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丰富的地域性音乐资源，如何对其进行传承保护、开发使用是一个重要课题。结合音乐教学的特征规律、时代审美需求、文化价值功能，针对我国地域性音乐资源应用于高等音乐院校教学的原则和路径进行研究，将对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保护以及音乐教学改革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丰富多彩的地域性文化是绵延不绝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和根基优势，民族化、地域性的音乐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我国文化自信的建立基础。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阶段，外来的多元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对我国本土音乐冲击较大。在此背景下，很多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域性音乐资源依然面临着受众流失、传承人缺失的尴尬局面。作为专业音乐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等音乐院校要承担起对其进行传承保护的责任和使命，特别是一些地域性音乐院校的音乐教师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主动去挖掘、使用地域性音乐。
1 地域性音乐资源应用于音乐教学的意义
1.1 厚植文化自信的根基
国家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信基础上，文化自信离不开对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源于古、源于本的文化自信会更好地提高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不同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我们的华夏文明，塑造文化自信就要让诞生、流行于我国各地的这些优秀文化可以在当今时代焕发新风采、发挥新作用。我国多姿多彩的地域性音乐往往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具有创作的口头性、表演的即兴性、气质的亲切性、传播的自发性等特点，这些天然带有群众基础的音乐资源更容易引导大众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认知和生活方式，达成全民文化共识，形成广泛文化自觉，从而产生更基本、更深层、更持续的力量。1.2 推动地域性音乐的传承发展
我国的地域性音乐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群众基础，但是受困于自身表现形式、时代审美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地域音乐出现没落甚至消亡迹象。如，在曲艺大家族中，目前尚能发现存活踪迹的曲种有400个左右，这些不同的曲种带有着各自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些差异性的存在让我国的民族音乐更具特色。但是，如何对它们进行传承保护、创新使用却是一大难题。在2006至2021年我国公布的第一至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曲艺分别有46项、50项、18项、13项、18项，共计145项。在“非遗化”保护的同时，音乐院校也要主动去尝试活态化传承。在教育部公布的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曲艺”被列入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这将会推动新时代曲艺学科的建设，也会推动曲艺及多种地域性音乐的传承发展。1.3 打造地方音乐院校的特色优势
高等院校承担着为党和国家培养一流人才的重任。为了培养更优质的人才、建立人才资源优势，各高等院校都要形成新特色、发挥新作为。教育部批准的独立设置艺术院校和开设音乐专业教育的综合院校也都要思考如何形成自己的优势和品牌，如何具有中国特色、地域特色。近代开始，我国的音乐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使用了欧美国家的模式和方法，如，视唱练耳教学就主要是受到法国、前苏联等国的影响，进入到21世纪后，我国的视唱练耳教学才出现了较多的民族化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及相关课程的匮乏，导致当前高校音乐创作普遍缺少中国音乐固有的思维与深层民族风格。[1]”片面的追求大而全或国际化，并不适用于所有音乐院校。在对标国际高水平的同时，地方音乐院校可以立足地域资源去打造不同的特色优势。将地域性音乐资源引入到音乐专业教学中，可以直接丰富教学内容、锤炼教学方法，推动本土化音乐课程体系的构建。同时，地域化、民族化音乐作品的使用，可以让学生直观感知到我国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培养学生的民族音乐思维、地域音乐特质。
2 地域性音乐资源应用于音乐教学的原则
2.1 特色挖掘与共性审美的结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且已长达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地域性音乐在差异变化中交织着融合统一、在不稳定中追求着平衡，出现了众多共性的创作技法、审美要素和艺术性征。如，线性为主的音乐思维、变奏发展手法、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还有带着神秘色彩的“口传心授”传习方法，等等。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地貌的国家，拥有多元并存的语言体系、风土人情、民俗节庆等，各地区的音乐也就具有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体裁多样、类型多元的地域音乐往往扮演着符号性角色，是地域文化的凝练和演绎，是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生活写照和精神印记。
忽略个性差异则很难各具所长、百花齐放，过于强调个性则较难沉淀出整体特征和规律。我国的地域音乐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又在交融中实现了演变、衍变和嫁接。在新时代的音乐教学中，要利用它们让学生们建立整体意识，在了解不同类型地域音乐精品的同时，建构起对我国民族音乐的纵向历史认知和横向同类关联，从而培养民族思维、精品思维、全局思维。
2.2 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结合
艺术自身的创新发展、观众审美的时代差异都是无法也不应该阻止的。地域性音乐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多元文化冲击下，这些音乐也存在着滞后性征，陷入了发展困境。在经济社会，传统音乐的确受到了商业市场和听众流失的冲击，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但很多质疑者并不真正了解传统音乐、甚至都没有进入音乐厅听过传统音乐。所以，一方面不可为了迎合当下大众审美尤其是少数人的娱乐化需求而片面改变地域传统音乐的艺术规律，要坚守地域音乐自身固有的表演形式和方法来保留其艺术本质。但“曲高和寡”的自我封闭、自我放弃心态不符合我国地域音乐的开放性、包容性。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创作、为时代创作的立场和导向。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在文艺活动的全过程中，结合新时代、新风貌、新需求，使用新理念、新元素、新方法、新作品来满足人民的艺术需求。作为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带领学生学习原汁原味的地域性音乐，也要带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批判发展的思维，立足特色去传承、秉承创新去发展。
2.3 音乐教学与全方位育人的结合
不同的地域文化资源中都蕴含着差异性的文化因子，它们在机理规律、创造方法、内容实质、呈现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特征，是某一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典型性文化样态。在历时性演变过程中，很多地域性音乐作品身上都带有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理念和道德内涵，它们可以成为专业音乐教学和思想品德教育共用的理论支撑和素材工具，直接参与音乐教学实践，帮助学生建立起先进的艺术思维、美学品格和专业能力。所以，它们也是生动的课程思政资源。
音乐教师要主动融入“大思政”格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让当代学生了解传统的地域性音乐作品中凝聚的美学思想和价值取向，接受伦理道德、家国情怀、大义情谊的正面熏陶，潜移默化帮其在政治立场、社会秩序、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培植起正确认知，从而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 地域性音乐资源应用于音乐教学的路径
3.1 音乐作品创作的启发
作曲家的创作并非无本之源，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多样，很多作曲家在艺术创作时会回到传统、回到民间，也会到不同地域通过采风收集素材，从土壤肥沃的优秀作品中寻找灵感，他们可以从地域性音乐中抽取素材、汲取精神从而启发自己的创作。“旅美著名作曲家陈怡创作的无伴奏合唱作品《飞歌与跳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她将具有传统民歌精神的文化与现代气质的技法、风格进行了融合。作品具有非常独特的地域性民歌音调特点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特点，音响色彩清新，堪称作曲家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现代气息诠释的又一次全新尝试。[2]”除此之外，陈怡还从广东音乐、云南民歌、天津曲艺中广泛获取灵感，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了多部优秀作品。先后荣获格莱美作曲大奖、德国巴赫奖、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的谭盾出生于湖南，自幼受到中华楚文化影响，又有在京剧团工作的经历，这让他把很多中国民族音乐都运用在了自己后来的音乐创作中，如交响协奏曲《地图》中就有很多我国民族音乐的影子。另外，周文中、周龙、刘索拉等多位旅居海外且蜚声国际的作曲家的作品中也都有着我国各地民族民间音乐的元素和神韵。虽然这些音乐家多年旅居海外、受到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影响、可以熟练使用西洋创作技法，但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民族音乐印象，对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精神熟稔于心，这些都会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所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作品的特色所在，是真正让他们立足于国际音乐界的核心要素。
3.2 音乐表演技巧的借鉴
不同音乐体裁的表演技巧是无法形成统一认知的，也很难区分孰优孰劣，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借鉴倒是值得开展长期研究。我国不同的地域性音乐都有着自己的美学规则，它们在生活化和舞台化、历史共性和时代个性，特别是表演的演唱方法、发声技巧等上都对当下音乐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西河大鼓是我国的传统曲艺曲种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河大鼓的唱腔有基本唱腔、花腔和专用腔，演唱者可以借助伴奏乐器灵活使用，这就使其唱腔具有丰富的色彩性、表演具有充分的层次感。天津音乐学院多次邀请天津市曲艺团的西河大鼓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郝派西河大鼓传承人郝秀洁进入学校为学生讲解发声技巧、演唱方法，启发学生如何从传统曲艺中探求现代声乐演唱方法。此外，天津音乐学院还以系列音乐会、科研立项等方式将地方民歌引入到声乐教学和舞台实践中，让学生从民歌的基本演唱方法中去领会、提高歌唱水平和艺术理解能力。
艺术家的个人风格，往往受到成长、学习、工作所在地域当地特色文化的影响。关牧村是天津籍的歌唱家，观众们都可以看到她的演唱风格上带有明显的天津风情，这种“天津风情”就是由各种天津地域音乐的表演技巧融合而成的。
3.3 音乐理论研究的土壤
音乐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它并不是音乐界的边缘人士做的边缘事务，而是音乐作品价值实现、音乐创作更新发展的重要环节，会直接影响到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接受和音乐教育。我国的地域传统音乐具有民族化的曲式、旋律特征，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古琴曲《梅花三弄》，节奏切分、音区跳跃、调性变化都明显区别于西方音乐作品，其泛音使用、节奏处理、曲式手法均自成一派。在这部带有鲜明民族化色彩的作品身上，创作者使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惯用创作技法，是我国独有艺术规律和呈现方式的印证。所以，虽然可以用西方音乐分析手法来对其进行研究，但生硬的套搬西方音乐理论和专用术语则会显得牵强附会。
“民族音乐学最初形成于西方，有着丰富的西方理论支撑和严密的思辨逻辑，这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发展有很大帮助。但是，西方音乐技术理论不能恰当解释中国音乐的旋律、结构中的诸多问题。[3]”所以，为了挖掘我国音乐作品的内涵价值、推动音乐创作的创新发展、厚植我国的文化自信，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必需且关键的。而我国各地域的音乐资源是开展理论研究、创造学术成果的沃土，是中国特色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根本基础和深层动力。
如，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对天津及整个北方地区音乐进行采风、田野调查的同时，还对发源于福建泉州、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的南音进行考察、传习、研究，帮助师生们从本体创作、记谱方法、表演技巧、文化认知、史料功能等不同方面都取得了理论研究的进展和成果。
地域性音乐是中华文化、民族音乐之根，新时代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要更加主动将它们系统性引入到现代音乐教学中。这些多地域、多民族、多时期的音乐资源既有利于增强我国音乐教学的“内功”，形成新特色、新要素和新方法，推动地域性音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承。也有利于丰富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增强青年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接受，培育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引用
[1] 徐天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双重格局与本体内核——兼论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意义[J].音乐文化研究,2022(2):46-57.
[2] 刘晓映.陈怡合唱作品中的民歌元素分析:以无伴奏合唱《飞歌与跳乐》为例[J].四川戏剧,2015(5):115-117.
[3] 卢旸.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在东方崛起[M].北京:音乐周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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