有待下一个重大创新，当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不够。部分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也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反理论的，历史分析一定要还原到其历史语境中，生搬硬套是不足以支撑历史解释的。方法理论是必需，但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必须以谨慎地态度运用文化理论。

　　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世界各国内的贫富差距扩大，国际文化合作与交流遇到阻碍。文化因素在这种情形下能否始终保持强势也尚未可知，没有相对和平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就难以立足。但是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已经不同于往日，历史学者已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塑造世界关系的重大影响力。与文化相关的研究将会持续推进，以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

　　引用

　　[1] 王立新.有思想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2]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修订版)[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3]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4] 入江昭.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5] 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6]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