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已化成天下。[1]”文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人心智和思维方式的培养。我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从“知”和“行”的角度，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可划为：以“知”的层面存在的理解、认识、欣赏等；以“行”的层面存在的伦常纲纪、社会道德等两方面。它们共同形成了我国文化的整体。文化治理是一个极具弹性的概念。一方面它与“文化”相连具有浓厚的艺术、价值、思想意涵，另一方面它又兼具“治理”所蕴含的组织、多元、沟通等理念。国家文化治理是整体国家治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治理，但却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
文化治理是文化自身功能的挖掘，也是文化形式重新组合的表现。它处于把观念、制度、机制和技术容于一体的综合治理范畴。共同表现了国家整体治理的运作和个人文化能动性的表达。它作为一种“软”治理，既是文化内在规定性的逻辑表现，又是文化外在实践的逻辑反映。从本质上说，文化即“人化”，是人对自然的超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无限延展。这种“外化”，绝不是外在的机械力量所致，而是内在的人的精神和价值的外显。基于此，文化治理也绝不是外在的硬性治理，而是由内及外的深层的软性治理。
1 文化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发展演变
在涉及文化治理理论时，学术界经常论及的内容有：“文化霸权”与葛兰西、“治理性”与福柯、“文化的治理性”与本尼特等。他们的文化治理理论有一定可取之处。本尼特就讲：作为一种“作用平台”，文化衔接着个体才能和权力才能，处于社会关系以上，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文化远远超出了生活方式的范畴。这是第一次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对文化的产生和能发生作用的程度产生的思考。“文化治理”概念的较早提出是我国台湾学术界。而对此概念的认识加深和使用则是随着理论上的不断研讨激发的。作为相关研究的“热点词”，文化治理概念于2000年走上了我国台湾学术界的研究平台。从研究态势和文献检索来看，我国台湾最早涉及文化治理概念的文献是廖世璋《国家治理下的文化政策：一个历史回顾》（2002年）一文。“治理文化”即：用政策计划实施对文化的治理（另一个角度）构成了其主要观点。这不是对“文化治理”概念严格意义上的理解。这种研究缺陷，被以后的台湾学术界加以补充。
“文化治理”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国出现是2007年左右。随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在国家政策话语的指导下，“文化治理”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文化治理”的实践被极大推动。
《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是一篇突出治理在国家相关政策和管理层面实践的文章。作者郭灵凤是国内从学术上最早重视文化治理的学者。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的作者胡惠林认为，文化自身具备了治理性，其分流和拓展之一就是文化产业，它和国家治理相结合便是国内整体文化治理的表现。
吴理财强调，要从文化治理的视角关注公共文化及公共文化功能，追求市场、社会和政府多元素关系的组织与契合。他是国内较早从公共文化功能的角度研究文化治理的学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五位一体”的战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模式。包括国家治理整体设计和治理手段现代化在内的“全国性层面现代化”战略布局清晰展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高度权威的政府组织形式为核心，以“五位一体”为总体框架、以实现“两个百年”战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已经成型。随着文化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被写入十九大党章中，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培养文化思维，用文化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理念已成为执政党和执政者题中应有之义。
2 深刻理解用文化治理理念引领国家治理的重大意义
文化治理的前提是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培养科学的文化思维。新时期领导干部执政应当具备的思维方式包括：政治思维、文化思维、社会思维、经济思维、生态思维、制度思维等六个方面。其中，利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所获得的精神硕果武装人们头脑、辨明是非、统一思想、引领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是文化思维。文化思维是领导干部的根本思维。领导干部文化思维方式的养成与其治国理政能力的提升之关系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并用于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顺利推进，这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总书记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告诫领导干部要防止“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2]的问题。科学思维方式的养成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的全会。文化治理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文化是一个政党的旗帜。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每一部党的理论、每一次理论创新，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领导干部文化思维方式的养成离不开对用文化思维引领国家治理战略实施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党的四中全会提出，在今后由于我国制度决定的影响整体国家治理体系运作的多方面优势当中，我们尤其具有“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划时代的思想火炬、集大成的先进文化，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领导干部文化思维养成，必须做到一要真学。因为领袖思想是科学真理；二要真懂，因为领袖思想是根本遵循；三要真信，因为领袖思想是强大武器；四要真用，因为领袖思想是行动指南。要求领导干部能真真学懂、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努力做到领袖思想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完美统一。
3 用文化思维深刻理解和巩固执政党文化领导权地位
对“两个维护”“四个自信”“四个意识”的深刻理解是文化思维养成以及认识和巩固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集中表现。主流文化的稳定发展，国家总体文化安全战略的实施和深入，以及由此上升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在全局性工作当中的核心地位，都离不开文化领导权的稳定。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关键问题之一。就中国共产党对一个国家的领导权而言，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它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意义上的内涵，更主要的还体现在对文化发展的领导权上。这里的文化领导权又涵盖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内容，并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作为核心。文化领导权的最终目的，是让执政党的执政理论、发展制度、道路选择和发展目标，深入人心，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建构文化领导权并保持长期稳固，对一个政党来说，至关重要。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使用了“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表述来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通过”三个事关”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文化领导权问题被高度关注。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论中结合革命需求对意识形态观点的阐述，到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思想，到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论述”，直到习近平“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高度概括。文化领导权思想一直被不断阐述和完善。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这对领导干部的文化思维能力的提高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坚决地维护和加强文化领导权在我党全面领导权当中核心地位，引领我们伟大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
4 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中国人民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要努力寻找一条中国化发展路径的必然性。作为一种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熏陶和演进并强烈体现着本民族精神和气质的成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优秀思想、文化、理念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之后的文明硕果。这是一种总体表征，也是一种积淀。具有着民族性、历史性、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性的鲜明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总结出一条基本经验：就是用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理解、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根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之魂魄，深入人心。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需要不断汲取当下其他优秀文化的营养，另一方面还要保护好自身理论的纯洁性和特色。这面临着一种发展中的内在需求和“张力”。而传统的文化资源正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土壤。用深受中国人民熟悉的表达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成功典范。这种契合表现为，如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世界观与传统文化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间；马克思的辩证法和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和儒家思想主张的“躬行”等。“象思维”是一种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易经》中普遍用来表述各种理论的思维工具。它的特点是多用大众熟知的比喻、形象化了的事件来揭示高深的思想，简单明了、通俗易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广泛借用了“象思维”的长处和优势，它脱离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理论体系标准，创造出了一种具备“象思维”特点，通过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践的经验总结和高层指导，体现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发展所遵循的理念，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通过形象化的“说事”“辨物”追求大本大原，展现中国智慧。
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具备的特征。三“化”包涵了弘扬和保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与大众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丰富内容。我们通过三“化”的过程，使作为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更深层的中国文化底蕴，化成具有国家软实力特性的文化模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目标。
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来自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价值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它宣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用；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大众阐释和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便利渠道；为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和我国意识形态自信夯实了文化心理基础；参与和引领了我国重大的制度变革、国家治理完善的实践。
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具备了上述优秀的属性和禀赋。通过意识形态领域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和更深入的互动交融，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会更融入生活，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特质也会得以充分展现出来。相对于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言，它并不是在简单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土壤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永葆生机和活力。■
引用
[1] 杨天才,张善文.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周易/图书馆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1:3.
[2] 陈锡喜,丁晓萍,汪雨申,等.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图书馆目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11.
[3] 本报评论部.人民观点: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N].人民日报,2019-11-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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