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传播过程中，体现出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深入探讨“一带一路”视阈下的佛教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佛教文化将继续发挥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洲各地区间繁荣发展，增强国家间情感交流的积极作用。
佛教自传入亚洲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历经发展与亚洲各国的文化紧密结合，并逐渐枝繁叶茂，成为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本土化的佛教，已经融入亚洲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在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还是在哲学思想、道德伦理等方面，都能折射出佛教文化的智慧，对当地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信仰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所见证的佛教文化的魅力仍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对亚洲地区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1 中国佛教传播交流的历史
1.1 日本
佛教何时传入日本，在日本学者道端良秀著的《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中记载，认为在钦明天皇13年（公元552年），也就是佛教已经中国传播500多年后，通过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公元593年，日本进入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时推行改革。他的改革措施也吸收了佛教文化，在公元604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中，要求以和为贵，遵崇佛教。他提出：要“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他积极的与隋朝进行文化交流，在公元608年，除了派遣遣隋使出使，还派出了八名留学生和学问僧前往中国交流学习文化。
隋朝灭亡后，日本朝廷继续派遣遣唐使，两百余年间实际派遣了16批次的遣唐使团，每次随行中都有留学生和学问僧的身影，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考证记载，一共成行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大概为120多人，其中的学问僧占了绝大多数，至少为90名。这些学问僧的交流出使，将佛教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交流。
在《旧唐书·倭国日本传》中记载，日本的遣唐官员“尽市文籍，返海而还”。参加使团的学问僧们也积极的“求书”，有一位学问僧玄昉，从中国带回日本佛教经书典籍超过5000卷。日本高僧最澄、空海及其弟子们在中国求得经书数以千计，一直传承到今天。
大化改新后，佛教更是受到统治阶级的遵崇。据史料记载，在奈良时期，唐代佛教的六个宗派都传入了日本，被称为“奈良六宗”。日本在学习唐代佛教经典的同时，还修建了许多佛教名寺来守护国家。
到了宋朝，日本与中国的佛教交流仍旧有不少。在北宋史书中就有宋朝皇帝召见日本僧人，御赐礼物的记载。到了南宋，入宋的僧人更多，记载中的便有120多人，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承发挥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1]。
佛教在日本受到了天皇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一直到了江户时代，绵延近千年，佛教思想始终影响最大，佛教思想的影响范围还包括了文学、美学、建筑学等诸多方面。
1.2 朝鲜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便传入了朝鲜半岛。据《三国史记》中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时代（公元372年），前秦的君主苻坚派遣使者僧人顺道送来佛像和经书典籍。之后还有僧人阿道到朝鲜半岛传经。在《三国略事》中记载，小兽林王建造了肖门寺让顺道居住，建造了伊弗兰寺让阿道居住，“此高丽佛法之始”。在此之后，高句丽的国王对佛教传入，持开放的态度，“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在《百济本纪》中记载，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到了百济，创寺在新都汉山州，“此百济佛法之始也”。到了公元552年，百济圣明王时代，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而在新罗，佛教大约到了公元6世纪中期才逐步兴盛传播。到了唐朝时期，虽然唐朝与高句丽之间爆发过战争，但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高句丽国王还派人到唐朝学习佛教，唐王也欣然应允。百济和新罗也很注重佛教文化的吸收，尤其是唐王朝关系密切的新罗，深受影响。新罗高僧园测来唐朝学习佛法，拜玄奘为师，注疏了大量佛家经典，他去世后陪葬在玄奘大师的墓旁。
高丽的开国君主王建统一了朝鲜半岛，在临终前，留下了《训要十条》，其中就包括“弘扬佛教”等保护传扬佛教的内容。于是佛教的传播交流就成了高丽与宋朝交流的重要内容。据史料记载，宋真宗时期，高丽王遣使来求佛经。宋神宗时期，高丽王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并放于开国寺。高丽王还到宋朝“求问佛法”“献经像”。
到了朝鲜朝时代，儒学逐渐被奉为官学，朝鲜君主“不崇佛法，专尚儒术”，双方在佛教文化上的交流便不如之前频繁，但佛教文化仍存于民众之间。任继愈先生曾经指出：佛教在朝鲜的流传发展过程中形成带有朝鲜民族特色的宗派，对朝鲜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深远影响[2]。
1.3 缅甸
缅甸被称为“佛塔王国”，缅甸人养成了以佛教为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缅甸一年20多个传统节日，绝大多数都和佛教有关，可以说佛教文化已经深刻的融入缅甸社会之中。中缅友好关系历史悠久、长期稳定，被称为“胞波友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兴盛时期之一，大乘佛教就从中国传播到了缅甸。缅甸语中的很多佛教词汇来自于汉语，这是我国的僧人将梵文等语言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传入缅甸的。除此之外，还有僧人到达缅甸，驻寺讲学，传播佛学知识。而到了公元7世纪，小乘佛教是从缅甸传入了我国云南等地。中缅人民之间文化交流频繁，我国南部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的部分佛教词汇与缅语有相似之处。由于缅甸地理位置特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更起到了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佛教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
到了唐宋，中缅之间文化交流增多，尤其表现在云南的南诏国交流上。在史籍中有记载，缅甸僧人到南诏传教，南诏国王赠送佛像给缅甸国王。另据《宋史》记载，北宋徽宗时期，缅甸王首次遣使入宋，北宋按照大国来使的规格接待。南宋高宗时期，缅甸王还赠送佛教经卷给宋高宗，宋高宗还回赐了礼品。这也说明两国之间互为往来的友好关系。
在元朝，中缅之间即使爆发了战争，但佛教交流仍在继续。双方都派遣了高僧为首的使团互相出访。明清之间，虽有波折，但佛教交流依旧颇为频繁，见证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中缅关系更为亲近。周恩来总理先后九次访问缅甸，并在1961年捐赠了一座面积76平方米的佛亭，象征着两国人民友谊的升华。
1.4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佛教主要是从印度传播过去的，最早有记载到印尼的中国人就是公元5世纪东晋时代的高僧法显，他在去印度通过海路归国途中漂泊到了印度尼西亚，那时印尼的“佛法不足言”。到了公元7世纪，佛教在印尼兴盛，唐朝不少高僧在印尼传播佛教、研究佛教。印尼也是当时西行求法的高僧路径之一，据记载，去西行求法的高僧有60人，取道印尼走海路的有19人。中国僧人还在印尼兴建寺庙，据不完全统计，在印尼的华人兴建了两百余座寺庙、宫观，不少都是佛教场所。2 “一带一路”视域下佛教文化交流传播的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反映出中国海纳百川的气魄和有容乃大的胸襟。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他曾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一带一路”建设旨在推动地区间持续性健康发展，因此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等交流也逐渐密切起来，各种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类文明发展也拓展开一种新的境界。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古印度，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由僧侣传播到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所以“一带一路”一端连接着历史，一端指向未来。简言之，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一带一路”是不可或缺的文化通道和交流渠道，具有其特殊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第一，佛教文化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桥梁纽带，在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佛教作为重要的宗教形式，长期以来在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纽带作用。尤其是在东亚、东南亚等国家，佛教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增强文化认同和互通共建同时，大大增强了地区间的人民情感。大家熟知的高僧玄奘，就是沿丝绸之路前往印度求取真经，在传来送往的过程中加强了中国与周边诸国的联系，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推动了中印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衍生出中国佛教诸宗派，这些宗教派系的思想随着丝绸之路传入到周边各国，深刻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佛教文化以其包容性将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联系到了一起。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佛教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将发挥积极的价值和作用。佛教广泛传播将加强国家和地区间的国际交往，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共生。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佛教将继续发挥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间繁荣发展，增强国家间情感交流的纽带作用[3]。
第二，佛教以其和谐共生，圆融共通的精神内核将有效解决宗教间的冲突，为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交流提供价值支撑。从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中看，佛教讲究慈悲为怀，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和价值，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交流中可以有效化解冲突和矛盾，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佛教追求对父母、家庭、国家感恩，这种信仰将个人与国家、社会紧密契合，将个人信仰与护国利民的追求相统一。佛教不仅重视引人向善，而且强调对恶的束缚。佛教讲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要求信众注重规范自身行为，不要轻易作恶。这种道德要求及教化，有助于和谐国家地区间的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佛教文化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也有其表率作用。在佛教文化中大都倡导尊重差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有助于形成向善的社会风气和和谐与共的价值观念，充分体现中国人宽容博大的胸襟，为解决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佛教文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有助于推进地区和平事业的发展，以及加强民心沟通，解决地区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并最终与儒家、道家成为引领中国思想的重要流派[5]。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及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要充分发挥佛教文化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交流，丰富内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引用
[1] 魏志江.朝贡之外:论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J].社会科学辑刊,2021(1):139-145+209.
[2] 杜超凡.传播观与时代价值:对佛教文化传播的再度审视[J].华夏传播研究,2021(2):145-159.
[3] 孙健灵,普麟晏.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中国佛学,2019(1):25-37.
[4] 李利安.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战略地位及其现代转型[J].宗教学研究,2019(1):83-91.
[5] 李勤合.文化自信与佛教中国化[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3):71-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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