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王注传到日本后，在古代与郑注并列为官学，日本最早的《周易》抄本与训点本《周易抄》便是以此为底本。中世的易学重镇足利学校，王注亦为传授易学的重要教材之一，所藏易籍也以王注本最善。江户时代，王弼注本大量翻刻和传播，以伏见版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采用版本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考查版本源流的同时描述版本形式，厘清了王弼注本的传播脉络，对研究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汉籍东传日本，不仅构成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极其重要的内容，创造了辉煌的东亚文明，而且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来不朽的贡献。在众多经典中，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之源的《周易》于6世纪传至日本，在日本文化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与其他汉籍不同的是，《周易》并不是一部“单一”的典籍或书目，不同历史时期的易学典籍，形成了一个一个动态的、历史的知识系统。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播的各家注本、所吸收的易学思想亦不尽相同，所以很难以“《周易》在日本的传播研究”一言以蔽之。在众多的《易》注中，王弼的《周易注》一扫象数之学和占卜迷信，开拓了义理易学的研究领域，被后人奉为圭臬，也是现通行本《周易》之底本。唐代孔颖达编纂的《周易正义》中评价曰：“《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弃汉儒，自标新学。”本研究在整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以王弼注《周易》为线索，对上古至近世王弼注《周易》传播史进项梳理，其最终目的是透过王弼《周易注》传播，展现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
1 王弼《周易注》的底本及演变
据《隋书·经籍志》载：“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由此推断，王弼《周易注》所用底本应是费氏《易》，属古文《易》。西晋以后，王弼《易注》日益盛行，逐渐取代了诸家之说，形成了王注独冠于世的学术局面。《隋书·经籍志》载：“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唐贞观元年（627年），颜师古、孔颖达等奉诏撰定《五经正义》，以王弼注为底本，编纂《周易正义》，为唐代《易》的标准版本。北宋时期，国子监将王弼《易》注和孔颖达《易》疏单独刻行，在版本学上，将单独翻刻的王弼《周易注》称为“单注本”、单独翻刻的《周易正义》称为“单疏本”。南宋时期，为了便于人们翻阅，刻经者便割裂疏文，将经注与义疏合刻为一体，于是出现了注疏合刊本，即《周易注疏》，其版本通称为“注疏本”。南北宋之间刻《周易兼义》“十行本”，是以王弼的《周易注》为底本，以孔颖达《周易正义》为经疏，并附有陆德明的音义。后历经多个朝代辗转翻刻，产生正德本、闽本（明嘉靖年间刊刻）、监本（明万历年间刊刻）、毛本（明崇祯年间刻）、武英殿本（清乾隆年十二年刊刻）等诸多传本，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的《周易兼义》（世称阮元校勘本）后，王弼注版本基本发展完备。2 《周易注》在古代日本的传播
关于《周易》传入日本的时间，可以日本最早正史《日本书纪》的记载为依据。《日本书纪》中《继体天皇纪》记载：“七年夏六月（513年）……贡五经博士段扬尔。”此为最早有关日本人接触易学的文献记载。在《日本书纪》中，亦有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以及孝德天皇颁布的诏书中，引用《周易》文句的记录。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文献记载过于零散，当时日本所接受易学的典籍的版本已无从考证，因此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周易》的传播在国家制度层面的儒学传授活动上。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标志着日本完成了律令制国家形态。之后养老二年（718年）颁布的《养老律令》是《大宝律令》的修正版，也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法令。作为该律令的官方注释书《令义解》规定了当时儒学的文教机构大学寮所讲授的经书种类：“凡经，《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凡教授正业，周易：郑玄、王弼注。”“（易）谓非是一人兼习二家。或郑或王，习其一注。若有兼通者，既是为博达也。”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在接受《易》时，主要是郑、王之注并立于官学的局面。另据小岛宪之考证，大学寮在实际教授《周易》时，王弼注本是使用最普遍的注本，王注在官学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究其原因，是这种注重郑王二注的习易之法，基本沿袭了当时中国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据《隋书·经籍志》载：“齐代唯传郑义，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隋书·儒林传》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河洛《周易》则郑康成。”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言：“（王辅嗣之注）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南北朝时期，郑王二注皆为易之显学，王注显于南朝，郑注显于北朝，而唐初易学以南朝为宗，故更重视王弼注。《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皆仿唐制，所以在保有南北朝以来的传统的同时，自然更注重王注的传授。
平安时代编纂完成的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藤原佐世撰，成书于宽平年间(889—898年)）其一“易家”著录朝廷各机构所藏易著，共计33种（177卷）。其中所辑录的 “周易十卷[魏尚书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韩康伯注系辞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周易正义十四卷[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等均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或《新唐书·艺文志》中有所记载。日本现存最早的《周易》写本是宇多天皇的《周易抄》。该写本是宇多天皇学易时的笔记，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具体的成书时间不明，约为宽九年（897年）左右。《周易抄》抄出了《周易》的经文以及注文（王弼注、韩康伯注），并且附加了注释和训点共258条。该写本也是日本最早的汉籍训点资料。据笔者统计，《周易抄》共有与现行清嘉庆年间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共有异文34处。其中除一定数量的漏抄、错抄的条目外，据河野美贵子在考证，引自《咸·上六·象》“腾[竞]”中的“腾”字（宋本《周易注疏》和阮元《十三经注疏》作“滕”、英藏敦煌S.6162《周易》为“腾”）等异文与敦煌出土的写本一致。因此《周易抄》中有可能存在保存宋刻本以前的写本时代的异文，是校勘《周易》经文和注文时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总之，在古代易学是颇为冷门的学问，易学典籍仅仅在贵族之间进行传播和研究。但王弼《周易注》依然作为官学教材使用，宇多天皇的《周易抄》也是日本最早的汉籍训点本，亦可见作为中国易学经典的《周易注》在日本古代的影响力之大。
3 《周易注》在中世日本的传播
中世日本又被称为“五山时代”。文化的主宰者主要是僧侣阶级或是僧侣知识分子，五山禅僧是时期汉籍东传的主力。禅僧认为《周易》可以助其修行，故尝试引《易》说佛，但所用多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程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周易启蒙》等新注。而作为官学代表、易学重镇的足利学校，则大多采用汉唐就注。足利学校是一所位于足利町（今枥木县足利市）的汉学学校，相传为镰仓时代足利义兼创立。15世纪，关东领主上杉宪实贡献出自己的田地和藏书，又聘禅僧快元和尚出任庠主，使此地成为全日本的易学中心，极盛之时，弟子多达三千余人。足利学校以汉唐古注为主，新注为辅，尤其重视王注。无论从数量还是文献价值来看，其所藏易学典籍均以王弼注为最善。宋刊本《周易注疏》，堪称足利学校所藏汉籍之首。共十三册，每半叶有界八行，每行十六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注文双行，每行十八字或十九字。避宋讳缺笔至宋高宗“构”字，由此推断应为南宋初年刊本。此本原为南宋诗人陆游第六子陆子遹旧藏。《周易注疏》卷十三末第七行界内，有足利学校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手题“识语”，记录了当时讲易时的情景：“口化大隅产九华叟，周易传授之徒百人，百日讲席十有六度，行年六十一书之。”由此亦可窥见当年学易之风颇盛。卷十三末第四行界内有九华墨书“永禄庚申六月七日平氏政朝”一行。此处年月日，正与当年上杉九华在相州（今神奈川县）向北条氏讲授《周易》的时间相合，由此可推断该书为九华讲易时的教材。严绍璗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指出：“此本《周易注疏》实是最初的注疏合刊之一，目前不仅日本无第二本收藏，国内原铁琴铜剑楼藏本，亦系后印本，顾于汉籍史上至为贵重。”
除该注疏本之外，足利学校还藏有4部王弼的单注本，分别为：
《周易注》全五册，魏王弼撰，后花园天皇永享九年（1437年）据宋刊本抄写，每半页有界七行，各册袋缀装。卷第二尾题“足利学校常驻易学之徒置之”，卷第五册题曰“足利学校常驻易学之徒寄进”，此本现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周易注》全三册，魏王弼撰，古写本。有“足利学校”印记，末题“庆长壬子年（1612年）睦子叟在庠之日书”。睦子叟为足利学校第十一代庠主，此书应为其在任期间讲易得教本。
《周易注》三册，魏王弼撰，古写本。附《周易略例》（魏、王弼撰）一卷，益卦之后缺失。
《周易注》一册，以王弼注本为底本，仅抄录经文，夬卦至未济卦缺失。
除足利学校外，中世所传王注写本还有残本六卷，其中卷二、卷六为室町时代补写。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今藏于东京田中穰处。另有后小松天皇（北朝）永德四年（1384年）八行写本，现存卷七至卷十一，有“御本”印记，今藏于蓬左文库。
4 《周易注》在近世日本的传播
日本易学在近世进入全盛期。当代易学家今井宇三郎评曰：“江户时代在幕府的儒教政策支持下，于易学、易筮方面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据吴伟明统计，近世日本易学著作共有1082种，包括413名作者，居所有儒家典籍之首。究其原因，首先是德川幕府“偃武修文”的政策，使儒学得到了普及，比起中世依附于佛教的架构内，儒学在近世作为独立的学问，形成了高度发展的态势。同时，近世印刷技术的革新，使得印刷业得以飞速发展。以出版为职业的书肆开始在京都激增，进而扩展到其他城市，使得各种类型的文化都能透过书籍而大众化。整个日本近世共刊印中国历代易学著作69种（162版），基本包含了大部分中国重要的《周易》注本。其中，刊印《周易郑康成注》（东汉郑玄）1版、《周易注》（魏王弼、晋韩康伯）16版、另《周易正义》（唐孔颖达）1版、《周易注疏》（魏王弼、唐孔颖达）1版、《周易兼义》（魏王弼、唐孔颖达、唐陆德明）1版、《易传》（北宋程颐）5版、《周易本义》（南宋朱熹）11版、《易学启蒙》（南宋朱熹）11版，《周易传义》（合程朱易注、南宋董楷）15版。由该数据可以看出，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新注此时已经成为日人接受易学的主流，而汉、唐古注则呈现衰落的趋势。程朱之注成为江户时代最热门的著作，合计刊印版次总数最多，朱熹的《周易本义》更是于1688年被用作官方最高儒学学府昌平校的教材。然而，在新注大行其道的环境下，王弼注《周易》仅单注本就刊印了16次之多，注疏本和《周易兼义》也有重版，是近世单本刊印最多的著作。据武田勘治在《近世日本学习方法研究》中考证，当时的文教机构在传授《周易》时，在易学的注释书方面，最基本的注解本就是王弼的《周易注》，林罗山、山崎闇斋等大儒皆曾为其施加过训点。至于进一步学习新注或古注，则视学派而定。如受朱子学派影响的会津藩藩校日新馆，初学者读王弼《周易注》，年俸五百石之长子需另读《周易本义》。因王注在古代、中世已广泛传播，且备受日本人喜爱，至近世已经成为易学入门的必备教材，其传播已趋于成熟化，普及度也最高。东京、大阪或京都的书商重版做商业贩卖，幕府以及诸藩亦印刷做文教之用，该重版数量反映出王弼注本作为入门教材强大而稳定需求。以下为笔者整理的近世王弼注本的刊印状况，如表1所示：
表1 近世日本刊印王弼《周易注》各版本情况
在以王弼注《周易》各刊本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伏见版”。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幕府之后，宫廷讲学之风高涨，书刊文献大量刊印。在官版方面，最著名的是后阳成天皇于后水尾天皇的“元和敕版”以及德川将军家刻本“伏见版”和“骏河版”，是为近世三大官版 。该本《周易古注》是德川家康下令，由足利学校主持闲室和尚以及禅僧承兑负责完成出版计划，采用活字大量印刷，对《周易》的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伏见版”向来以校刊严谨，编纂考究著称。闲室和尚在足利学校期间，于唐钞宋刻，见识甚多，在“伏见版”的刊行中，提出了“以数本考正”“或版行有讹误，或文字有颠倒，以亡加之，以余删之”的原则。该本以足利学校四部《周易注》以正德本、闵本、毛本、监本《十三经注疏》、永怀堂《十三经注本》等校勘，并有“注记”，该“注记”后在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凡例中全部抄录。除“伏见版”《周易古注》外，井上蘭壹标点的《周易王注》，林罗山标点的《周易抄》、后藤芝山标点的《周易》以及北條凤庵标点的《周易》在民间也深受欢迎。训点者大多是全国著名的儒学者，经过他们标点的版本在市场上有一定的销量保证，也给社会根基未稳的新兴儒者一个可观的收入来源。
《周易》在近世日本大放异彩，各派的易学思想百家争鸣，在东亚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著作数量和水平上来看，学者著作及和刊本数目在日本史上是空前的。其中《周易注》作为基础性的教材，其传播和普及的程度，从印刷数量和影响力中可见一斑。
5 结论
严绍璗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曾将汉籍日传的途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以朝鲜半岛为自然通道的人种交流形式（6世纪—8世纪末）；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形式（8世纪—12世纪）；以五山禅僧为主体的传播形式（13世纪—16世纪）和以长崎贸易为主要渠道的传播形式（17世纪—19世纪中叶）。而纵观王弼《周易注》在日本的传播历史，可以看出日本接受易籍的过程中始终与中国存在着近二百年的差距——6世纪至8世纪的飞鸟奈良时代，以吸收王弼、郑玄注为主，与魏晋南北朝文化会和；9世纪至12世纪的平安时代文化，主要以吸收王弼《周易注》和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为主，与唐文化会和；13世纪至16世纪的五山时代，主要以《周易注疏》为主，与宋文化会合，至江户时代，印刷业空前繁荣，王弼《周易注》主要以印刷的形式作为易学的基础性教材广为流传。在版本学上，宇多天皇的《周易抄》是日本最早的《周易》写本，也是日本最早的汉籍训点本。足利学校所藏宋刊本《周易注疏》是足利学校藏汉籍善本之首，亦被指定为“日本国宝”。近世易学成为显学，和刻本《周易古注》更是作为官版在昌平癀使用。本文对王弼注《周易》自六世纪传入以来到近世千余年的传播历史进行梳理。今后通过这些资料的分析，进一步探讨研究东亚学术与汉字文化的特征,也要重新发现这些贵重文化遗产的更多价值。■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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