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决定了价值观，价值观进而决定每个个体的人生观。古元作为我国延安时期知名的版画家，他本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创作根植于人民与革命事业。用他年轻的生命刻下确凿、有力、妙趣横生的艺术语言，与老百姓相互感受、共同生活，同时在实践中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本文主要以古元1940—1943年碾庄题材木刻为讨论对象，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结合艺术家思想意识和创作方面切入，廓清和解读相关认知。
1 古元艺术实践里的精神性
1940年的夏天对于21岁的古元来说是懵懂认真且彻底炎热的，毛主席到鲁艺的一番讲话，让他看到自己学习生活的校园是“小鲁艺”，人民群众的生活才是“大鲁艺”[1]，于是几天之后他就在组织安排下与文学系毕业同学孔厥、岳瑟、洪流、葛洛一行五人前往延安县川口区念碾庄实习，参加碾庄的政府工作，锄奸保安，支援前线，交教卫生。但对于生涩的青年艺术家们来说，进入碾庄直接“生活实践”，是需要艰难磨砺接受挑战的过程，“葛洛、古元等人的情绪即从初到碾庄的新鲜、热情转变为孤独、寂寞，语言不通和环境陌生造成了他们和碾庄群众之间的隔膜。[2]”文艺工作者的热情、个人价值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在此时被消解重构，价值问题的本质是实践问题，最终需要落实到人的实践活动中，它也必须依托于人的活动。他们面对苦闷与无力，甚至将碾庄村外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沟命名为“思索沟”，晚饭后去坐坐，去除苦恼，偶尔大声背诵一段哈布雷特或者普希金，葛洛曾在《宝贵的一课》中说“只有这时我们才感到心情是舒畅快乐的”。
面对实践中这样的情况，是隔膜之中建立空间，是一种自我保护，同时也容易在艺术上走向封闭。古元渐渐意识到了问题，从视觉艺术温和、共情、尊重、灵动的优势特点出发，踏实地生活在碾庄的人际环境之中，而不再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去观察，真正地关照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尊重、溶解在周围的环境与人之中，表达才真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现实生活生产或许是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则被当作脱离日常生活的且处于世界之外、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如是，历史中排除了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一种对立出现在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3]”
2 古元艺术语言内的辩证法
辩证法与历史观同样重要，共同支撑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灵魂中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支撑了延安时期文艺创作的方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不熟与不懂”，文艺工作者的内在感情与普通百姓的打成一片，才是解决面对对象不熟和对语言的不懂的唯一办法。如同马克思自己指出旧唯物主义缺点时曾说：“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只管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若群众的语言都有停留在不理解，那就很难谈论文艺创作。《讲话》对古元的创作产生了极强支持性的力量，他本人在《回忆那山花烂漫的五月》一文中回忆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初夏喜悦、充满憧憬的情景，并发自肺腑地谈到：“事实证明，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结合后，既端正了文艺思想，又获得无尽的创作源泉，作品就如同雨后春笋，欣欣向荣。”带着这样的态度和愿望，他在碾庄的生活中积极探索如何发挥绘画媒介的特殊优势。他意识到政府提出让成年和青年人“识一千字”号召的难度，因为大家白天下地劳作天黑回家后还有许多家务活，条件极其有限。憧憬希望和客观现实的差距让他“想出一个简易的办法，利用工作之余，把村中的麻袋裁成许多小纸片，并于每张上画下简单的图画，写一二文字，也比如画头牛并写个‘牛’字。日复一日，每日画写二十余张并分送到各个人家，乡亲们收到便利用酸枣刺将识字图片钉在墙上，见到图画就认识图上的文字，记得住还不耽误劳动。[5]”之后又因为这个贴合需求、符合生活情景的艺术举动，古元注意到“后来墙上的画片太多于是乡亲摘下一部分，喜欢看的就留下且用高粱秆串在一起钉上供欣赏，他们留下古元画的大公鸡、骡马猪羊象征六畜兴旺、大犍牛的。[6]”从此他也了解到了农民纸片们的审美趣味，并创作了《农村小景》（图1），当村民们面对这四张诚实真挚的版画作品时，“他们高兴地议论着刻的是谁家的娃娃，谁家的院门，我从他们淳朴的微笑中享受着收获的喜悦”。
图1 《农村小景》1940
从客体到主体感受、描绘的转变，其实是古元处理了自己所处环境和自己与对象的辩证关系。只有在生活和艺术语言可以做到辩证统一地处理问题，才能更多地理解、体会，从根本上解决“不懂与不熟”的问题。
3 古元版画刀味中的责任感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人类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正是因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并形成了历史发展规律[7]。同时，需要警醒的是不能因此否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受客观条件制约，无论谁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艺术是比生活语言更加坦率、果敢、真诚的语言，它拒绝单一与自动化，是对对象和个体本身有意识、有目的、具体的抚摸。如同古元自己曾说：“狼是凶残的，羊是温善的，人对狼和对羊的感情是不同的，画得很逼真有什么好，一定要画出人们对狼和对羊的不同感情。”在他手下每一刀中不能概念化、一般化的表现，承担起了文化、社会、艺术对个人的责任。
在系统性的学院体系美术训练之后，古元到乡下工作时，起初创作还是沿用柯勒惠支和苏联版画的手法来表现陕北农民生活，后来发现这种艺术形式不被农民所理解。老乡问“为啥脸上一面黑一面白，长出这许多黑道道？”古元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和改进，起初是在原画的基础上进行了明暗的简化，如《哥哥的假期》幅作品的重刻（图2）。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如维柯所说，历史科学“首先关心的是的结构，人们生活于其中那个社会的具体结构，我们和周围的人所共享的那些风尚与习俗”我们及周围的人所共享的那些风尚、习俗，记录着历史，从而通过考察这些细微的素材把握到历史世界的真理。
图2 《哥哥的假期》1942
古元在听取和吸纳了乡亲们的意见之后，重刻了一些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单线轮廓的简练刀法，这是吸取了民族绘画和民间木版年画的手法创作而成，群众也就喜欢接受了。[8]”在观念上有这样的责任担当，同时在艺术语言他创作出了《区政府办公室》（图3）、《拥护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图4）这样带有浓厚民族绘画特点又被大家喜爱的作品。
图3 《区政府办公室》1942
图4 《拥护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1943
历史与自然并非互相外在的两个领域，而是内在地通过人的活动结合为一体的。我们周围世界绝非纯粹的自在存在，而就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所以古元版画的刀口之下，绝非对美的纯粹追求，而是对生命和历史的尊重，在保有艺术性和自我感受叙事的同时，扛起历史演进和变化的责任。他曾说：“我们搞艺术不能没有个人的感受、情绪，然而这种感受，这种情绪不是孤立的，是同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不然，艺术只是为个人所欣赏所理解，还有什么意义呢？你的作品总要拿出来给人家看，需要得到人们的欣赏和理解。有人说，越是没人理解，水平就越高，越是好作品，这是不能成立的，没人理解，就无法发挥作用。古今中外的美术史告诉我们：艺术源于人类的劳动，劳动人民是艺术的主人，然而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劳动人民虽然创造了艺术，却无权欣赏艺术，这种现象在今天还能允许吗？应该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9]。”
4 结语
古元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从思想与艺术上为社会展现了一个真挚、健康、有责任感的面貌。政治思想与艺术创作创造在他身上呈现出历史性的规律，让我们从中认识人类的活动是有意识且有目的的，而正是人类如是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璀璨的历史，并形成历史发展规律。任何人无法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符合历史规律的艺术与生活语言拒绝单一与自动化方能发展流传。■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