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文

　　本文首先分析了“狐”这一动物意象在中日两国民俗文化的形象特点。结合中日两国民间在风俗习惯上，乃至文学作品里对狐狸及其衍生的“狐仙”“狐妖”等各类狐狸形象，并且联系中日民族对狐狸推崇的地位也有所异同等多方面展开分析。最后结合中日两国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而分析出中日两国“狐”形象分别形成的原因，论述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1 中日民俗文化中“狐”形象的类别与特性

人们对某一类动物最直观的反应，体现在动物园里的客观实物印象。而“狐”这类被视作有灵性的动物，会具有像“人神妖魔”等各类形象则是人对其赋予的主观信仰精神。且各民族常以动物本身的行为习惯及其特征，冠以该动物幻化为人形后的善恶是非之分[1]。以本文研究分析的狐狸为例，在中日民俗文化中经常提及。在这之中，虽然因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而对“狐”推崇的地位高低也随之不同。中国古代对“狐”这一形象的更替，也随着朝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由祥瑞之兆的“神狐之身”，到妖言惑众的“害人精”，再到后世由妖狐民俗文化发展的各类细小分支等。到了宋代，文化更加繁荣，思想得到解放，人们开始关注自然万物。所以狐的形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神性[2]，不仅有了“狐仙”“狐妖”这一类带有人间意味的神仙形象，还衍生出了“狐媚”“狐妖”这样一类带有强烈妖气的异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狐仙们就彻底成为真正的“人”了。

　　事实上，由于历史上人们对狐狸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脸谱化，所以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大部分呈现出的都是狐狸的“负面形象”。但是在日本文化中大部分的“狐”形象则是被他们塑造成“一种神秘而高贵的存在”“不可亵渎”的形象存在。而日本是在大约公元794年的平安时代开始，“狐狸崇拜”才逐渐地取代了原始的“蛇崇拜”并把狐狸看作是庇佑日本村民们丰收的神明的使者等。尽管如此，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对邪恶形象的“狐”都归类到祸事的“狐妖”“狐狸精”等以色相绝佳，却常做伤天害理之事的祸水形象一类。

　　表1选取的中日部分与“狐”相关的民俗作品及文字论述可知[3]，形象归类在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中、善、恶。在这之中的“中”属性界定，是对“狐”类形象既无害人的趋向，对人类或诸神世界没有明显裨益，仅作为种族罕见奇特的鬼怪属而作区分。

　　

　　表1 中日民俗故事对“狐”形象论述及其形象归类

　　在此三大类下，又存有更为细致的分类。如：中国西汉礼学家戴圣所撰写的《礼记》曾记载：“狐乃仁也。”即戴圣认为狐狸是仁德的代表与化身。而从东周的春秋战国开始，狐狸更多以“瑞兽”“神灵”的形象出现。日本则有很多的神话故事集如：《扶桑略记》《日本灵异记》及《今昔物语》等著作中，也有许多描写日本狐狸化作美丽动人的妇女嫁给心地善良的农夫，或是嫁给饱读诗书的学士以报恩的片段[4]。在这一分类中，中日两国各朝代的学者和文学家笔下的作品集、民间百姓们口口相传的俗语谚语故事，更倾向于把“狐”这一意象塑造为“善”。他们认为，狐狸化人多扮演的是贤良淑德的妇女形象，和“狐妖”“狐狸精”魅惑君主的形象截然不同。

　　而对于“恶”的大形象分类下，中日民俗文化中的“狐”这一形象既有相同的点，但若细致考究则又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的人因为狐狸独特的昼伏夜出习性，且多以墓穴为居所，神出鬼没或是鬼鬼祟祟的形象，在汉代，甚至有著作《解说文字》言狐狸是妖兽，是鬼怪的坐骑。至此，狐狸这一形象在中国古代后世的妖异化道路逐渐延展[5]。

　　与此相对，反观日本民俗间“狐”形象的趋恶性，或多或少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日本著名的恶妖“玉藻前”，原型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九尾妖狐妲己。日本的神话故事对其的记载则是，中国商纣王被诛杀，妲己也被武王杀死后，死的并非是九尾狐，而是妲己的肉身。其精魄和原型逃亡到日本依旧干的是老本行，魅惑当朝的鸟羽天皇且干涉朝政，祸害百姓，开始胡乱非为。后来被法师安倍泰成带领众多阴阳师剿灭，但玉藻前死后化身成的“杀生石”留存在了日本栃木县那须汤本温泉的一处火山口附近。2022年3月日本媒体曾报道，这块被得道高僧多次加持过并有封印绳的杀生石却突然裂成了两半，封印的绳索也断裂了，日本群众对此多少有惶恐之心，对其的预示也多加揣测。可见哪怕是历史久远流传至今的狐妖故事，日本民族依然对这类的妖魔鬼怪存有敬畏心理。

2“狐”形象在日本民俗文化的体现与发展

日本对狐狸美好形象的崇拜，首先是出于本国的水稻农业，稻作文化的传统与立身之本。在古日语中，狐狸（けxiii）刚好与“御馔津神”（ttfけxiiiのfkttf）的读音一致。再加上狐狸捕食啃咬水稻稻作的鼠类为食，所以日本民族选取“狐”这一意象作为收成丰硕的保护神，最终被人们广泛认可，成为稻荷神的神明使者。同时，日本的“狐”形象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宗教信仰相挂钩，更多的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日本的《今昔物语》里弘扬了佛教文化，卷中故事曾写一位男子为一只死亡的狐狸诵读《法华经》超度的故事，狐狸最后死而复生，也借“狐”形象宣扬了佛教信仰。

　　当代社会的日本，在日常生活中也多用到了“狐”的形象。然而在一个国家里，日本的不同地区对“狐”这一意象的信仰和在民间出现的形式也有所差别。例如，日本关东人民和关西人民对“狐狸乌冬面”和“狐狸荞麦面”有不同的理解，命名和由来以及食物的种类也有所区分。又例如，在日本历史上，人们常说“神狐出，百鬼震。”神社和寺庙是日本民族对于“狐神”进行供奉和传达崇拜精神的最重要场所。无论是日本传统的神社或寺庙，还是近代以来的现代神社或寺庙，“狐神崇拜”在日本一直都很盛行。从平安时代起，日本人开始将狐狸与妖怪联系起来，这一现象被称为“狐狸出”。“狐出”现象是由于平安时代贵族将“狐神”当作道德标杆的结果。他们认为狐狸作为妖怪与神并存，具有双重性格。平安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阶级矛盾最为尖锐和激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武士和贵族们为维护其特权，极力地宣扬狐狸具备“狐出”现象这一特征，借以宣扬自己高贵的出身和崇高的地位。他们通过“狐出”来赞美自己出身高贵，并且谴责那些不守道德、玩弄权术者。

　　除此之外，“狐”形象作为日本稻荷神社的使者，也是需要巫女向神明祈祷日本的子民五谷丰登。在这类严肃的场合下，“狐”被做成了保留神秘感和疏离感的狐狸面具。同时，也因为白狐的白色具有纯洁和善良的象征寓意，日本民族的狐狸面具多采用白狐面具。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也喜欢在夏日祭等独特祭典上，穿上华美的浴衣或和服，再搭配上迷你的半脸狐狸面具或是全脸的狐狸面具。这类形象在日本的动漫及电影作品里也多有展现，成为了日本独特的文化。

3 中日民俗文化“狐”形象异同总结

中国古代喜好以凶猛的瑞兽，作为民间镇宅或作祥瑞之兆的神明。如貔貅是财富的象征，能够给人们带来福禄安康。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百姓常以具有神性的动物，如龙九子、凤凰麒麟等神兽作为神仙的坐骑，安定百姓生活的镇宅瑞兽。就连对狐狸的选取，也喜好选取“青丘白狐”“涂山九尾狐”乃至“青狐”等动物。对比中国的民间，百姓也更偏向于“物以稀为贵”的动物选取偏好。然而在日本的民间社会，更加关心人间烟火气息和生活中的微小细节。日本民俗的文化选取敬仰的稻荷神明使者时则更亲近百姓的生活日常，更愿意通过其动物自身的习性，用俗话来说就是更接地气的选择。

　　虽然日本有自身独特的妖怪文化，以及“百鬼夜行”“阴阳师”等闻名世界的怪物志，但是究其源头会发现中国的神话故事及神仙妖魔等文化对其影响颇深。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文化交流桥梁上，中国唐朝时期传入日本的志怪小说、妖怪文化等也对日本形成本土的“狐”文化有深远影响。但总的来说，中日两国的“狐”形象根据时代的变迁、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以及科技进步，整体上呈现“狐化人—狐为仙—妖魔化—人格化”的大体发展过程。

　　中国的“狐”形象，和社会的主流文化相关，且深受政治的影响。中国的儒学认为，“人”和“狐”的身份地位保持人高于狐的自然观。除去人不可认知的、天上降临的神兽，地上可以接触和可以认知的飞禽走兽最终都会被人类所驯服。所以在中国的民俗文化里，“狐”的下场多半是不好的结局。而日本民族身处岛屿，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形成了敬畏自然的观念。认为一切都是有灵性的，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该与自然融为一体。所以对待这些可怜的生灵，只要是帮助人类的，日本民族也会怀有怜悯之心，狐的下场最后也多半是逃逸或是化为当地的守护灵等。

　　尽管中日两国民族社会背景各不相同，但是在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在特定的文化视野下，两者的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的“狐”形象可以说是起源于中国。但是日本并没有完全照搬外来文化，而是根据当地独特的价值观和宗教等因素的特征性质，不断融入了当地的日本文化。“稻荷神使者”“穿浴衣戴狐狸面具”“玉藻前”等成为当今日本民俗中“狐”形象的典型代表，并通过日本享誉世界的动画界及其电影小说等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

　　综上所述，在异国文化交流之中，对于外来文化需要保持足够的包容和理解，抱着谦虚的态度。同时，也要把外来文化的精华作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养分，把它与自己国家的文化进行完美的融合，不断剔除落后腐朽文化进行文化创新，让我国的民族文化焕发强大生命力。■

　　引用

　　[1] 林方圆.关于日本社会中狐狸形象的探讨[J].外交学院,2013(2):44.

　　[2] 徐丽丽.试论中日文学作品中的狐文化与狐意象[J].芒种,2014(4):119-120.

　　[3] 任志强.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4] 仇丹烨,何书卿.中日文化下具有人性内涵的主流狐形象研究[J].文学教育(下),2017(8):16-18.

　　[5] 付岩志.论《聊斋志异》中狐作祟现象的形式、特征及文化内涵[J].明清小说研究,2011(1):149-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