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在《空山灵雨》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法，营造了别具匠心的意象，闪烁思想火花，升华哲理内涵，体现了极其丰富的文学意蕴和审美价值，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散文诗领域拓荒时期的成功范例。纵观其象征手法的运用，我们也不难发现东西方外来文化的积极影响。
散文诗的创作，既要有奇特的表现手法，引起读者的兴趣，还要以深刻的思想品格和深邃的哲理内涵，启迪读者的思索，共同展现文学意蕴和审美价值。象征手法是作家传达情感、表现思想、升华主题的一种最主要的艺术方式。于是着力于运用象征手法，构筑意象，便成了他们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成功运用象征手法，营造瑰奇的“诗的想象”，形成独特艺术风格，成就了其在中国现代散文诗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1]。正如郑振铎所言：这是“一朵绚丽耀眼的奇花”。
1 《空山灵雨》象征手法的运用
散文诗中的情态形象，并不只是生活中的视觉形象，而是经由作家情绪过滤与逻辑整合，成为作家主观意识的对应物，是客观物象与主观心象交构而成的艺术意象，是作者所理解的某种生活本质的一种隐喻式的概括。无论写人述事，还是状物绘景，都不过是作者内在情思的外化或自我品格的显现。丰富的象征手法，在许地山的小说里已是绽放出迷人的异彩[2]。对于散文诗这种更适宜象征驰骋的文学样式，许地山的象征力更是如鱼得水，越呈现出强大的张力，像是沙入蚌腹，孕育了颗颗珠玑。1.1 运用象征手法，闪烁思想火花
依据象征义需要，许地山精心设计了一幅幅自然、社会景象，构造出一个个虚实相生的艺术意象，让读者在观景中自然而然地联想出象征义来。《疲倦的母亲》就撷取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场面，简洁而又生动地描绘了孩子的天真好动、母亲的疲惫不堪，孩子的生机与母亲的倦意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新生力量对大自然不停的、新鲜的感受，跳跃于字里行间。诗的氛围和散文的白描，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融合，通篇又寓含着深刻的象征，融化着作家对社会的深邃感知。对酣睡母亲的担忧，对天真小孩的欣悦，都明显地体现了作者对当时国民未能觉醒的忧虑和对新生力量的朦胧感受。作者不满于沉闷的现状，冀望消除社会的黑暗，于是用母亲酣睡时孩子的清醒，寄托了自己的希冀。新世纪的曙光在许地山的眼帘里得到了微弱的折射。无独有偶，散文诗领域另一拓荒者刘半农，在《晓》这篇“算是第一首散文诗”中，于寓意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上，与《疲倦的母亲》不无类似：同是流露了对给死寂现实带来活力的新生事物的渴望和欣悦，同是表现了对昏沉、麻木国民的厌恶情绪。不同的是，《晓》先是着重描画车厢这一“沉闷国度”之外的美好的黎明景色，然后“现出那干—枯—黄—白—很可怜的脸色”，再于此之外，秀出一点亮光—那“两颊像苹果，映着朝阳”的小孩笑脸，完成了作者的深刻象征；《疲倦的母亲》则直接地把充满活力的孩子与昏昏入睡的母亲进行强烈的对比，从而得出“大人不如孩子”的结论，闪烁出剖析社会的思想火花。二位新文化启蒙者对光明与黑暗、现实与未来的诗意情怀，经象征的暗示，得到了含蓄而又深刻地表达。在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拓荒时代，《晓》《疲倦的母亲》这样思想深刻、技巧娴熟的作品，可算是凤毛麟角。
《疲倦的母亲》是以人的象征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思想，在《空山灵雨》中则更多的是以物的暗示来融合自己对人生、社会的认知和理解。《蝉》是一篇常被提起的作品。作者在百字的篇幅中，成功地运用了象征手法，优美、清新的语言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见解。整篇作品，作者不着一处主观议论，以纯明静谧的笔端作客观的描摹，勾画出蝉艰难历险的场景。也就在这场景中，那种对在死亡深渊边缘挣扎求生的弱小者的同情、怜悯，通过蝉这一生动的形象得到了含蓄的表现，主观见解用象征融化到了特定的形象描写之中。“蝉”这一意象的描写，既体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又使读者领略了艺术的美感，启发想象，引起思索。
与《蝉》的宠幸相反，《蛇》是一篇常被遗忘的作品，同样也体现着作者运用象征手法的功力。在《空山灵雨》中，人与物于此第一次产生了利害关系。人与蛇的相互威胁、惧怕，是这篇小景的主要内容。《蛇》中，作者虽然也作场面的描绘，但更多的是心灵感触的抒发，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索，自然地洋溢于场面之中。场面只是作者的象征外衣，真正引导读者深思的则是那篇未点睛之笔：“要双方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不是它伤了我，便是我伤了它。”此间人与蛇的利害关系，被许地山采用象征手法演绎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品的主题也由对生活小插曲的情感触动，升华为作者的社会主张。
如果我们视《疲倦的母亲》为对新生力量的渴望，《蛇》为对社会关系的探求，那么《光底死》则是体现了对民众愚昧的痛心。许地山以“光底死”象征了一个有济世雄才而又不为世所用的改良者的失败。虽然这是许地山以一种知识分子的眼光观察社会而得的感慨，不一定可取，但是他用于表现这种感慨的象征手法，却值得我们注意。作者依照散文诗创作的特征，运用了象征手法，让自己的人生观蕴藉地隐含于作品之中。“光”钟情于世间“能思维、能造作的灵体”而想“饶益”他们，虽遭误解、咒诅而终不悔。“光”宛然是一个先觉的探索者形象，愿为天下“诸有情”贡献自己的能量；然而“光”又是一个失败的探索者形象，终因人类的虽多情而愚昧，“诸大智者”的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而深感“烦闷”，绝望地浸身入海，以死亡来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
在《空山灵雨》中，有些篇章如《愿》《债》等虽有象征手法的运用，但通篇仍有说教之瑕，那么《光底死》就已经是成熟的象征主义作品了。象征形象而不枯燥，蕴藉而不晦涩，并焕发着哲理的光彩，既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又能引起人们的关切思索。作者于《愿》中表现的仅是热情的愿望，对于行动的计划和困难都还未想及，《债》中表现的是烦闷的思考，虽有了对自己力量的认知和对同路人的寻求，但也只是停留在思想的觉醒。《光底死》里作者就表现了一种匡时济世的实际行动，并且写出了无知民众和空谈“智者”等社会阻力的强大，隐约点出了作者所信奉的平民主义的失败。《愿》与《光底死》中“我”、《债》中容融，都是作者情感的化身，“光的母亲”与容融的“岳母”，则是作者观念上的代表。而二者结合，又是许地山其人活生生的整体。在此，作者也作了无情的自我剖析，“光”终没有被爱怜的“母亲”拖离苦世，容融也不是让多情的“岳母”留住佳宅，情感的许地山终于说服了观念的许地山，但情感的许地山的失败，更使作者产生了彷徨、苦闷和怀疑。
《山响》也是这种情绪的产品。读完《山响》，一种人生的空虚与渺茫，深深地颤动着读者的心弦。许地山借以表现这种情绪而引起读者共鸣的艺术手段，也是象征。作者把人视为四季的“天衣”，把群峰作为大自然的代表。“天衣”只是群峰的点缀，人的意志屈从于大自然的威力，并处于“那人可思议的灵”支配之下，人纯是无为之物。在这篇颇似寓言的象征作品中，作者把人拟物化，把物拟人化，通过彼此从属关系，反映出了作者的人生思考，虽然这种“无为”世界观落入了唯心论的窠臼。
1.2 运用象征手法，升华哲理内涵
许地山常描绘日常生活的某一片段或某一场面，用象征的笔墨加以点染，寄寓自己思考人生的哲理内涵。在以写现实事件为主的《别话》《三迁》《万物之母》《愚妇人》等文中，许地山借身边事、厝边景，或描摹世相，或抒发感慨，或倾吐爱憎。这类作品常以叙事开始，而以哲理升华作结。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还常常着笔于生活中极寻常的细小东西，巧用象征，生发自然，娓娓道来，遂成哲理。《落花生》，许地山舒展独特的想象双翅，撷取了与自己思想有相通之处的事物——朴实无华的落花生来作为寄托的对象，在对落花生这一普通事物的谈论中，于平凡中引出奇思异想，赋其以深刻的寓意，人生哲理通过恰当的独特象征得到自然的流露，从而获得了吸引、感染读者的力量，并引起读者深远的遐想，成为散文诗草创时期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成为语文教科书中的保留篇目。“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其语浅近，其意悠远。许地山从落花生引申而来的人生哲理，正与其父许南英先生“不愿汝纾青拖紫，祗愿汝秋蟀春鹒”的希冀同入一轨，成为一生中恪守、践行的“庭训”。
处于《落花生》另一端的《鬼赞》，虽是一篇多蒙责难的作品，但同样也体现了作者那种奇异的象征力。翻开鲁迅的《野草》，观阅《墓碣文》，我们就会惊心于作者那种奇特的象征。鲁迅以浪漫主义的笔法，想象构思了“我”与死尸对话，对坟中的死尸作了象征的描绘，透露他“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虚无主义思想，迸出鲁迅“反抗这实有的精悍痛苦的战叫”。许地山的《鬼赞》写于《墓碣文》四年之前，同样以奇特的象征，弹奏了一支群鬼礼赞死亡的唱和曲。这篇众说纷纭的散文诗，仁智之见，莫衷一是，或曰这是鼓吹佛教厌生乐死的“灭谛”，或曰以死的赞歌来反衬生命的可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奇特的象征手法，增强了《鬼赞》的艺术感染力。《墓碣文》《鬼赞》所表现的思想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迥异之点，但通过象征织成奇异的艺术图画，在近乎怪诞的幻境中揭示主题的表现手法，二者却是心有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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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手法的运用，使许地山的散文诗所含的哲理更显得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甚至在像《暗途》等具有故事情节因素的作品也都喻含着哲理探求，往往把读者由形象的欣赏引向理性认知的高度。
有些评论者认为“五四以后，在一部散文诗集中大量运用象征方法进行创作，是从《野草》开始的”，这种看法有失公允。早在《野草》之前，一些散文诗集就染上了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焦菊隐的《夜哭》，高长虹的《心的探险》，无不如此。许地山，作为现代散文诗领域的拓荒者之一，他以“落华生”为笔名结集、发表并出版的《空山灵雨》，已经大量而成熟地运用了象征手法，以此来抒情达意，暗示哲理。在许地山《空山灵雨》的四十四篇散文诗中，就有一半的篇章运用了象征方法进行创作，相当于《野草》全集篇目的总和。《空山灵雨》的结集、发表并出版，也远在《野草》之前。为此，我们可说，《野草》是散文诗象征手法运用的一座丰碑，但在一部散文诗集中，大量运用象征方法进行创作的不是始于鲁迅的《野草》，而是始于许地山的《空山灵雨》。
2 东西方外来文化的积极影响
许地山步入文坛之际，也正是中国思想界爆发一场东西文化论争之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许地山兼容并蓄，以求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互补，并将这种研究反映到作品中来。在《空山灵雨》中，我们感到了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影子间有隐现；同时也看到了东方古典文学的痕迹，古印度典籍“禽喻”的印记也时常滞留[3]。如果说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影响，运用象征手法表现思想品格和哲理内涵是散文诗早期创作的一个重要趋向，那么《空山灵雨》就是这一趋向的形象记录。2.1 西方文化的影响
如前所述，《蛇》是通过人与动物的平静相处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存，但这样的艺术手法运用，屠格涅夫早就进行了尝试，《狗》就是其最突出的体现者。《狗》描写的是“我的狗和我”在“猛烈可怖的暴风雨”里同舟共济，在死神降临前用心灵的窗户作最亲切的情感交流。《狗》与《蛇》同样运用象征手法，同样寓含一种人生哲理。只是由于二位作家世界观的不同，使这种人生哲理表现为相异的感情色彩罢了。许地山的《蛇》流露的是人与人“要两方面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这种虚无者的感知，而屠氏的《狗》展现了“一个生命跟另一个同样的生命，正在胆怯地互相接近”这种博爱者的心怀。许地山的《山响》以山峰的对话来透露人生哲理的象征手法，如同《蛇》之于《狗》，我们同样可以在屠格涅夫的《爱之路》上找到配偶。《对话》是屠氏散文诗中代表他消极乃至绝望一面的典型作品。屠格涅夫也是把人拟物化，比为“瓢虫”；把物拟人化，赋其以人的一切机能，把“少女峰”“黑鹰峰”作为大自然的象征，通过二峰对山脚景色变幻的观察，显示人间一切的毁灭。作品中透露出永恒的自然对于短暂人世的冷淡和残酷，这的确比《山响》更使我们不寒而栗。两篇作品，由于作者生活环境的不同，体现了不同的语言风格，但屠格涅夫、许地山对人生渺茫与世间虚无的共同感受，又使他们采用了共同的表现手段——象征。
对中国散文诗创作的影响与屠格涅夫并驾齐驱的波特莱尔，这位象征主义的开山祖师，在他的作品《哪一个是真的？》里别具匠心地把现实中的“福星”化为木棺里的鬼魔，并对一切的理想追求作了极端的否定。发出“‘理想’和毒花一样，眼看是美，却拿不得”感慨的许地山，与“被拴在那理想的墓上”的波特莱尔，思想也同属一宗。彼此之间的影响、借鉴，也是可以从两人的作品中看出来的。许地山的《鬼赞》其实就是一首虚无主义的颂歌，与波氏的《哪一个是真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2 东方文化的影响
许地山既是虔诚的教徒，又是严谨的宗教学者，更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他致力于调和作品中的宗教气息与文学意蕴，或古为今用，或推陈出新，使其散文诗作品呈现出奇采异趣和异域情调，显现出极为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4]。许地山散文诗中的象征和理趣，得力于他对印度文学的潜心研究。他对印度典籍中那些“含有诗歌及哲学底著作”予以很高的评价，誉为古印度“文艺底清泉”“沙漠里底绿洲”。在《印度文学》中，许地山对古印度典籍《歌赞奥义书》中那以“禽兽来启发人间”的“禽喻”极为推崇，创作时也多加创新活用这种东方的象征主义。《空山灵雨》中，寓言体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与宗教作品又有着重合之处，如《蝉》《蛇》《蜜蜂和农人》等都是这类典型。许地山作品的哲理意涵与东方古老文化“神秘的及哲学的色彩”，则有直接的师承，如《光底死》《疲倦的母亲》《落花生》等都是这类的代表。有时还将宗教意象植入特定语境，于精致的宗教意象领悟平凡的尘世意义，以智慧和情感赋予全新诠释，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意象，并有机地演化成一种个性化的人生哲理，以此彰显作品的文学意蕴和美学价值。如《梨花》《香》《七宝池上底乡思》等均属此类[5]。
3 结语
综上所述，东西方文化养分的吸收和融和，使《空山灵雨》具备了强烈的象征色彩和浓厚的哲理意味这一散文诗的艺术特色，体现了极其丰富的文学意蕴和审美价值，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散文诗领域拓荒时期的成功范例。沈从文在《论落华生》中强调：“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许地山为最本质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引用
[1] 许地山.许地山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闵军.简论象征散文及其象征手法[J].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04(2):42-44.
[3] 钱伟.浅论印度文化对许地山的影响[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2):45-48.
[4] 王新.许地山散文创作中的宗教情结[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42-43+107.
[5] 沈从文,凌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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