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文

　　美国对于王安忆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的研究，美国已经成为对王安忆作品翻译最多，同时也是研究最为深入的国家之一。作为新时期中国享誉海外的女作家，王安忆的作数量众多，风格多变，其叙述风格也极具特征，这些都成为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1981年，《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收录了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小院琐记》，这是一个中国面向世界推介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作品的作品集，这也成为美国研究王安忆的起点所在。随后，王安忆的作品在海外传播呈现出蓬勃的趋势，先后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发行，在美国更是享负盛誉。《亚洲华尔街日报》将其称之为“属于上海的作家”，并且于2017年成为第三位获得美国华语文学最高荣誉奖“纽曼华语文学奖”的作家。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其对于女性细腻感情的描写，以及对于民族文化寻根的描写，成为对于海外读者的主要吸引力来源。而针对王安忆文学作品在美国的相关研究展开分析，同样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路径与具体实现特征的重要途径和依据。

1 寻根思路下的王安忆作品译介

王安忆的作品，在美国以多种形式实现了广泛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研究焦点的变化，而王安忆作品中的寻根文化，正是出现在美国对于王安忆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焦点。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中多见寻根思潮，这也必然成为影响其作品的重要因素。1988年，王安忆的第一个英文单行本《流逝》传至美国，并且引起了小说评论家阿梅尔·侯赛因的注意。随后，该评论家在《第三世界季刊中》发表了评论文章《变革催化剂》，其中明确指出了王安忆作品中的寻根色彩，“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主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契合”。1989年，王安忆的作品《小鲍庄》在美国发行，直接改变了美国汉学界的观点，曾经他们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手法多少有点固定的模式，从《小鲍庄》开始，这种认知开始被打破，对应的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因此更为深入。在针对王安忆作品寻根特征展开分析的过程中，美国汉学界也在同时将其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展开比较分析，王安忆的作品也正是在这种比较的过程中赢得了更大的海外市场。

　　从创作的角度看，寻根本身就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化思潮，这种思潮的存在，也必然成为影响王安忆创作的重要因素。其早期流向海外的作品中，也正是这种寻根文化，使其打开了海外文化市场。但是王安忆作品中的寻根意识，在美国，被当地学者认为是收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创作风格，具有一些西方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子。如霍华德·乔伊曾经指出：“《小鲍庄》中有着《百年孤独》的影子，孤独主题的书写以及魔幻色彩的呈现透露着对人类苦难的思考以及中华民族仁义之道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性主题。”当时梅仪慈是对于中国文学关注颇多的学者之一，同样也持有相似观点。当时美国学者对于王安忆的普遍认知，基本上都认定其与马尔克斯在对于孤独的表达上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对于现实生活的隐晦折射和作品中的隐喻和夸张，以及其他诸多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是这一类作家的本质共性。

　　实际上，王安忆的作品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共性，只能算是一种巧合，并不存在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姚斯曾经说：“文学接受是以满足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为基础，以接受者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型为先在结构。”当时美国汉学界看王安忆的作品，本身就有对魔幻现实注意先入为主的特征，因此在具体展开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而没有对王安忆的作品有所排斥，甚至于连对于异域文学的陌生感都比较少见，但是同时，这种先入为主的预设，也给美国汉学界展开王安忆作品研究的时候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偏见不可避免，有时候就连对于王安忆这样的异国他乡的作者的基本文化背景考证都有所省略。

2 从地域书写的角度展开王安忆作品译介

随着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不断传播深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汉学界对于王安忆的关注，开始从单纯的寻根，朝向具有地域书写的寻根文学角度转移。地域书写在文学领域，指的是作者笔下的特殊地域，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就是上海。但是这个上海，又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上海，而是透过王安忆的笔来描述的上海。当时美国汉学界对于地域书写的研究集中于《长恨歌》之上，以此作为核心点进行发散，也可以说，这个时候王安忆的其他诸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借了《长恨歌》的东风。在这个时期，《纽约时报》以及《出版人周刊》等都对《长恨歌》进行了关注，王安忆的作品，成为当时美国窥探中国上海的一个重要通道。

　　王安忆的这种地域书写，为西方提供了一个了解时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地域书写中包括了作者对于上海风土人情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观点和态度，因此当时的美国汉学界，一方面展开对于王安忆作品本身的研究，另一个方面也通过王安忆的作品展开了对于遥远东方城市——上海的还原分析。当时美国汉学界重要研究者白睿文将王安忆称之为“能够体现出上海都市文化与上海地域因素合力的中国女作家，可从她作品详尽描述勾勒的上海市民生活来找寻一个现代性的上海想象”。透过文学作品对于另一个世界的窥探，在美国学者中从未停止过，如上海纽约大学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莉娜·舍恩在他所撰写的《上海文学想象：变革中的城市》一书中，安排了专门的章节，来通过王安忆的文学作品来对上海的生活，以及民俗等文化要素展开分析。

　　如果说上一个方面，从寻根的角度展开对于王安忆作品的分析与研究，是针对文学作品本身，是关注于文学作品自身的风格或者其隶属的形态理论体系而进行研究，那么这种从地域书写出发的研究，就是透过作品本身去对作品内容的考察。在文学研究中，两个方面没有深浅先后之分，都是文学研究必然会产生的结果。研究人员不会拘泥于一个方面，对于另一个方面的关注是必然的。通常来说，先展开围绕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而后进行更为深入的内容研究，是译著的必然过程。对于王安忆的作品而言，在美国的研究同样如此，先是分析其文学特征和流派，而后则展开基于地域书写角度的分析，而在此之上，还会涉及诸如在读者审美方面的影响等。通过对这些描述上海生活细节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研究，西方的读者也在逐步触摸到王安忆作品的审美想象。审美想象的出现有与存在，一方面是异国读者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契机，另一个方面也为王安忆赢得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带来了可能。如果说地域书写是一种透过文学作品而展开的理性思考，那么审美想象就是感性认同。北卡罗莱纳州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罗宾·维瑟，就针对王安忆作品中的“弄堂”这个概念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弄堂作为结构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它是记载和形塑中产阶级逃离历史残酷进程的避难所”。这个描述虽然稍显刻板，但是与上海人心中的弄堂概念已经十分贴合。对于上海人来说，弄堂就是一个小社会，由邻里组成的一个小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集体性质的家的缩影。从这种描述中可以看到，美国对于王安忆作品的研究，是从地域书写这个阶段，逐步实现对于上海民俗文化的理解的。

3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主义

作为中国实力派女性作家的重要代表，王安忆的创作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本质上也代表着中国现代女性的自我蜕变与进步，这也成为我国将其作为作为重要推介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种新时期女性的蜕变，同样收到了美国汉学界的关注。1988年，巴洛就在《简介：性别写作，女权主义，中国》一文中，对于王安忆独特的女性视角有所分析，提出这一女性视角是对于父权制社会文化的一种解构，并且针对《小城之恋》中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进行了分析。巴洛对于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分析，在其后续的著作中还有进一步的深入，例如在《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女权主义》中，巴洛就针对后革命时期中国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展开了剖析。从总体上看，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直都成为吸引海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所在，其关注角度，不仅仅是透过作品考察女性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生存与生活状况，更加是透过作品考察女性本身的发展和蜕变。

　　王安忆作品传至美国的时间，与美国第三次女权运动大体重合，因此她作品中这种对于女性成长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女权运动的思路相一致，因此也从一个侧面成为促进美国社会对于王安忆作品的接受程度提升的因素。可以说，美国的女权运动，在其本身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在全世界各地寻找着同样需要迫切得到解放的其他女性群体，并且从这些群体中获取到认同和力量，而同样关注女性成长和解放的作品，包括王安忆的作品，在美国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都会得到关注和传播。这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女性共同体构建的一种特殊形态，虽然互相不认识，甚至没有接触，但是单纯从这些文学作品中都能够找到一种情感的归属。而王安忆的作品中，另一个被圈为重点的问题，就是作家对于性爱的描写，这间接反映了作家本身的态度，也成为美国学者考量中国社会中男女双方地位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凯特·罗斯针对王安忆作品中关于性爱的描写做出了分析，她认为这是中国女性对于传统文化压迫的一种反抗，传递了女性在新时期谋求解放和平等的意愿和态度。虽然美国的女权主义背景，给王安忆的作品带来一些东风，但是同时也给这些作品的分析带来一些不利之处。对作品解读的过程之中，必然会有一定的倾向，要去迎合当时美国社会上的认知倾向，从而产生过于偏激的结论。这些情况在很多文学作品传播到国外的时候都会发生，不可避免。原有的一些刻板印象，以及当时社会上的思潮，都必然会对作品的解读产生影响。

4 结论

王安忆的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是中国文学与女性文学在海外发展的双重影响之下的产物。其传播和研究路线，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诸如寻根，诸如魔幻现实主义先入为主的影响力，又诸如女权运动的兴起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展开对于王安忆海外传播的分析的时候，必须同时兼顾这些因素的影响，综合判断，才能获取客观结论。■

　　引用

　　[1] 王绚.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弄堂文化意识[J].名作欣赏,2022(2):26-28.

　　[2] 李莹,孙会军.《长恨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3):66-73.

　　[3] 吴赟.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J].社会科学,2012(9):185-192.

　　[4] 胡戈,张萍.王安忆《长恨歌》在美国的传播与中国形象[J].北方文学,2018(21):88-8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